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言人道臣當烹":你真的不知道胡適當年有多"狂"

胡適的"狂"是與其發光發熱的青春年華同在的;同時胡適的"狂"又使其批判力與創造力表現得更加酣暢淋漓。

胡適的"狂"如果說有什麼特點的話,就是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胡適的"狂"往往是躲在某些事情或事件的背後,人們往往看到了事情或事件,而忽略了胡適的"狂"。


其實,哪怕是與晚清那些最著名有狂人氣象的名家相比,當年胡適的"狂"都絕不會遜色。

留學時期的胡適有次看到林紓的文章,就直接把這位古文大家的文章當成是中學作文給批改了,在文章中一連痛批了四五個"不通"。其中的一個"不通""方姚不之踣",成為後來對林紓主張最有力的一擊,並且成為了三十年代北大的一個語文高考試題。這種事一般人能做的出來嗎?

胡適在留學期間就已經與看不順眼的"南社"接上了火,弄得當時名噪大江南北的柳亞子也是沒有辦法。後來的胡適就直接指責"南社"的詩作"淫濫",這不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嗎?胡適就敢這麼蠻幹。

先看看胡適寫的關於孔子與儒家的兩首詩吧,均寫於豪情萬丈的留學時期。

《孔丘》

"知其不可而為之",亦"不知老之將至"。

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


孔子變成了"孔丘",直接指名道姓;同時一部《論語》只自以為是提煉了兩句話,就給處理拋棄"廢"了,不"狂"而何?

胡適還有一首小詩寫道:

推倒邵堯夫,燒殘"太極圖"。

從今一部《易》,不算是天書。

胡適寫這首詩的原因是"作《孔子名學》完,自記二十字"。只因為剛寫完博士論文中的一部分,似乎已解答了世界和人類的一大難題,馬上就要"推倒"宋代理學的開山人物,"燒殘"其代表作,胡適那份沖天的雄心壯志,可以想見。

胡適生命最深處躁動著一種"狂性",他留學期間的朋友梅光迪捕捉到了,梅光迪把胡適當作是豪放派辛棄疾、陳亮一類人物。


梅光迪1912年3月5日致胡適:"來書言改科一事,迪極贊成。……足下之材本非老農,實稼軒、同甫之流也。……將來在我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梅光迪最後一句祝願的話,在後來果真變成了現實。

胡、梅友誼持續了四五年時間,終因他們在文言白話問題的激烈爭執,各執己見、互不相讓,更由於胡適的自負堅執、"狂"性逼人,梅光迪與這個"今世之最愛我者"胡適最終斷絕了往來。

梅光迪1916年8月8日給胡適一封長信:"足下前數次來片,立言已如斬釘截鐵,自居為'宗師',不容他人有置喙之餘地矣。夫人之好勝,誰不如足下。足下以強硬來,弟子當以強硬往。"

以"強硬"對"強硬",友誼的小船焉有能承受之理?

胡適在留學時期寫過不少表達"狂"性豪情的古體詩詞。胡適的凌雲之志與書生意氣都在其中。


胡適有表達"傲骨狂思"的《滿庭芳》:"多謝殷勤吾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頻相見,微風晚日,指點過湖堤";胡適還有表現"十月革命"壯闊氣象的《沁園春》:"'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胡適"狂"性色彩最重的一首詞是《沁園春 誓詩》。胡適差不多要成為改天換地的"造物主",而且要"為大中華,造新文學"。該詞這樣寫道: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 落日尤奇。春去秋來,幹卿其事,何必與之為笑啼?吾狂甚恥,與天和地,作個奴廝。

何須刻意雕辭。看一朶芙蓉出水時,倘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言之無物,何以文為?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胡適此詞前後修改約十次,但愈改愈文,而無"野心"矣。胡適說"後來回頭看,還是原稿最好",所以《嘗試集》用的是最初的原稿。


人們看《嘗試集》,只注重其中的新詩,關注其在新文學史中的首創地位。其實在《嘗試集》被胡適當作"陪襯"的舊詩詞部分,才埋藏著胡適當年最為真實的"狂"性聲音。

胡適1916年8月4日有《再答叔永》一信,此信最後,胡適寫有一詩:

"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

人言未足為輕重"。足下定笑我狂耳

這首不長的小詩就有兩個"狂"字。"狂言人道臣當烹",此典起於"狂生""高陽酒徒"酈食其,成於漢武帝時主父偃。主父偃有一句著名狂言,"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

胡適以此詩表達了自己倡導白話義無返顧的決心。

胡適早年的"狂"大致可分兩個階段:一是在美留學時期;一是《嘗試集》出版前後。實際上直到胡適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出版後,依稀還可以從胡適身上看到"狂"的痕跡。


胡適在一封信件中,這樣說明自己著作的開天闢地價值:

"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自己給自己戴高帽,只是這帽子夠高夠大,如果沒點"狂"性還真難以辦到。只是胡適的這段自我評價,並非是醉話不靠譜。

進入中年特別是成了過河"卒子"以後的胡適,其年少時的"狂"性基本上已被歲月的滄桑與自身的修養所融釋,但還不能說一點印跡都沒留下。

何炳棣《我與胡適的交往》一文最有價值之處,就是為晚年胡適之"狂"留下了一幅晚景照。何炳棣沒有用"狂"字,他用"胡先生的另一面"來表達。何這樣寫道:


"胡先生一生雖以博雅寬宏,處世'中庸'著聞於世,但由於他深深自覺是當代學術、文化界的'第一人',

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獷不拘、恣意戲謔、大失公允的一面,而這一面是一般有關胡先生書文中較少涉及的。為存真,逐條憶錄先生原來語句,隨之以筆者的補充和詮釋"。

在該文中,胡適自稱"中國二十世紀文藝復興之父"、還有"陳寅恪就是記性好"等說法,都讓何炳棣對胡適有"粗獷不拘"之感。

中年以後,胡適的"狂"已經被他的"博雅寬宏"所包裹,只是使人不覺其"狂"而已。

"狂"是與胡適的青春歲月是同在的,"狂"給了胡適一個非常闊大的境界;同時也賦予了胡適非同尋常的使命與擔當。胡適在留學時期立志要做"國人導師",他在日記中寫道:

"吾平生大過,在於求博而不務精。蓋吾返觀國勢,每以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吾之天職,吾對於社會之責任,唯在竭吾所能,為吾所能為,吾所不能,人其舍諸";"自今以往,當屏絕萬事,專治哲學,中西兼治,此吾所擇業也"。


但胡適又是一個理性異常強大之人。"狂"與"理性"在胡適性格與行為中都有著相當鮮明的體現。

在胡適的學術思想上,"狂"與"理性"都分別有自己的領地。胡適在學術上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說法,那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筆者揣測,"大膽假設"就是由"狂"的一面來主導,而"理性"主導則是"小心求證"。

胡適最為可貴之處在於,他的強大"理性"能夠駕馭"狂"這匹烈馬,使其走向人格光明的大道。

胡適最終使自己的心性與心胸都走向了宋代理學所謂"心宏"與"含弘"的大境界。


參考文獻:

《胡適留學日記》

《胡適文集》

《嘗試集》

《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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