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愛情悲劇


  郁達夫初遇王映霞一見鍾情公元1927年元月14日。上海的天空彤雲密佈,朔風怒號。寓居於上海的浪漫派大師郁達夫洗了澡,換上遠在北平的妻子孫荃昨天剛寄給他的皮袍子,興致勃勃地前往法租界的馬浪路尚賢坊,拜訪留日同學孫百剛。


  一路上,頂著凜冽的寒風,他卻感到通體十分暖和,對妻子孫荃的感激之情不由得湧上心頭。心想這個小腳老婆,實在周到無比。他曾在日記裡寫道:“心裡只在想法子,如何報答我的女人,我可愛又可憐的女奴隸。”轉眼間,郁達夫已來到孫百剛的住處。他蹦蹦跳跳地沿著扶梯上樓,一路喊著:“百剛!百剛!”孫百剛把他迎入室內,為他介紹了自己的太太掌華,又為他介紹一位剛站起身來歡迎他的妙齡女郎:“這位是王映霞王小姐,是杭州學者王二南先生的外孫女。我們從溫州一起逃難到上海來的。”
  郁達夫打量了王映霞一眼,只見她身著一件織錦旗袍,窈窕的身材,玲瓏的曲線,明豔的臉龐,勾人魂魄的大眼睛,使得郁達夫大有驚才絕豔之感。雖是在隆冬的氣候裡,額上竟然冒出汗珠。王映霞笑容可掬地伸出手來,郁達夫滿臉紅暈,幾乎忘了同她握手。
  原打算坐坐就走的,此時郁達夫卻大談杭州風光以及王二南的詩文:“二南先生的詩,我從前在杭州報上常讀到的,一向很佩服他老人家的,”達夫對王映霞表示好意地說。
  “他近來年紀大了,也不常做詩。”映霞淡淡地回答。
  “我覺得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王小姐的,好生眼熟。”王映霞沒有接腔,孫太太打圓場說:“也許是在杭州什麼地方碰到過吧。”

  眼看到了中午,孫百剛交代他太太準備酒飯。郁達夫卻豪爽地把大夥兒邀到南京路的新雅飯店去吃午飯。飯後又一齊去看電影,接著又在街上閒逛,吃晚飯。最後,郁達夫用日本話對孫百剛說:“近來我寂寞得像是在沙漠中獨行,滿目黃沙,風塵蔽日,前無去路,後失歸程,只希望有一片綠洲會在眼前出現,老孫,你看有這個可能嗎?”孫百剛凜然而驚,心想:“莫非他看中了王映霞麼?”
  王映霞本姓金,名寶琴,1907年生於風光明媚的西子湖畔。由於外祖父王二南無子,從小便過繼給王家,改姓王,另取名旭,表字映霞,由外祖父撫育成人。及長,秀外慧中,肌膚雪豔,雙眸若秋水做舵,臉盤如粉妝玉琢。她的美豔風情,盡得西子湖水綺麗靈秀之氣;一顰一笑,不啻就是西子湖水光山色的縮影。加上她在杭州女師讀書期間,熱中於各種社團活動,遂使她的才名及豔名播揚於校內外,不僅贏得“校花”的頭銜,且獲“杭州小姐”的美譽。所到之處無不注目而視,成為杭州男士們心目中的朗月明星。
  王映霞也自視甚高。她的出身和教養,自然不能鍾情於一個滿腹經綸但卻無隔宿之糧的士人,但也不會醉心於紈挎子弟或腦滿腸肥的闊佬。因而,臨畢業之時,尚未能勾畫出心目中的白馬王子的鮮明輪廓。於是按省府教育廳的分配,遠赴浙南,擔任溫州第十中學附小教師。在童稚的笑聲中,她的一顆心田由絢爛而漸趨平靜。

  有位家住溫州的孫百剛,其父與王二南為莫逆之交。王二南想到外孫女遠赴溫州任教,人地生疏,遂馳函孫百剛就近予以照應。孫百剛便以長輩身份,對身在異鄉的王映霞以無微不至的照顧。1926年冬,北伐軍打到浙江,溫州一帶地處戰爭邊緣。在兵荒馬亂、鼙鼓頻催聲中,王映霞跟隨孫百剛夫婦一同到了上海,租屋馬浪路尚賢坊。未幾,便與郁達夫邂逅於此。
  郁達夫當時已近中年,且已有了老婆,又明知王女是杭州書香門第的千金小姐,大約不至於在工映霞身上產生無聊的忘唸吧?孫百剛揣度著,否定了自己原先的想法。
  他哪裡知道,郁達夫在初遇王映霞以後,便立刻忘記了他“可愛又可憐”的孫荃。他在日記裡寫道:“我的心被映霞攪亂了,南風大,天氣卻溫和,月明風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當竭力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
  王映霞呢,早在學生時代,就已醉心於郁達夫的作品,此次初次遇見這位心儀已久的大作家,又見他如此殷勤,不免為之怦然心動,第二天傍晚,王映霞便應邀與郁達夫單獨外出,先逛天韻樓暢玩,再到豫豐泰酒館晚餐。席間眉目傳情,郁達夫先是為王映霞夾菜勸飲,後來王映霞也脈脈傳情為達夫斟酒遞茶,兩人心裡都是熱烘烘的。

  此後,郁達夫幾乎三天兩頭地往孫家跑。起初還能找些理由,後來實在無話可說,索興一進門就高聲朗吟道:“出門無知友,動即到君家。”這樣交往一個星期後,適逢上映霞生日,郁達夫特別到江浙萊館王寶和那裡,訂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並提著兩瓶“女兒紅”醇酒,在晚餐時分到了孫家。孫太太提高了寧波嗓門道:“喔唷,我說鬱先生呵!我們無論怎麼窮,也不至於窮到來個客人無餚無酒吧!”
  郁達夫連忙賠著小心說:“大嫂呵,你這樣說法就使我難為情了!我因為時候不早,恐怕你們來不及預備,經過菜館就順便喊了酒菜,大嫂千萬不要介意呵。”
  原來前幾天王映霞與郁達夫單獨外出時,無意間說出了臘月二十二日是她的20歲生日,郁達夫便暗暗記在心裡。今天叫來酒菜,孫太太自然感到意外,但王映霞心裡明白,只是默不作聲地笑領了達夫的情意。席間,郁達夫用膝頭碰了碰王映霞,遞過去一份生日禮物,王映霞接了過去,臉上漾出濃郁的笑意。瞟過來的眼神,幾乎使郁達夫當場暈倒。
  這一切,孫百剛夫婦看在眼裡,既覺得十分肉麻,又覺得如此發展下去,實在使他有負於王二南先生的囑託。
  次日清晨,孫百剛趁郁達夫尚未出門時,便跑到上寶三路郁達夫的離所去找他,劈頭便說:“達夫!我今日一早專程前來勸你,無論如何要克服近日來的衝動。你如果要同映霞結合,心須先譭棄了到如今為止,尚稱是安寧、平靜、快樂圓滿的家,這時你是很大的損失呵!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我們差不多都是快近中年的人了,寫小說不妨不顧一切,熱情奔放。論到現實的切身大事,總應該用理智去衡量一番。同時,你也得替映霞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以她的年齡、人品、家庭、學識,當然很容易找到一個比你更合適的對象;她何必要一個已經有了家室、必須譭棄了原有的家室再和她結合的男人?你倘若是愛她的,就應該顧全到她的幸福,你以為對嗎?我明知道你對她一見鍾情,緣由前定,巫山滄海,斷念為難,但事關你的家庭,你的前途,做朋友豈可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呢?”

  郁達夫哪裡聽得進去,又經過往返辯駁,郁達夫最後竟板起面孔說:“百剛,多談無益,讓事實來證明一切吧!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險,同時也是我生命的昇華,我們再見吧!”
  孫百剛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尚賢坊,總覺得自己未盡到監護王映霞的責任,於是不顧嫌隙地對王映霞說:“最近達夫對你的瘋狂追求,你應當知道了吧!你的意思到底怎麼樣?”
  王映霞羞紅上頰,最後還是說出了:“起初覺得好玩嘛,後來我看他好可憐喲!”
  孫百剛接著剖析道:“達夫已經是有妻子、有兒女的中年人了,他對於你的愛慕,雖然是出乎真情,然而多少總是不健全、不正常的,你可不能輕易接受他呵!”
  王映霞抿緊了嘴唇,良久才迸出一句話:“我當然不會馬馬虎虎答應他的!”
  迫於孫百剛的義正辭嚴,王映霞頓時陷入苦悶之中,於是找了一些藉口,匆匆搭車回杭州市家中。家庭的溫暖使她暫時忘卻上海的一切。
  在見不到王映霞的日子裡,郁達夫如斷了線的風箏,飄飄蕩蕩,百無聊賴。不是找朋友聊天、喝酒、打牌,就是獨個兒閒逛。
  他開始詛咒王映霞,自言自語地說:“那個女人實在是下等動物,只看到金錢、名位、虛空的榮譽,我以後決定不再和她交往了。”又說:“從此斷絕菸酒,斷絕如蛇蠍一般的婦人們!”

  在極度的空虛落寞中,郁達夫想起了此刻在北平的妻兒。一個多月來竟然不曾想念過他們,實在是罪過無比。
  郁達夫的結髮妻子孫荃,自幼生長在浙江省富陽縣南鄉偏僻的宵井地方。父親孫孝貞曾寒窗苦讀,但屢考秀才不第,遂拋開詩書務農。孫荃自幼在父親的教育下,成了一個“知書達禮”的女子。父親決心為女兒找一個好婆家。
  有人從中撮合:富陽城滿州弄內鬱家,堪稱書香門第。家道雖然中落,然而子弟力爭上游,長子已在京城任職,次子也在杭州為官,三子郁達夫正在東洋留學,前途正不可限量呢。
  孫孝貞左思右想,鬱家實在是理想的人家,便滿口應允。這廂鬱家老太太也帶來口信,說是“有空請孫家的閨女到城裡來玩玩”,其實就是要親自替兒子“相親”。
  在一個初秋的午後,孫荃有生以來第一次進城,在阿姨的陪同下到鬱家作客。站在鬱母面前的是一位忠厚老實的鄉下姑娘:一襲印花布衫褲乾淨而合身,烏油油的大辮子垂在腦後,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爍著誠摯的光芒。特別是那雙惹人憐愛的小腳,以及象徵著多子的豐滿臀部,使得鬱母大為高興。原本是一盞茶工夫的“相親”節目,鬱家卻硬是留孫荃住了一夜,此後,郁達夫在日本便經常接到家信,要他抽空回家完成婚事。

  郁達夫對於母親包辦的婚事十分不滿,同時也憎惡這個鄉下女子的土氣。但為了不使年邁的母親傷心,乃一再採取拖延戰術。曾寄詩孫荃雲:“此身未許緣親老,請守清閨再五年。”孫家不免三番兩次催迫不已,於是郁達夫提出:“婚禮一切從簡,不拜堂,不用花轎,不鳴鑼擂鼓,不鬧洞房。”滿以為孫家不肯答應,就可順理成章地拖延下去。想不到孫家一口允承,於是郁達夫在1920年暑假回國,匆匆完成婚禮。
  郁達夫不能忘記那悽清的新婚之夜。沒有繁文縟節的結婚儀式,沒有請親朋來吃喜酒,甚至連一對紅燭及幾響花炮也沒有。當天傍晚時分,孫荃坐了一乘普通小轎來到鬱家,只簡簡單單地吃了晚飯,便一人獨自上了樓。那天她正患瘧疾,郁達夫半夜時分入“洞房”,孫荃正在發汗,雙頰潮紅,默默地向郁達夫望了一眼,便轉向床裡睡了。而他,郁達夫,竟連一句問候的話也不曾說。想到這裡,他覺得實在對不起可憐的妻子。
  又兩年過去了,1922年郁達夫學成回國。待至郁達夫接受了安慶法政學校教授的聘書回鄉省親的時候,母親正在高聲數落兒子的不孝,孫荃在樓上房間掩面而泣。入夜方從妻小口中得知,鬱母因思兒心切,時常拿孫荃出氣,孫荃逆來順受,經常以淚洗面,兩個水汪汪的大眼睛,此時還紅腫著呢。郁達夫大為不忍,一把將孫荃摟在懷裡。孫荃盡情享受著丈夫的柔情蜜意,幽幽地說:“等你工作安定以後,我跟你到外地去,早早晚晚也好侍候你的衣食起居呵。”郁達夫答應了她。順手捏到了她的小腿,從腳後跟到膝,完全是一條瘦楞楞的直線,沒有突出的腿肚和豐腴的肌肉,於是大起憐惜之心,發誓要在今後的日子裡,要想盡辦法對這個可憐的女人,給予一點補償。翌年初冬,郁達夫接受了北京大學的聘書,他將孫荃和他的兒子龍兒接到北平,在什剎海北岸租了間民房。院子裡有一架葡萄,兩棵棗樹。葡萄成熟時,郁達夫爬高去摘,孫荃在下面兜起了大褂,仰著頭看郁達夫把一串串葡萄丟進她的大褂兜裡,上下不時的笑語聲喧。秋風起後,棗樹上青青的棗子逐漸泛紅,半夜裡常有熟透了的棗子辭枝自落。郁達夫和孫荃躺在床上,有時且笑且談,更深人靜方能入睡。連房東都說他們真是一對恩愛夫妻呢。後來,郁達夫離開北平,到武漢、廣州教書。1925年5月,郁達夫在廣州一連接到孫荃從北平打來的急電,告以龍兒患腦膜炎病情嚴重。郁達夫倉皇趕到北平,年甫5歲的龍兒已經死去。孫荃經此打擊痛不欲生,郁達夫也是淚眼相向。兩人互相慰藉,生命已經緊密地連在一起。郁達夫曾有詩寄給孫荃:生死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未甘;劇憐病骨如秋鶴,猶如青絲學晚蠶。

  一樣傷心悲命薄,幾人憤世作清談;何當放棹江湖去,淺水蘆花共結庵。
  詩中有牢騷也有自憐,更有對他結髮妻子的憐愛以及對兩人未來的憧憬,情致綿綿,刻骨銘心,怎樣也看不出感情危機的跡象。。這如煙往事,一幕幕閃現在郁達夫空虛的心頭。此刻如果孫荃在上海,他一定會緊緊地抱著她痛哭一場,並請求她的饒恕。
  郁達夫病了。夜間咳嗽得厲害而難以成眠,於是披衣而起,給王映霞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平心靜氣地檢討了他們認識的經過,坦白地指出:“第一我們的年齡相差太遠,相互的感情是當然不能發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揚,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內部的燃燒;第三我的羽毛不豐,沒有千萬的家財,沒有蓋世的聲譽,所以不能使你五體投地的接受我的催眠和暗示。”信末並說:“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我不好,完全是我一個人自不量力瞎闖的結果。我這一封信,可以證明你的清白,證明你的高尚,你不過是一個被難者,一個被瘋狗咬了的人。你對我本來並沒有什麼好惡之感,並沒有男女私情的;萬一你要證明你的清白,證明你的高尚,有將這一封信發表的必要的時候,我也沒有什麼反對的抗議。”如果郁達夫果真決定到此止步的話,那麼這幕悲劇就不會上演了。但事實上,他不過是使用欲擒故縱的手法罷了。

  悲劇的上演——“神仙眷侶”的短暫日月。
  王映霞在杭州家裡過了農曆新年,便又來到上海,此次她寄住在一個同學的宿舍裡。
  王映霞寫了一封短信,約郁達夫到尚賢坊孫家去會面。接到這個出乎意料的喜訊,郁達夫興高采烈地如約前往。豈料不到一月的分離,兩人竟突然陌生起來,相對無言。於是,郁達夫又約了王映霞隔日在霞飛路相見。
  翌日午後,他們相偕到江南大飯店開了一個房間。兩人從午後兩點直談到5點,隨後又轉往四馬路酒館喝酒,接著到快活林吃西餐,一直到晚8時左右才回到江南旅館,又繼續談到深夜,郁達夫才送王映霞到尚賢坊孫家過夜。臨行時郁達夫原本想吻一下王映霞的,但總是鼓不起勇氣來,一直到孫家門口,郁達夫心口還是跳個不停。王映霞伸出柔嫩的手,郁達夫如醉如痴地握了許久。這真是一個銷魂的夜晚呵。
  二月初二這一天,天氣清爽和煦。王映霞一早便像一陣暖風似的飄然而至,從上午9時,直談到掌燈時分。他倆到屋頂花園去觀賞上海的夜景。夜風吹起王映霞的秀髮,郁達夫趁勢把她抱在懷裡。王映霞任由他撫弄秀髮,親吻面頰,像個小貓咪似的。郁達夫心想:“佳人已入懷抱,生死相隨已是意中的事了。”當他送王映霞回去以後,他快樂極了,也滿足極了。在燈下寫信給王映霞說:“決計照你囑咐去做,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對你只有感謝和愉悅,若有變更,神人共擊。”

  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戀愛方式,不是陶醉於花前月下的清幽境界,而動輒便是喝酒、打牌、看電影,再不然就是窩在旅館的房間裡談天。當他們又相約到世界旅館,關上房門以後,郁達夫張開雙臂,王映霞便像小鳥似地投向他的懷抱。窗外春雨綿綿,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滾在床上廝揉。
  王映霞再次回到上海與郁達夫交往,轉瞬間一個多月了。她想:“就這樣天昏地暗地整天同郁達夫膩在一起鬼混,吃吃喝喝,玩玩樂樂,終久不是辦法。情感已達白熱化了,再進展下去,勢必要賠上自己的身體與清白了。於是,她決定返回杭州,以便冷靜地再度仔細思考一番。
  王映霞去後,郁達夫又變得優心仲忡。他估量著:他與王映霞在上海相戀,杭州的王家必然聽到了風聲,這個詩禮舊家對此事將作何反應呢?他實在沒有把握,便決心到西子湖畔去趟。
  4月14日黎明,郁達夫由海路抵杭州。休息了一個下午,便趁著蒼茫的暮色,來到金剛寺巷7號王家。心想:“倘若被趕了出來,也好藉暮色的掩護,而不至於過分難堪。”
  事出意外。王映霞的母親笑容可掬地把他讓到客廳落座。初到一個陌生的環境,當然不好坐得太久,幾度起立告辭,都被好心的王母留住了。好不容易等到王映霞回來,兩人小別重逢,心情格外喜悅,暢談直至深夜。

  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尚未見到王家的真正主人王二南。這位75歲的舊日名士,不知是否也像其他人一樣,歡迎他這位不速之客?好在次日一早郁達夫再到王家時,他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很快便消失了。童顏鶴髮、藹然可親的王老先生同郁達夫相談甚洽。眼看將近晌午,便約了王家大小一齊前往西湖邊上的三義樓午膳,大夥兒笑逐顏開地吃得十分高興,飯後便開始遊湖節目。這天是農曆三月十四日,正是江南鶯飛草長、百花爭豔的季節。春風拂柳,湖水漾綠,他們經三潭印月,一路步行至西泠印社,又爬上了孤山,折回至杏花村吃了點心,返抵湖濱公園已是暮靄四合了。
  接著又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郁達夫與王映霞由湖濱坐公共汽車直達靈隱,前往九溪十八澗。沿途青山疊翠,流水潺潺,松杉夾道,溪間開滿了紅紫相間的蝴蝶花。理安寺前,溪水縈迴,石橋古樸,郁達夫與王映霞坐在橋墩上,仰視白雲悠悠,諦聽林谷鳥鳴,天地彷彿盡為兩位戀人所有。
  郁達夫得意忘形地說:“此刻我就是天上的玉皇。”說著緊緊擁著王映霞親吻。
  “那麼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書仙了。”映霞嬌滴滴地說。
  連日來的遊山玩水,老人們已是疲累不堪,郁達夫和王映霞卻是春日苦短。臨別前的夜晚,郁達夫告訴王映霞:“杭州一週,快慰平生,賞心樂事,莫過於此。感謝卿家的安排,不知何以為報!”

  王映霞坐在床沿上同郁達夫聊天,聽他如此說話,不免意味著即將別離。於是什麼話也沒有說,抱住郁達夫送上一個長吻。郁達夫在日記上事後記載說:“那是我和她相識後最為消魂蝕骨的一次長吻,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這個世界的存在。”
  1927年6月5日,即郁達夫與王映霞相識5個月之後,終於戀愛成熟,假杭州聚豐園酒樓宴客,舉行文定之慶。
  這天晚上席開5桌,到了男女賓客40餘人。大家都要求郁達夫與王映霞報告戀愛的經過。郁達夫喝了些酒,面孔紅紅地一疊連聲說:“我來報告!我來報告!”
  王映霞生怕這位浪漫而又新潮的文人,太過於口無遮攔,因此搶過來說:“還是我來說吧!”
  “在杭州女子師範讀書的時候就看他的小說,覺得他寫的太浪漫了,那時我的思想還比較守舊。當我們第一次在孫百剛先生家裡相見時,孫先生介紹說我一向很景仰他,我禁不住抿嘴笑了。實在談不上對他有很多敬仰。只不過是一種恭維應酬之詞,但是達夫卻當起真來。好像那天他本來是坐坐就要走的,不知為什麼卻同我大談我外祖父的詩文,後來還興致很高的強邀我們外出吃飯、看電影,就這樣我們就熟了。”王映霞慢條斯理地說。

  大夥兒七嘴八舌地嚷著:“不行!不行!只不過講了一個開頭。”王映霞說:“而後就是一塊兒逛街呀,吃飯哪,看電影呀,坐咖啡館啦,反正你們知道的嘛,在上海那種熱鬧的地方,男女交往,千般一律都是那個樣子而已。”
  郁達夫按捺不住,幾次想要加以補充,王映霞生怕他說出窩在旅館裡親吻的事來,屢屢加以阻止。郁達夫湊近王映霞耳邊說:“我是要說杭州遊湖的事嘛。”王映霞這才批准:“好好,你說你說呀!”
  於是,郁達夫十分感性地敘述了他們交往的經過,尤其是與王家大小徜徉於西子湖上的一週快樂時光。說得文縐縐的,根本沒有平日那種放蕩不羈的作風。有人聽得不夠味兒,於是起鬨,要一對新人來一次長吻。
  這原是二人的習慣動作,但要當眾作來,未免有些忸怩。經不住眾人一再鬨鬧,郁達夫紅著臉親了王映霞,王映霞雙手捂住面龐,久久不肯放下。這一吻一捂,把喜宴的氣氛推向高潮。大家開懷暢飲,歡聲雷動,宴會從晚6時一直持續到12時。
  3天后,王映霞赴嘉興任教,郁達夫留在杭州養病。在此期間,王映霞反而熱情似火地每逢星期五下課後,便趕火車赴杭州與郁達夫相聚,星期一晨再趕回嘉興授課。郁達夫的日記裡記載著:“我和映霞一夜不睡,談到天明。”第二天又記著:“晚上仍和映霞同床宿。”看來二人的關係,已發展到靈肉契合的地步了。

  鬱、王二人訂婚之後,原本是很快就要結婚的。但橫亙在二人中間還有一道障礙,這就是孫荃。
  在郁達夫看來,孫荃根本算不得障礙。反正把他們母子往富陽老家一擱,手頭寬裕時寄給他們一些錢就行了;但王映霞卻堅持必須明確地一刀兩斷,否則不只是糾纏不清,且會影響自己未來的身份與地位。
  因此,婚期一再拖延。王映霞經常哭哭啼啼,甚至開始懷疑自己與這個中年文人攪在一起,究竟值得不值得。
  就在王映霞神思恍惚之際,郁達夫使出了他的殺手鐧:將他和王映霞的戀愛過程,鉅細不遺、點點滴滴記載下來的日記,編成《日記九種》,於1927年9月由北新書局出版發行,內容新奇大膽,造成一陣轟動,無異於把王映霞的一切赤裸裸地呈現在世人面前,簡直是向天下宣示:“王映霞這個女人是郁達夫的了!”
  原先,王映霞曾翻閱過郁達夫的部分日記,就已經怒不可遏。如今居然全部公佈出來,王映霞幾乎要氣炸了。但他們並沒有鬧翻。因為《日記九種》一版又一版地連續發行,鬱、王的戀愛過程成為到處流傳的新鮮故事,王映霞因而成為鋒頭人物。久而久之,反而使她在虛幻的意念上,獲得了一種抽象的滿足。

  拖到1928年春,郁達夫與王映霞終於商定赴日本旅行結婚。在杭州印製、分發喜柬後,雙雙乘輪東渡,不料抵長崎時,因故未能獲准登岸,只得乘原船返回上海。遂悄悄地轉往杭州,邀請了一些至親好友,舉行了一個簡單得近乎了草的婚禮。婚後返回上海,租了一層老式樓房定居。夫婦十分恩愛,被朋友們譽為“神仙眷侶”。
  當時,郁達夫體質十分屠弱,黃疸病沒有斷根,還有輕微的肺病跡象。
  王映霞與她母親合作,決心把郁達夫的身體加以有計劃的調護。每天準備了雞汁、甲魚、黃蓍燉老鴨,只要是辦得到的補品,都想盡辦法弄來。加上她母親壯年守寡,深悉生活艱難,因此成天向女兒嘀咕,要量入為出,把郁達夫的版稅及稿費收入,都處理得井然有序,存款的數字不斷增長。這一段時間,要算鬱、王二人婚後最甜蜜的一段時光了。3年之中,連得兩子呢!自然,小摩擦也是有的。比如郁達夫不修邊幅,頭髮不梳、鬍髭不刮、衣服不換、皮鞋不擦,甚至十天半月不洗澡,總要王映霞侍候、催促,每次都弄到劍拔弩張的地步。再如,郁達夫經常喝得爛醉如泥,醉臥朋友家裡,甚至醉臥在馬路上,都是司空見慣的常事。王映霞勸他少喝一點,郁達夫一生氣,嘴巴一嘟,站起來就往外走。婚後的第二年夏天,郁達夫便因為王映霞干涉他喝酒,一怒之下離家出走,獨個兒喝得酩酊大醉,躺在海港口的碼頭上,身上的錢包及手腕上的手錶都被小偷摸走了。

  然而,這一切不過是甜蜜中略帶一點苦味罷了。在此期間,王映霞還真稱得上是一個“賢內助”呢。
  悲劇的發展——“風雨茅廬”的風風雨雨。
  1933年春,郁達夫與王映霞帶著母親王守如以及兩個小兒子,舉家從上海遷往杭州,暫寓於大學路場官弄的一幢中式樓房中。
  這次移家杭州,王映霞已懷孕8個月,行動諸多不便。應交待一筆的是,魯迅先生曾勸郁達夫不要搬家,並曾寫詩一首《阻郁達夫移家杭州》加以規勸。詩云:錢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嶽,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以學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達夫在《回憶魯迅》中說:“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壓迫。。。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通緝我們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郁達夫指的,就是當時官拜浙江省教育廳長的許紹棣。此是後話。
  搬至杭州以後,郁達夫已是38歲。人到中年,開始希求安定了。他平日深居簡出,讀些無聊的小說詩文以娛旦夕,間或也外出爬山涉水,聊寄嘯傲於虛空。而王映霞一到杭州,可就如魚得水了。她在杭州有許多親戚、同學,以及許多“仰慕”她的人,整天忙著交際應酬。凡是她所到之處,全場的眼光總是跟著她團團轉。每每至夜靜更闌,才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家。郁達夫自然嘖有煩言,但此刻他已無法約束王映霞的行動了。

  王映霞樓上臥室的窗口,正對著一座年久失修、斷垣殘壁的廢庵。樹木枯朽,雜草叢生,約有兩畝大小。王映霞每天早上臨窗梳妝,老是望著這塊地基出神。心想,若是能把這塊地皮購進,建幾間平房,種一些花木,一定是個理想的居住環境。
  經過輾轉託人,終於在搬到杭州第3年的秋天,在郊外買了17畝的山坡地,用來交換屬於救濟院的兩畝廢庵。夙願得償,王映霞興致勃勃地僱請工匠,擇吉動土興工,自己設計,自己監工,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凝聚著王映霞的心血。而郁達夫卻什麼事都不操心,像個沒事人一樣。
  從1935年深秋開始建造,經過半年多的時間,至翌年4月新居竣工。兩扇紅漆鐵門,氣象相當雄偉,進門是一條水泥鋪道,如果是坐汽車的訪客,可以一直開到正屋門前下車。正屋是向陽的三間房屋,當中是一間客廳,正面牆上懸著一塊匾額,是馬君武書寫的泥金四個大字:“風雨茅廬”。
  正當“風雨茅蘆”施工緊張之時,郁達夫十分煩躁,為了眼不見為淨,素性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來信邀請,在杭州過了農曆新年,便乘海輪往福州漫遊去了。抵達福州後,又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擔任省府參議。郁達夫的離家赴閩,並沒有給王映霞的生活帶來多大影響,反而給她解除了許多羈絆,使得這個心高貌美的女人,毫無顧忌地從容施展,廣結善緣。她整天忙著與杭州的達官、貴人、紳士、名流交際應酬,又忙著和各種工匠、傢俱商打交道,彷彿像個女強人,叱吒風雲,指揮若定。於是,有人贈送鐵門,有人包辦花木,有人負責傢俱。據王映霞事後告訴孫百剛:“風雨茅廬建築下來,少說也得兩萬大洋,而我們的積蓄頂多只不過一萬多一點而已,許多東西都是朋友們送的。”王映霞沾沾自喜地說了一遍,孫百剛聽了卻不是滋味,心想:“這些人幹嘛要送你東西呢?幾乎是共襄盛舉的態勢嘛!你們有何德何能,值得人家如此破費,而且郁達夫遠在福州,這些人之所以肯大把花錢,完全是衝著女主人的面子,箇中滋味也就頗為耐人尋味了。”當郁達夫由福州趕回時,王映霞已遷入新居。郁達夫所做的,只是在正廳掛上“風雨茅廬”的橫匾而已。他只在新居住了3天,便又離開杭州,趕往福州供職去了。

  是年8月,王映霞生下了第4個男孩,取名鬱荀。在擺脫了懷孕的累贅以後,王映霞把孩子們都交給母親和保姆照管。除了經常外出交際應酬之外,她還經常在“風雨茅廬”招待客人。她嚴格限定孩子們不許入正廳一步,只許在後面的三間小屋活動,為的是不想使來訪的客人看到她拖拉著一大堆孩子。因此,客人們看到的風雨茅廬是一個氣象豪華、寧靜雅緻的所在。許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王映霞已是4個孩子的媽媽了。
  郁達夫根本沒有享受到“風雨茅廬”中的寧靜與舒適,倒是一些達官名流,以及一些曾在建造過程中幫過忙的人,卻成了這座幽雅宅院中的常客。他們經常輕車熟路地來此飲酒品茗,笑語聲喧地消磨一個下午或黃昏。有時直到夜闌人靜,風雨茅廬中仍是高朋滿座,華燈人影,有人就曾謔稱風雨茅廬簡直就是一個高級人士出入的俱樂部。而平日豔羨王映霞美貌的男士,就能更多地欣賞到伊人的璀璨笑靨、優美風姿、迷人的眼神與妖饒的風韻。許多熟識的人甚至在端茶遞水或夜闌客散之時,有意無意之間觸摸到她的玉手,或湊近面頰嗅到她的髮香。
  就在此時,浙江省的教育廳長許紹棣闖進鬱家。許本是郁達夫的朋友,鬱,王搬回杭州以後,過從密切,目的卻是惑於王映霞的美貌。郁達夫萬萬沒有想到,許紹棣會成為他太太的入幕之賓。風雨茅廬中的風風雨雨,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著。遠在福州的郁達夫當然毫無所覺。他與王映霞花費了半生積蓄辛苦經營的風雨茅廬,竟成為他倆愛情的墳墓了。

  悲劇的高潮——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風波。
  王映霞在杭州茅廬招蜂惹蝶的風聲,終於傳到郁達夫耳朵裡。於是,他便打電報給王映霞,要她赴閩小住,藉機考驗她能否驟然拋開杭州的花花世界。1937年暮春時節,王映霞帶了兩個兒子,並有保姆同行,從杭州來到福州。夫婦和合,並無異狀。但僅住了3個月,王映霞說是水土不服,遂於當年5月下旬返杭。
  一個多月後,“七·七”事變發生。未幾,“八·一三”事變爆發,杭州危在旦夕。郁達夫倉皇回到杭州,安排了家庭撤退事宜,旋即匆匆返回。不久,杭州遂告陷落。先兩日,王映霞已將全家轉移到郁達夫的老家富陽。未住上兩個月,便有日軍溯錢塘江西上的風聲。王映霞再度扶老攜幼,由富陽而環山,而金華,後又經過許紹棣的安排,轉移到山深林密的麗水,浙江省政府已搬到此地。
  在麗水,王映霞一家租住在遂昌火柴公司新造的員工宿舍裡,和喪偶不久的許紹棣比鄰而居。許紹棣的三個女兒,與王映霞的三個兒子整天在一起玩。一個是中年喪偶,一個是丈夫不在身邊,又值戰亂時期,且在杭州就已過從甚密,如今更是朝夕相處,難免就風風雨雨的傳揚開來了。郁達夫聽到的消息是:王映霞在富春江南岸環山親戚家生活太苦,便隨許紹棣上麗水同居去了。他將信將疑,打電報催促王映霞前往福州,王映霞卻置之不理。為什麼郁達夫不派人來接她呢?為什麼在兵荒馬亂之時丟下妻兒不管呢?這一切使得王映霞非常不滿。她的結論是:郁達夫是個不負責任的丈夫。“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這樣的丈夫在緊要關頭還比不上一個外人呢。

  郁達夫久等不到妻子的消息,只好於新年過後,在大雨連朝中回到麗水。劫後重逢,夫妻本該抱頭痛哭一番才是。不料王映霞滿腹委屈,卻化成一臉的冷漠,夜間拒絕與丈夫同床。第二天郁達夫會見了許多從杭州逃難出來的友人,入晚回來,王映霞仍然拒絕和他同宿。郁達夫飽受冷落,心中憤憤不平。轉念自己在患難中未盡到作丈夫的責任,終感愧對妻兒,因而壓住了滿腔怒火。
  這期間許紹棣曾去了一趟碧湖,王映霞突然附車同去,在碧湖過了一夜方歸。至此郁達夫才證實了人言嘖嘖,並非事出無因。於是挑明瞭對王映霞說:“我將往武漢供職,你願意隨我去武漢呢,或是留在麗水跟許君同居下去?由你自己決定好了。”
  終感人言可畏,許紹棣始終不願擔當奪人妻子的罪名,因此磋商了兩天,王映霞還是隨郁達夫前往武漢。後來郁達夫曾有一詩記載此事雲:寒風陣陣雨蕭蕭,千里行人去路遙。
  不是有家歸來得,鳲鳩己占鳳凰巢。
  1938年3月間,郁達夫挈眷乘火車至武漢。途中,王映霞受同行的李家應小姐之託,準備把中央大學西畫系畢業的孫多慈介紹給許紹棣作續絃。因此到達武漢以後,王映霞便又頻繁地與許紹棣書信往返。郁達夫叫她不要去管這些閒事,其實她不過是找個藉口,好與許紹棣保持聯繫而已。

  此時的郁達夫在軍事委員會擔任宣傳工作,曾奉命前往徐州、臺兒莊一帶勞軍經月。郁達夫不在,王映霞無所顧忌地與許紹棣魚雁往還,並不斷催促許前來武漢會面,終因有所顧忌而未成行。其時許紹棣經由王映霞的介紹,已與孫多慈開始交往,但仍與王映霞不忘舊好。在寄給王的信中曾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情話。諸如:“為你的哥哥善自珍攝,我們後會有期,精神所及,金石為開,妹妹不必傷心,亦不可灰心。”
  “我不能到武漢來,我看亦自有好處,如果我來了,十目所視,你的處境將愈益困難,你的痛苦亦恐因此而愈深,同樣的我的痛苦亦將隨之而增加。”
  “你母親會說起許多事情,她幾個月來似乎看得很透,知道我們在精神上如何互相熱戀。”
  諸如此類的信件,剛巧在郁達夫返回武漢時,有3封落到了郁達夫手中。白紙黑字,證據確鑿,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拿去照相製版印了多份,分送朋友以渲洩他內心的憤懣,並揚言要作為打官司的證據。王映霞自知理虧,悄悄地觀察郁達夫的動靜,不敢再有閃失。
  根據王映霞的經驗,郁達夫氣急了,便會離家出走。在婚後的第3年,當王映霞懷著第3個孩子已9個足月的時候,郁達夫因一時氣憤難抑,就曾獨個兒跑回富陽老家,與久已分居的孫荃在一起生活了10多天。王映霞生怕此時郁達夫一走了之,戰亂時身在異鄉,舉目無親,一旦丈夫丟下他們不管,如何得了?於是先發制人地對郁達夫說:“你又打算離家出走了麼?要走可以的,你須把3個兒子也帶了走,否則就讓我走!”郁達夫鐵青著臉吼道:“下賤的女人,你走你就走!”

  事已至此,再也沒有轉圜的餘地了。於是,王映霞倉促整理了一些衣物,拎著一個提包出門而去。
  到何處去?她不知道。她本想直奔車站,搭車前往麗水,投奔情人許紹棣的。但此時許正跟孫多慈戀愛,自己沒頭沒腦的介入,大為不妥。徬徨再三,終於決定暫往剛來武漢的杭州舊識曹秉哲律師家去。
  7月4日晨7點多鐘,曹秉哲看見王映霞喪魂失魄的模樣,知道夫妻間一定發生嚴重口角。於是,曹家夫婦一齊勸說:“放寬心來,就在這裡住上幾天,等你們雙方的火氣都平息了,然後再叫達夫接你回去。”王映霞斬釘截鐵地說:“千萬不可,若要通知我家裡,我馬上就走!”曹家夫婦應允了,並把臥房讓給王映霞暫住下來。
  這廂郁達夫在王映霞出走之後,長夜不眠,心中猶自憤然。忽見一襲洗滌後在窗外晾曬的白色紗衫,乃提筆濡墨在上面題了“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12個大字,併成一詩以記其事雲:鳳去臺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繡重幃護玉堂。
  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過了兩天,也就是7月6日,郁達夫又在武漢《大公報》上登出了一則啟事雲

  王映霞女士鑑: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
  郁達夫謹啟
  其實,曹秉哲並沒有遵守王映霞的約定,第二天就把她的行蹤告訴了郁達夫,然而郁達夫故意還要在報上刊登這則啟事,他是存心要出王映霞的洋相呵。這則啟事果然使王映霞肝腸寸斷,而郁達夫出了悶氣之後,有一天卻笑眯眯地來到曹家對王映霞說:“鬧也鬧夠了,可以回家了吧!女人家嘛,總不能太過任性,太不檢點了呵。”
  這種態勢,使王映霞好沒面子,她懶得理他,轉身走入內室。郁達夫跟了進去,追問王映霞到底還要怎樣?王映霞說:“如果要我回去,必須在《大公報》上刊登道歉啟事,等登出來以後再說。”郁達夫則堅持:要登道歉啟事,王映霞必須先寫一份悔過書。經過辯駁、談判,王映霞終於寫了一張類似“悔過書”的東西交郁達夫保存。內容是:映霞因一時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無所寄託,致與許紹棣君有精神上的熱戀情事,實與夫婦生活有礙。今後當絕對與許君斷絕來往,夫婦共同努力於圓滿家庭生活之創造。此致郁達夫君收存。二十七年七月九日王映霞具印郁達夫在收到這份“悔過書”之後,乃於翌日自損形象地在報上登載了他的“道歉啟事”,原文如下:

  達夫前以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並在登報招尋啟事中,誣指與某君關係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復經朋友勸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深致歉意。
  郁達夫啟說來說去郁達夫實在太愛王映霞了。過去風風雨雨的傳言,他天真地解釋為至多處於精神戀愛階段。只要王映霞保證與許一刀兩斷,未嘗不可以不念舊惡,一切從頭開始。王映霞看到這則啟事,心想再也沒什麼好堅持的了。於是等郁達夫再來曹家接她的時候,便萬感交集地隨同丈夫回去了。過也悔了,歉也道了,但問題並沒有解決,因為王映霞懷孕了。這是她寫了“悔過書”的第3天,即7月11日午後給許紹棣的信中洩露天機的。
  當時的人並不知道王映霞曾寫過這樣一封信。經過了40多年,西德有位名叫馬爾丁的漢學權威編了一本書,其中公佈了王映霞婚變經過中,寫給朋友、情人、丈夫的許多信件,其中有不少是寫給許紹棣的情書,這裡是其中的一封。此信劈頭就說:弟:現在最大而最嚴重的問題,我不得不向你報告,讓你曉得我這時的苦痛和恐慌。
  她“恐慌”什麼呢?原來她已4個月“月事”未來,大概是懷孕了。因此懇求許紹棣:按我意,俟回延平時,在鄉下租一房間,我自行住在那裡。我現在之情境,非等你見面時,不能在這裡詳述,不過外表上我仍是裝作無事,不致引起人家注意。現在你所能幫助者,即是頂代我在鄉下尋房子,最好能近於醫生,俟我回平時解決,是否需要房子。我仍盼能夠避免此節,然不得不先行告知,有備無患,想不到我們會有這種難題發生。

  打從1937年夏,郁達夫回過杭州風雨茅廬一次。以後便是戰事日緊,倉皇逃難,待至郁達夫間關跋涉到了麗水,王映霞一直不肯與他同宿。前後將近一年,如今王映霞卻身懷六甲,其中奧秘可想而知。一旦被郁達夫發現,必然不肯善罷甘休,她怎能不大起恐慌呢?這才急急忙忙地要她的情人為她在鄉下找房子,也為躲到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去,以度過這一段尷尬時光。然而,王映霞畢竟是經過風雨的女人,並沒有因此事亂了陣腳。她在與情人秘密籌劃的同時,也由友人們出面見證,與郁達夫立下了一紙“協議書”,還勞動當時在武漢的杭州市長周企虞及浙江《東南日報》主筆胡建中籤名作證。“協議書”內容如下:
  達夫、映霞因過去各有錯誤,因而時時發生衝突,致使家庭生活,苦如地獄,旁人得乘虛生事,幾至離異。現經友人之調解與指示,兩人各自反省與覺悟,擬將從前夫婦間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後絕對不提。兩人各守本份,各盡夫與妻之至善,以期恢復初結合時之圓滿生活。夫妻間即有臨時誤解,亦當以互讓與規勸態度,開誠佈公,勉求諒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錯誤之事,及證據物件,能引起夫妻之間感情之劣緒事,概置勿問。誠恐口說無憑,因共同立此協議書兩紙,為日後之證。

  至此,鬱、王婚姻的裂痕,似乎可以得到癒合了。但往後事態的發展,卻證實了這樣一段名言:“婚姻就像是一隻精美的瓷器,必須小心翼翼地加以保管及維護,一旦出現了裂痕,就無法加以補救了。”
  悲劇的落幕。
  《毀家詩紀》真的毀家喪命1938年7月下旬,武漢三鎮陷入日軍的大包圍之中,各機關均緊急疏散,郁達夫帶領全家,倉皇逃遁,輾轉來到洞庭湖南岸的一個小縣漢壽。暫時安頓下來之後,郁達夫便隻身來到福州工作。旋即電告王映霞速攜全家來閩。於是王映霞便帶著一家大小啟程,經過戰亂中的千難萬險,終於翻越仙霞嶺到達浦城。當夜,王映霞便打長途電話到福州,只聽郁達夫在電話中說:“你帶著大孩子,明天馬上來福州,還有兩個小的,可以暫時交給你的母親帶往雲和縣,暫時由她撫養。”雲和是浙西的一個小縣。王映霞的弟弟寶垌此時正在浙江省政府建設廳任職。郁達夫的這番打算,許是便利於寶垌就近照顧她的母親和孩子們吧?於是,王映霞將全家分成兩半,自己帶著鬱飛欣然就道,第二天就到達福州。
  郁達夫這才揭開了謎底說:“日軍即將封鎖閩江口,切斷福州的出海通路,我已答應了新加坡《星洲日報》之聘,馬上就要啟程出國,這兩天已經為你們母子辦妥了手續。”

  王映霞一聽,猶如晴天霹靂,傻了半晌方問:“那麼母親及兩個小孩呢?”郁達夫答:“已經拜託友人代為妥善照料矣!”
  郁達夫的想法是:國內已是烽火漫天,而王映霞總想去麗水會她的情人,不如帶她遠走南洋,在沒有人認識他們的地方,丟掉一切瓜葛,重新開創一片新天地。他是要以“空間”把王映霞與舊日的一切關係切斷呵。郁達夫此次是布好了圈套,把王映霞套得牢牢的。王映霞要把留在浦城的老母及兩個幼子接來一同出國,郁達夫說是時勢所迫,不允所請。
  1938年12月18日,郁達夫與王映霞帶著長子鬱飛,乘豐慶輪啟航。10天之後,即同年12月28日抵新加坡,便在這個繁花如錦的南洋小島安家了。郁達夫與王映霞剛到新加坡時,夫婦同進同出,曾令人十分羨慕呢。
  40開外的郁達夫穿一件白襯衫,一條白西裝褲,頭髮蓬鬆,面龐清瘦,一派不修邊幅的模樣。王映霞30初度,穿一件緊身素色旗袍,體態豐滿,肌膚雪白,有一種蘇杭女人的高雅氣質和迷人風韻。有一次,郁達夫拉著王映霞的手說:“這裡是一個新的天地,沒有什麼人認識你,我要和你在這兒終老。”而文友們也時常看到王映霞投注在郁達夫身上那種關切、愛戀的眼神,甚至還時而替丈夫整理頭髮及衣衫的動作,以為這不就是“梁鴻孟光”的翻版麼?

  誰料好景不長,兩個月後風波又起。
  1939年3月間,香港《大風旬刊》出版週年紀念,郁達夫應編者陸丹林之約,把以往兩年所寫的詩詞中,選出了詩19首和詞1闋,加註編成《毀家詩紀》,在《大風旬刊》30期週年紀念特大號上發表,把王映霞背夫偷情的種種事態,赤裸裸地公佈出來,這豈不是要王映霞丟人丟到國外了麼!王映霞看了這本雜誌,直氣得火冒三丈,立即寫了一封快信給陸丹林,大罵郁達夫是個欺騙世人的無賴文人,是個包了人皮欺騙女人的走獸,並說她自己有一篇答辯文字,探詢陸丹林怕不怕得罪郁達夫,有沒有勇氣刊登出來。陸立即覆信說,絕不袒護任何人,有文章儘管寄來,收到後一定原文照登。於是,王映霞以書信體裁寫給郁達夫的一封長信,在《大風旬刊》第34期發表了。其中有云:憑你那巧妙的筆尖,選擇了字典中最下流、最卑賤的字句,把它聯成了詩詞,再聯成洋洋大文,好使得一切的同情與憐憫都傾向於你,而懷疑、怨恨與羞辱的眼光,都射向我身上來。
  為了孩子,為了十二年前的諾言,為了不願使你聲名狼藉,才勉強維持這個家的殘局,總不惜處處委屈自己、犧牲自己、克服自己,把你的一切醜行都淹沒下去,然而你卻是一個欺善怕惡、得寸進尺的人,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只好把你那顆蒙了人皮的獸心揭穿了。

  王映霞把一腔怒火,盡情化成尖刻的文字向紙上渲洩。結論要求郁達夫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於是,郁達夫開始對王映霞採取管制措施了,禁止提筆,禁止出遊,禁止擅自接見朋友。在充滿委屈及憤怒的心情下,王映霞寫了一封信給陸丹林,敘述她的心境說:假如一定要我承認有過失的話,只是因為自己的經驗沒有,眼力不足,以致糊糊塗塗的同這位大我十餘歲,而走慣了江湖的浪子,結下了婚姻的這件事。
  這封信在數落了郁達夫的種種不是後,說:我想天下總也有不少為人丈夫的男子,不知是不是也用這種手段來欺侮女人?至今痛定思痛,對這種誣告壓迫女人的情事,只有仇,只有恨,又豈是在瞥眼餘生中,能報復得盡的呵!
  反正西洋鏡已經揭穿了,王映霞有話便說,有苦便訴,豈再怕別人笑話?於是把郁達夫睡燕子窩等事,都一齊抖露出來。《大風旬刊》不僅為王、鬱二人互揭瘡疤提供了筆戰場所,且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為此,《大風旬刊》銷路大增,不斷再版仍供不應求呢!
  經過文字攻訐、當面爭辯、分居冷戰、朋友規勸,前後一年多的折騰,鬱、王雙方終於無可挽回地離異了。1940年5月31日,郁達夫在香港《星島日報》登出《郁達夫啟事》:

  達夫與王映霞女士已於本年5月脫離關係,嗣後王女士之生活行動,完全與達夫無涉,諸親友恕不一一函告,謹此啟事。
  鬱、王二人春華爛漫、雲淡風輕、烏雲密佈、乃至狂風驟雨的12年婚姻生活,至此戛然而終止了。
  王映霞辦妥了一切離境手續,臨行前一天下午,她跑到鬱飛住讀的美國教會學校,把鬱飛帶到外面看了一場電影,吃了一餐飯,母子相對黯然神傷,彼此都強忍著奪眶而出的熱淚,來接受眼前的悽苦事實。
  同年8月10日,王映霞提著一隻簡單的行囊上船離開了新加坡。行前,她把身上剩下的僅有的20幾塊錢掏出來交給郁達夫說:“我替你管了12年的家,現在只剩下這點錢都還給你!”
  郁達夫沒有接收,眼睛一紅出門去了,不久後又派人送來了200元給她作路費。王映霞臨行前還特地煮了一鍋郁達夫喜歡吃的紅燒豬蹄,出門時還折回廚房,揭開鍋蓋看看煮爛了沒有。看來,12年的夫妻感情,並不是那樣容易一筆抹煞的呵。
  王映霞回國之後,經友人介紹,進入重慶的外交部擔任文書科科員,一般人尊稱她為“王秘書”。不久,她就結識了三北輪船公司重慶分公司的經理鍾賢道,此人身材魁梧,一表人材,寧波人,還是王映霞的同鄉呢。

  兩人結識半年多之後,王映霞終於接受了鍾賢道的求婚。1942年4月4日,王映霞重勻脂粉作新娘。婚禮在重慶百齡餐廳隆重舉行。花籃從禮堂一直排列到大門口。樂隊奏結婚進行曲,王映霞穿著鮮紅的旗袍,打扮得鮮麗奪目,隨著樂聲緩緩步入禮堂。各界來賓多達數百人,婚禮的盛大規模轟動了整個山城。
  在婚禮進行中,有一位來賓竟在簽名簿上,簽下了“郁達夫”三個大字,一時群情訝異,以為郁達夫果真專程前來參加離婚妻子的婚禮呢。後來才弄清楚是有一位先生受郁達夫函託,特地代表他前來觀禮的,算是這次熱鬧婚禮中的一段小小插曲吧。
  王映霞由鬱太太一變而為鐘太太,一筆勾銷了12年來的愛戀情恨。她倦鳥知返,結束了花蝴蝶一般的活潑絢爛,變成了一個嫻靜溫柔的家庭主婦。後來為鍾賢道生下一兒一女,過著和諧平靜的生活。
  王映霞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郁達夫在情感上可沒有她這麼灑脫。1942年5月初,也就是王映霞在重慶與鍾賢道新婚燕爾之時,郁達夫十分狼狽地流亡到南洋蘇門答臘島上的一個小鎮——巴爺公務。
  他隱姓埋名,化名趙康,假稱是生於東京的華僑,並在僑界投資下開設了一家酒廠,釀造“初戀”和“太白”兩種米酒。

  為了掩飾身份,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懷疑,因此急急託人為他作媒。條件是:不論家世,不求貌美,不拘教育程度,只要身體健康、個性溫順就行。這樣的條件很容易物色。年甫20,生得富富泰泰的何麗有小姐便入選了,並於1943年9月15日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何麗有身體健壯,貧寒出身,不識字,丈夫就是她的“天”,除了一天到晚忙於家務之外,還經常笑眯眯地接受丈夫的頤指氣使,何麗有慣常是逆來順受。從不頂撞,郁達夫時常對朋友們說:“娶太太還是笨一點好!”1945年8月15日,在印尼的日軍聽到他們的天皇廣播向盟軍無條件投降時,一時間驚慌失措。郁達夫興高采烈地準備迎接勝利的盟軍,遂引起當地日本人的懷疑。8月29日夜,把郁達夫從家中約了出來,從此便消息杳然:郁達夫遇難了。前後算起來,郁達夫在印尼的第3次婚姻,夫婦相處的時間尚不滿兩年呢。
  其時,國內的王映霞帶著一雙小兒女,追隨她的第二任丈夫到了蕪湖。
  郁達夫在南洋遇難的消息傳到她的耳朵裡,她淡淡地嘆了一口氣。

何麗有跟郁達夫生有一子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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