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後的秦地，基層行政建制是這樣的：縣下設倉，倉下設保障所；縣令改稱縣長，倉裡的頭目稱總鄉約，保障所的頭目稱鄉約；保障所是最低一級行政機構，管轄十個左右的大小村莊。縣府半個月的任職培訓一畢，鹿子霖出任白鹿倉第一保障所鄉約。事情好玩的是，白嘉軒在姐夫朱先生那裡討教沒有了皇帝，百姓可該怎麼活的時候，朱先生給了他一紙《鄉約》。《鄉約》條文和鄉約官職成了對比，白嘉軒和鹿子霖兩個鄉土人物成了對比。如生命體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對比著，也糾纏著，擰巴著。
白嘉軒和鹿子霖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個性鮮明的鄉土人物。他們的差異，比比皆是。譬如面相：白嘉軒和他的孩子們整個面部都努力地鼓出來，鼓出的鼻樑，鼓出的嘴巴，鼓出的眼球，無一處不鼓；鹿子霖和他的孩子們是長條臉，高額頭，深陷的眼睛，長長的眼睫毛，統直的鼻子，俊俏的嘴角。譬如孩子的教育：鹿子霖的兒子鹿兆鵬和鹿兆海提出到城裡的新式學堂唸書，鹿子霖是爽快答應；白嘉軒對兩個兒子要求的答覆是把舊衣裳換上，明早跟著他們的三伯長工鹿三下地務農去。白嘉軒的觀點：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咱家有咱家的活法，咱只管按咱的活法兒做咱要做的事，不要看也不要說這家怎個樣那家咋個樣的話。
白嘉軒還有一個觀點：聖人能看一丈遠的世事；咱們凡人只能看一步遠，看一步走一步。他的這個觀點是有感於拆不散黑娃鹿兆謙和田小娥的姻緣對黑娃的父親鹿三的感慨：像黑娃這號混沌弟子，一步遠也看不透，眼皮底下的溝坎也看不見，你急也不頂用，只能讓他瞎碰瞎撞，也許能碰撞靈醒過來。
白嘉軒的觀點無疑是生活的提煉。可問題的困難在於誰是聖人誰是凡人，這世間沒有一種試紙，簡單一測，便能區分出聖人凡人。凡人在行事的時候，也是自認為自己聰明得很吶。時世的舞臺上，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角，唱唸做打，各各都在出演著生命的本真精彩。饒是聖人朱先生，也不例外。
反正後滋水縣第一任縣長史維華開始徹底清查本縣土地和人口，保障所造冊，各倉到縣府加蓋公章，一畝一章，一丁一章，按土地和人頭繳納印章稅。賦稅重清廷，苛政猛於虎，白嘉軒在原上發動起了把農耕器具上交縣府不做莊稼的“交農”事件。事件的結果，史維華罷免，何德治接任，但參與起事的除白嘉軒外，其餘七個人作為鬧事主犯給逮捕拘押。白嘉軒的感覺，摔了個平跤。是朱先生給張總督的一封信，幫助白嘉軒救出了人。當然在救最後一個三官廟和尚的過程中，白嘉軒也花費了銀元走動了法院院長太太的後門兒。
新上任的何德治縣長成立了滋水縣參議會，白嘉軒被聘請為參議會議員。他還在猶豫呢，豈不知姐夫朱先生已應下了這個角色。這大概就是白嘉軒認為的一步遠和一丈遠的差別吧。一丈遠又如何？白鹿書院隨著白嘉軒的兩個兒子白孝文和白孝武背鋪蓋捲兒回家，正式宣告關閉。滋水縣籌建起第一所新式學校初級師範學校，朱先生勉強受又一任縣府彭縣長的聘請出任教務長。一個關閉一個開張，一個謝幕一個出任，轉換的當口，朱先生的心情，怎一個複雜了得啊！社會的更替，時代的變遷，無論個人做如何的選擇，但知識分子這個族群，無疑是最敏感的。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敏感是良心的展現。
作為新式知識分子的鹿兆鵬是敏感的，所以他回到故鄉白鹿原出任新制縣立初級小學的校長。在小學校自己的校長辦公室裡，鹿兆鵬派一位學生喚來了和田小娥住在村東頭破窯洞裡不被村人正眼看待的黑娃鹿兆謙。一向不敢進學校大門的黑娃鹿兆謙，在鹿兆鵬這裡得到了自己自由戀愛的肯定和讚賞。鹿兆鵬還給黑娃講解了目前的革命形勢，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北上節節勝利，北京軍閥政府糾集全國的反動派阻止革命軍北上。具體到西安，守城的李虎楊虎二虎將軍是革命軍，圍城的劉家鎮嵩軍是反動派軍隊。駐紮在白鹿倉的鎮嵩軍楊排長部整天只幹一件事，逐村兇惡徵糧，不論好地壞地，一畝地一斗麥子，三天交齊。當然，黑娃聽說，他們還糟蹋有姿色的女人。鹿兆鵬發動黑娃，放一把火，燒糧臺個乾淨。
燒糧的結果換來的是變本加厲的徵收，一畝一斗一人一斗，地點搬移至鹿兆鵬的學校。楊排長拿三個要飯的頂替放火的“白狼”射殺表演了一場，而真正的白狼黑娃、鹿兆鵬和一年前來到鎮上開裁縫店的韓裁縫卻毫髮無損。時間走到了公元1926年，一茬新人已長大，他們開始登上鄉土大舞臺。不是朱先生的舌退清兵二十萬，不是白嘉軒雞毛傳帖組織的“交農”事件，而變成了鹿兆鵬、黑娃他們。
無疑，朱先生對這一切也是敏感的。他鎮靜地接受著串通好到城裡或者省外投考的生員的告別無一例外地送他們到書院門口，他甚至催促生員們離開到最後只剩下白孝文兄弟等幾個中堅生員時索性關閉了書院，他也一度走進本縣最高級別的新制學校出任教務長。但他幹了半年就向彭縣長提出辭呈。彭縣長竭盡挽留之能事，是經費不足還是學生鬧事等等。朱先生朗笑著否認縣長猜疑，離開純屬個人原因。他自嘲說，我自知不過是一隻陶缽。旋又給不明白的彭縣長解釋，陶缽嘛只能鑑古，於今人已毫無用處。彭縣長誠懇地糾正朱先生的觀點，留他到縣府任職。朱先生表示自己想做一件適宜自己做的事：重修縣誌。
可以想象朱先生重修縣誌的心境，又不能完全想象朱先生重修縣誌的心境。以他的影響力，他完全可以投身到翻滾的生活中追名奪利，然而他卻選擇了一條清貧而孤獨的生活。多年以後，當後來者看到朱先生重修的縣誌時，他會不會發出一個知識分子敏感的慨嘆：當許多人都在賞新的時候，鑑古就顯得難能可貴；當許多人都在開來的時候，繼往就顯得難能可貴；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生生不息，就是有人願意站出來做許多人不願、不屑、不能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