"狂言人道臣当烹":你真的不知道胡适当年有多"狂"

胡适的"狂"是与其发光发热的青春年华同在的;同时胡适的"狂"又使其批判力与创造力表现得更加酣畅淋漓。

胡适的"狂"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胡适的"狂"往往是躲在某些事情或事件的背后,人们往往看到了事情或事件,而忽略了胡适的"狂"。


其实,哪怕是与晚清那些最著名有狂人气象的名家相比,当年胡适的"狂"都绝不会逊色。

留学时期的胡适有次看到林纾的文章,就直接把这位古文大家的文章当成是中学作文给批改了,在文章中一连痛批了四五个"不通"。其中的一个"不通""方姚不之踣",成为后来对林纾主张最有力的一击,并且成为了三十年代北大的一个语文高考试题。这种事一般人能做的出来吗?

胡适在留学期间就已经与看不顺眼的"南社"接上了火,弄得当时名噪大江南北的柳亚子也是没有办法。后来的胡适就直接指责"南社"的诗作"淫滥",这不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吗?胡适就敢这么蛮干。

先看看胡适写的关于孔子与儒家的两首诗吧,均写于豪情万丈的留学时期。

《孔丘》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


孔子变成了"孔丘",直接指名道姓;同时一部《论语》只自以为是提炼了两句话,就给处理抛弃"废"了,不"狂"而何?

胡适还有一首小诗写道:

推倒邵尧夫,烧残"太极图"。

从今一部《易》,不算是天书。

胡适写这首诗的原因是"作《孔子名学》完,自记二十字"。只因为刚写完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似乎已解答了世界和人类的一大难题,马上就要"推倒"宋代理学的开山人物,"烧残"其代表作,胡适那份冲天的雄心壮志,可以想见。

胡适生命最深处躁动着一种"狂性",他留学期间的朋友梅光迪捕捉到了,梅光迪把胡适当作是豪放派辛弃疾、陈亮一类人物。


梅光迪1912年3月5日致胡适:"来书言改科一事,迪极赞成。……足下之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将来在我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梅光迪最后一句祝愿的话,在后来果真变成了现实。

胡、梅友谊持续了四五年时间,终因他们在文言白话问题的激烈争执,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更由于胡适的自负坚执、"狂"性逼人,梅光迪与这个"今世之最爱我者"胡适最终断绝了往来。

梅光迪1916年8月8日给胡适一封长信:"足下前数次来片,立言已如斩钉截铁,自居为'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矣。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子当以强硬往。"

以"强硬"对"强硬",友谊的小船焉有能承受之理?

胡适在留学时期写过不少表达"狂"性豪情的古体诗词。胡适的凌云之志与书生意气都在其中。


胡适有表达"傲骨狂思"的《满庭芳》:"多谢殷勤吾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晚日,指点过湖堤";胡适还有表现"十月革命"壮阔气象的《沁园春》:"'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胡适"狂"性色彩最重的一首词是《沁园春 誓诗》。胡适差不多要成为改天换地的"造物主",而且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该词这样写道: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 落日尤奇。春去秋来,干卿其事,何必与之为笑啼?吾狂甚耻,与天和地,作个奴厮。

何须刻意雕辞。看一朶芙蓉出水时,倘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言之无物,何以文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胡适此词前后修改约十次,但愈改愈文,而无"野心"矣。胡适说"后来回头看,还是原稿最好",所以《尝试集》用的是最初的原稿。


人们看《尝试集》,只注重其中的新诗,关注其在新文学史中的首创地位。其实在《尝试集》被胡适当作"陪衬"的旧诗词部分,才埋藏着胡适当年最为真实的"狂"性声音。

胡适1916年8月4日有《再答叔永》一信,此信最后,胡适写有一诗:

"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

人言未足为轻重"。足下定笑我狂耳

这首不长的小诗就有两个"狂"字。"狂言人道臣当烹",此典起于"狂生""高阳酒徒"郦食其,成于汉武帝时主父偃。主父偃有一句著名狂言,"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当五鼎烹"。

胡适以此诗表达了自己倡导白话义无返顾的决心。

胡适早年的"狂"大致可分两个阶段:一是在美留学时期;一是《尝试集》出版前后。实际上直到胡适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后,依稀还可以从胡适身上看到"狂"的痕迹。


胡适在一封信件中,这样说明自己著作的开天辟地价值:

"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只是这帽子够高够大,如果没点"狂"性还真难以办到。只是胡适的这段自我评价,并非是醉话不靠谱。

进入中年特别是成了过河"卒子"以后的胡适,其年少时的"狂"性基本上已被岁月的沧桑与自身的修养所融释,但还不能说一点印迹都没留下。

何炳棣《我与胡适的交往》一文最有价值之处,就是为晚年胡适之"狂"留下了一幅晚景照。何炳棣没有用"狂"字,他用"胡先生的另一面"来表达。何这样写道:


"胡先生一生虽以博雅宽宏,处世'中庸'著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

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而这一面是一般有关胡先生书文中较少涉及的。为存真,逐条忆录先生原来语句,随之以笔者的补充和诠释"。

在该文中,胡适自称"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还有"陈寅恪就是记性好"等说法,都让何炳棣对胡适有"粗犷不拘"之感。

中年以后,胡适的"狂"已经被他的"博雅宽宏"所包裹,只是使人不觉其"狂"而已。

"狂"是与胡适的青春岁月是同在的,"狂"给了胡适一个非常阔大的境界;同时也赋予了胡适非同寻常的使命与担当。胡适在留学时期立志要做"国人导师",他在日记中写道:

"吾平生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吾所不能,人其舍诸";"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


但胡适又是一个理性异常强大之人。"狂"与"理性"在胡适性格与行为中都有着相当鲜明的体现。

在胡适的学术思想上,"狂"与"理性"都分别有自己的领地。胡适在学术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那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笔者揣测,"大胆假设"就是由"狂"的一面来主导,而"理性"主导则是"小心求证"。

胡适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强大"理性"能够驾驭"狂"这匹烈马,使其走向人格光明的大道。

胡适最终使自己的心性与心胸都走向了宋代理学所谓"心宏"与"含弘"的大境界。


参考文献:

《胡适留学日记》

《胡适文集》

《尝试集》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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