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護未成年人問題上，我國立法需要全面轉型。在理念上，對未成年人應當實行雙向保護模式，既嚴厲打擊犯罪行為，威懾不法分子，也要強化保護者的法律責任，推動主動保護。特別是在未成年人面臨嚴重危險或者受到犯罪侵害的情形下，應明確特定責任人的特定義務。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高豔東
近年來，屢次發生校園暴力、父母虐待和養父性侵等未成年人受害案件。筆者認為，在保護未成年人問題上，我國立法需要全面轉型。在理念上，對未成年人應當實行雙向保護模式，既嚴厲打擊犯罪行為，威懾不法分子，也要強化保護者的法律責任，推動主動保護。特別是在未成年人面臨嚴重危險或者受到犯罪侵害的情形下，應明確特定責任人的特定義務。
設定強制報告義務
有利於保護未成年人利益
未成年人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基本沒有主動報案的能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經常發生在學校或家庭等私密空間，這需要負有法定職責的未成年人保護人（下稱“保護人”），如教師、醫生、福利機構工作人員等，在發現侵害事實後主動向有關部門報告。20世紀60年代，美國就確立了對未成年人侵害的強制報告義務。隨後，澳大利亞、加拿大、南非和我國臺灣地區等都建立了強制報告制度，如2008年的加拿大《兒童與家庭服務法》規定：任何人都有義務報告涉及兒童色情的事項。今天，各國都在倡導“保護孩子，人人有責”的社會觀念。
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理念也逐漸從家庭為主走向社會參與，強制報告制度也在不斷完善。如反家庭暴力法第14條規定：“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救助管理機構、福利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除了對家暴的報告義務之外，各地都在嘗試建立範圍更廣的強制報告制度。如杭州《關於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就要求教育、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強姦、猥褻、虐待、遺棄、暴力傷害或工傷、火災、墜樓、溺水、中毒、自殺等非正常損傷、死亡情況時，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並備案記錄。這些強制報告的規定，反映了我國正在與國際接軌，動用社會力量全面保護未成年人。
我國強制報告制度尚存缺陷
目前，我國強制報告制度的範圍較窄，法律效力較低，立法欠缺系統性。尤其是，強制報告制度缺乏剛性執行力。例如，反家庭暴力法雖然規定了強制報告義務，但對不履行該義務的責任人員僅是給予行政處分。強制報告制度未設定嚴厲責任，既沒有強制色彩也不像法定義務，本質是道德要求，實踐中保護人很少因未履行報告義務而承擔法律責任，導致該制度流於形式。例如，在2017年浙江某強姦、猥褻幼女案中，受害幼女下體撕裂、流血不止，犯罪嫌疑人先後帶幼女到兩家醫院就診，醫生已經察覺到異常，但均以傷勢過重無法醫治為由讓其離開而沒有報警。同樣，在一些幼女懷孕的案件中，老師或醫生已經發現了異常，但都選擇了沉默。更有甚者，母親發現女兒被繼父強姦竟息事寧人。
目前，很多國家已經採用刑事責任確保強制報告義務的落實，加大未成年人的保護力度。如在美國，很多州不履行報告義務屬於輕罪；在一些州，如果不履行報告義務導致嚴重後果或者多次違反報告義務，成立重罪。又如，澳大利亞北領地的《兒童與少年法》，也對不履行報告義務設定了最高6個月的監禁。又如，南非2007年《刑法修正案》暨《性侵害及相關事項法案》規定，任何公民發現兒童遭受性侵害時而不報警就要承擔刑事責任。筆者認為，不同於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概括性報案義務，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強制報告義務應當具有實質性約束力。我國應借鑑國外經驗，為強制報告義務設定刑事責任以防其成為道德口號。
實現報告義務法定化和保護系統化
未來，未成年人保護法應當統一規定強制報告義務，實現報告義務的法定化。同時，為實現對未成年人的系統化特別保護，刑法應吸收域外立法經驗，增設“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罪”專章。例如法國刑法典規定了“傷害未成年人罪與危害家庭罪”專章。同時，在未成年人保護專章下設立“知危不報罪”，實現報告義務的剛性化。具體為：“對未成年人負有監管、監護、看護、教育、救治等職責的人，明知未成年人面臨嚴重危險或者受到犯罪侵害，而不及時報告，情節惡劣的，處拘役，並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一）“知危不報罪”將未成年人保護升級
第一，“知危不報罪”是“見危不救罪”的核心訴求。在2011年“佛山小悅悅案”中，18名路人漠視被車輛碾壓的小悅悅，沒有一人伸出援手或報警。類似案件常引發設立見危不救罪的呼聲，但由於擔心刑法的泛道德化等因素，我國並未設立此罪。德國、法國、西班牙等很多國家規定了見危不救罪，如《德國刑法典》規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險或困境發生時需要救助，根據行為人當時的情況急救有可能，尤其對自己無重大危險且又不違背其他重要義務而不進行急救的，處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見危不救罪是文明社會的人性需要，雖然我國犯罪圈較窄，很難整體設立見危不救罪，但對美好人性的追求，可以先通過“保護孩子”這一最低目標而落地。
第二，設立“知危不報罪”符合我國的立法價值。為了保護學生利益，我國刑法規定了對教育設施危險的強制報告義務，刑法第138條規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學設施有危險，而不採取措施或者不及時報告，致使發生重大傷亡事故的”構成“教育設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刑法已經肯定了教育領域的“知危不報罪”，明知校舍有危險而不報告可以構成犯罪，那麼，明知未成年人有其他嚴重危險（如被犯罪侵害）而不報告也應當作為犯罪處理。
第三，設置“知危不報罪”可以回應其他法律的要求，彌補法律漏洞。我國的一些行業法律規定了知危不報應承擔刑事責任，如執業醫師法第37條規定，醫師對於“患者涉嫌傷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規定報告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刑法中並沒有對應的罪名。醫師單純不報告，不構成醫療事故罪、包庇罪，更無法按照共犯處理。只有增設相應的行政犯，才能回應類似行業法的強制要求。
（二）增設“知危不報罪”不違反刑法謙抑性
“知危不報罪”是義務犯，為了防止刑法濫用，現代刑法對純正不作為犯持警惕態度。但是，只要限縮本罪的適用範圍，就不會出現刑罰權濫用的情形。具體而言：一是將犯罪主體限縮為有法定職責的保護人，只限於工作期間的少管所、學校、醫院、福利院等的工作人員，即讓保護人承擔法定義務，讓一般人承擔道德義務。與其他國家（如南非）相比，這樣設定犯罪主體就大大縮小了處罰範圍。二是將報告的情形限縮為“未成年人面臨嚴重危險或者受到犯罪侵害”。刑法干涉的危險需要達到一定程度，“嚴重危險”是對未成年人有重傷、死亡或遭受嚴重暴力的危險，保護人不報告一般性危險（如輕度校園暴力），應當受行政處分而不能動用刑罰。同樣，“犯罪侵害”也不包括違法侵害，如教師發現期末考試後學生身上出現了淤青（非長期性）而不報告，由於達不到虐待罪的程度，也不能動用刑罰。三是主觀需要“明知”而排除了“應當知道”。司法實踐經常把“應當知道”推定為“明知”，進而擴大處罰範圍。未成年人基於害怕或無知等原因經常隱瞞自己的被害事實，例如，受害人對老師撒謊將家暴傷痕說成摔傷，幼女懷孕但欺騙醫生已滿14週歲或者將原因說成與同學早戀，保護人“應知”但因疏忽大意而未報告的，可能受行政處分，但不應承擔刑事責任。四是入罪門檻需要“情節惡劣”。情節犯的立法模式大大縮小了“知危不報罪”這一義務犯的打擊範圍，保護人未履行報告義務但情節不嚴重，只適用行政處分或行政處罰即可。“情節惡劣”包括導致未成年人重傷或死亡、再次受到犯罪侵害、刑事案件證據滅失以及多次不報告等。五是本罪法定刑較輕。刑法不能要求保護人承擔無限義務，該罪的目的不是大規模嚴厲處罰保護人，而是進行價值宣告，警示、敦促保護人積極履行報告義務，預防未成年人受害。
（三）“知危不報罪”可以彌補其他罪名的打擊盲區。“知危不報罪”是兜底性罪名，可以彌補其他罪名保護未成年人的不足之處。比如，彌補包庇罪的不足。包庇罪也可以打擊一些保護人不報告的嚴重情形，例如，孩子因嚴重校園欺凌入院而老師卻告知警方“孩子是做遊戲摔傷的”，醫生明知幼女被性侵仍在病歷上寫道“外陰因騎車造成擦傷”。但是，認定包庇罪需要保護人有做假證明的積極行為，無法評價單純不報告的消極行為，這就需要“知危不報罪”彌補漏洞，等等。
總之，僅靠家庭保護未成年人會出現嚴重漏洞，在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國際趨勢下，我國應當進一步強化國家親權，落實未成年人保護的社會責任，像保護天使一樣保護孩子。只有保護人認真履職，各方力量全面參與，才能打造出兒童快樂成長的社會環境。
來源：檢察日報
文字：高豔東
編輯：劉 茜
監製：王 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