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頭牛，生活在印度是幸福的。眾所周知，印度教徒祟拜牛與猴，它們擁有神一般的地位。街巷廟宇，城郊野外，悠閒逍遙的“神牛”、囂張跋扈的“神猴”隨處可見。牛兒四處亂逛，阻礙交通，猴兒欺凌小販，騷擾人群的現象司空見慣，但印度人對這兩樣神物有著極高的忍耐度。
準確地說印度教所尊奉的“聖牛”為“印度瘤牛”，並非水牛。在教徒們看來，牛身上每個部位都住滿了神靈。常有教徒在牛面前匍匐於泥地虔誠祈福；在一些節慶日中，人們還在牛群走過後揚起的塵土中下跪，暢快地呼吸，把牛糞塗抹於額頭，盡一切可能沾染“福氣”。
牛與印度政治密不可分，一個政黨對待牛的態度影響著在印度教徒中的得票率。印度為聯邦制，憲法提供指導性原則，供各邦立法機構參考，其中第48條規定應保護產乳牲畜，禁止宰殺牛與牛犢。
由於印度教徒祟拜牛，他們也不吃其他產奶牲畜，所以印度擁有世界最大的牲口數量，僅牛的存欄量目前就達3億多頭，位居世界之首。美國人酷愛牛肉，但美國的牛存欄量只有9000多萬頭，排名世界第四。很多宗教都有自己的飲食禁忌，印度人不吃牛肉看起來是宗教信仰所致，背後卻有更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一個虔誠的印度教徒會說：“牛不僅是神靈，還是母親”，所以殺牛吃牛形同弒母，教外人士肯定很難理解這種情感。“當你母親老了，你會把她送到屠夫那裡去嗎”？當外界有人批評病牛老牛造成的問題時，會聽到他們如此回答。
牛與一個印度農民的關係非常緊密，肉體可以充當馱獸和耕畜，糞便可以當燃料，牛奶是一種有營養的食品，儘管印度國父甘地最後吃素修煉時已到了連牛奶也不喝的地步。從生活角度說，牛像農民的“衣食父母”也無可非議，所以很多農耕民族也有崇牛習慣。不過當代印度教的牛祟拜卻登峰造極，形成奇特景觀。
母牛的地位最為祟高，印度教神學家們宣揚說，從惡魔輪迴到一頭母牛，當中要經歷86次轉世，再轉一次才能輪迴成人；如果一個人殺了母牛就等於造了孽，必須回到最初一級，從頭轉起。
1991年印度開啟市場化改革，同時迎來一波宗教復興潮，原教旨主義者以他們的宗教狂熱把牛祟拜推到新的高峰。他們認為當前印度社會一切問題，都可歸結到背離宗教和傳統，只要堅守印度教的傳統價值觀，什麼問題都迎刃而解。
所有印度教派都承認“吠陀經典”的權威地位，基於吠陀經典衍生的醫學稱為“阿育吠陀”，民間的僧侶和吠陀醫生不遺餘力宣傳牛的醫用價值。原教旨印度教徒在他們的薰染下皆認為，牛的糞便與尿液具有強大的保健和醫藥功效，能包治百病。
一些企業發現當中的商業機會，生產與牛糞尿有關的食品、保健品和藥物，儼然一個生機勃勃的產業，其消費群體以低收入、低文化的人口為主，農村亦是牛糞尿產業廣闊的市場。激進印度教組織“世界印度教大會”創建了牛糞尿藥物研製中心，專門開發各種聲稱能治疑難雜症的“神藥”。最受歡迎的牛糞尿保健品，以“牛糞、牛尿、牛奶、酥油、凝乳”混合製成，稱為“潘查加維亞”。
宗教上無限崇牛才會演化出禁食牛肉的禁忌，激進教徒甚至還積極參與護牛運動。護牛引起的大規模騷亂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當代與護牛有關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吃牛羊肉，種姓制度時代留下來的“達特利（賤民）”階層生活於窮苦的最底層，為獲取蛋白質也沒有食牛肉的忌諱；但穆斯林和基督徒肯定不能當著印度教徒的面屠宰牛，達特利只能獲得病死老死的牛屍體，拖回家後才敢悄悄處理。儘管如此，誤會導致的暴力衝突仍時有發生。
新德里附近的加加爾鎮，2002年10月，5名達特利男子抬著從鄰村購買的牛屍體回家，他們從事傳統制革業，這是他們獲得牛皮的合法方式。一群高種姓印度教徒聽信謠言——“有人要將一頭牛剝皮，所以殺死了它”，將5名達利特男子圍住並私刑處決。世界印度教大會的最高領導人吉里拉·克修爾聽聞此事只輕描淡寫地說：“根據我們的印度教聖典，牛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聽起來似乎5個達特利人的命不及一頭牛貴重。
2015年10月，東北的曼尼普爾邦阿格拉市爆發一場騷亂。聞聽有4個人要殺牛剝皮，印度教徒聚集起來將他們打成重傷，其中有兩人險些送命，隨後暴徒又聚集起500多人發起騷亂，打砸搶燒抗議屠牛，政府動用了軍警進行彈壓。事後牛的主人出來解釋，他的牛是自然死亡，是他交給別人處理的。
一方面極度崇牛護牛，另一個事實卻讓人相當難堪，印度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病牛、老牛、殘牛，它們在城鄉四處流浪，這個既可看成是護牛的一個“功德”，但也說明牛喪失生產勞動能力後，很多貧窮農民迫於經濟壓力無法繼續飼養，只能放走它們任其自生自滅，造成社會問題。
“聖牛”是印度教復興主義者為當下目的用來編造歷史的重要工具。禁食牛肉的教義和傳統，其實為後來演化，並非與生俱有，這是令當下原教旨主義者不願直面的尷尬事實，甚至聲稱遵奉經典的他們聽到這些事實會勃然大怒。
公元前15世紀開始，膚色較淺的雅利安部落從南俄草原活動至伊朗高原、中亞草原一帶，其中一些部族自西北部侵入印度，遭遇了膚色較黑的原住民（據推斷是達羅荼毗人）抵抗，整個征服過程持續了數百年，印度教文化即“吠陀文化”就是征服者與當地文化融合而成。
為固化少數外來征服者貴族統治多數原住民和雅利安底層的政治體系，種姓制度應運而生，祭司或宗教學者即婆羅門處於種姓最頂部，軍事首領即剎帝利處於第二等級，他們構成了精神與政治的統治階層；屬於平民階層的農工商業者稱為吠舍，處於第三級，以原住民為主的人群構成第四等級首陀羅階層。後來還出現了在四大等級之外的“不可接觸者”，即從事製革、屠宰、掃廁、埋葬等行業的達利特。
作為印度教的1.0版，“婆羅門教”也逐漸成形，婆羅門不斷用宗教來強化統治秩序，尤其維持自身在種姓中的最崇高地位。
雅利安人原本是遊牧民族，吠陀經典記載，他們的主要活動就是婆羅門領導祭祀，剎帝利指揮作戰，他們不僅吃葷，更要吃牛羊肉。吠陀醫學有三大醫典：《羅迦集》《妙聞集》《八心集》，出自三位古代“醫聖”之手，三大醫典同樣說過“牛肉和牛肉湯”是良藥，並稱牛脂可以治風溼。
面對這些事實，當代的吠陀醫生和藥商、宗教復興主義者對信眾絕口不提。印度受過現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教育的很多知識分子，並不相信關於牛的神話故事，更不會相信牛的排洩物有藥用價值。德里大學的歷史學家吉哈博士曾撰寫過一本書《聖牛的神話》，他詳盡羅列了古代印度社會吃牛肉的事實。世界印度教大會主席反駁道，古代只有低種姓才吃牛肉，婆羅門絕對不吃，歷史學家“不學無術”才會犯下認知錯誤。吉哈博士的書被人民黨政府禁止，還有激進右翼青年號稱要刺殺他，曾有一陣子，吉哈博士只能待在學校公寓裡閉門不出。
實際上，印度教兩大史詩之一的《摩訶婆羅多》就說，牛肉是美食，是部族首領犒賞武士和屬民的“獎品”。相反在古代，高貴的婆羅門才是殺牛食牛的主力，底層民眾哪能消費這種奢侈品，牛也是祭祀時常用的犧牲，而且由婆羅門來主持宰殺儀式，神靈可享用最精華的部分，其餘部分可與族人分食。
後來演化出婆羅門崇牛和禁食牛肉的習俗，其根源與環境改變以及宗教競爭有關。
雅利安部族從遊牧生活改為農耕生活，隨著人口增長，大量森林和草原減少，越來越多土地被開墾，因為食用穀物的農耕生活可以在單位面積內養活更多人，又使人口數量進一步膨脹。
一旦改為農業生活模式，農民以牛為耕畜，以穀物為主食，配合食用牛奶來維生，與農民的關係就更加緊密。未開墾土地減少，養牛的空間變得狹窄，在土地資源緊缺的條件下，人牛之開始有了“爭食”的矛盾。若以穀物作為飼料來養牛，雖然有利於牛的健壯，但牛對飼料的轉化能力遠遜於豬和羊。豬能將飼料中35%的能量轉化為肉，羊只能轉化13%，而牛僅有6.5%，一頭小豬每吃3至5磅食物就長一磅肉，一頭小牛要吃10磅飼料才長一磅肉。
所以在農耕模式下，牛的作用被大幅度強化，隨著人口越來越稠密，養牛和食牛的經濟成本顯得愈發高昂，這是造成平民大眾食牛肉現象普遍減少的根本原因。只有富裕的婆羅門和剎帝利還可以保持食牛肉習慣，但也不能像以前遊牧時代那樣與部族成員分享。
以古代技術和生產力來說，當人口超過環境承載極限，總體生活水平會下降，容易爆發戰爭和瘟疫，並通過這種方式來調節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吠陀諸國進入大動盪時期。
貧富差距拉得過大，種姓矛盾尖銳，早已改變了飲食習慣的吠舍階層對於婆羅門大肆宰殺牲口祭祀、大塊吃肉的生活方式頗為厭惡，因為神廟經常會要求他們捐獻牲口，若無牲口捐獻就得提供服役，在戰爭、乾旱和饑荒的摧殘下，平民階層更加深了對婆羅門的仇視。高級種姓間也出現分化，剎帝利掌控著軍政權力，地位上升，對婆羅門階層凌駕於自身之上頗為不滿，他們也垂涎於婆羅門佔有的大量土地和財富。
危機推動改革，越來越多婆羅門意識到教義再不做出改變將會被時代淘汰，他們搖身一變從牛的宰殺者變成了保護者。婆羅門逐漸宣揚，神靈們並不吃肉，經典中的關於犧牲祭祀的文字只是一種象徵和隱喻而已。為了推廣放棄食牛肉，他們也開始以宗教之名製造更多崇拜牛的理由。
宗教改革起到了神奇效果，印度教先是鞏固了基本盤，又經過長達近千年的博弈，最終戰勝了佛教，因為佛教頂多提倡不殺生，卻沒有要求人們崇拜牛，婆羅門崇牛舉措顯然更適合大眾的胃口。
印度本土王朝的統一時代比較短暫，從12世紀德里蘇丹國到最後一個王朝莫臥爾帝國時期，統治階層是穆斯林，莫臥爾之後進入英國殖民時代。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印度教徒在“異族”統治下，突顯宗教習俗是強化認同最好的工具，近代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的崛起，牛崇拜又不斷被推向高峰。
印度教徒崇牛和禁食牛肉習俗的起源，表面看是宗教信仰天然導致，其實則是古代印度教對付危機、順應大眾習慣而改革的結果。而大眾這個習慣的產生是與生活、經濟模式的改變有關，在資源與環境惡化的情況下得以強化，經過改革的宗教又反過來繼續鞏固人們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