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了蘆笛的文章《中國人思維的五大邏輯缺陷》，有些想法，寫出來和大家交流。
文章一開始問：“中國人會思維嗎？”很有些聳人聽聞。人如果不會思維，那就禽獸不如了，因為很多動物都具備一定的思維能力。實際上，文章的標題已經說得明白，中國人思維存在邏輯缺陷，這肯定不等同於不會思維。
中國人思維方式與西方人思維方式的差異很大，關鍵確實在不重邏輯思維，形象思維和模糊思維比較發達。其結果就是中國歷史幾千年，沒有真正意義的哲學著作，也沒有構建了完整體系的思想家。
那麼，中國人為什麼不重邏輯？
熊逸認為：“中國人不大講究邏輯，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語言的制約。”（“得到”APP，熊逸書院專欄文章《熊逸答萬維鋼：國學的三個問題》）
這個說法有道理。古漢語句式簡單，一字多義，具有模糊性。從語言和思維的密切相關看，古漢語的模糊性源於中國人原始思維的模糊性，語言的模糊性又反過來增強了思維的模糊性。
然而，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恐怕是形成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根本原因。一定地域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了該地域的文化，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形成了相應的思維方式和語言。農耕文明地域相對封閉、傾向構建秩序井然，不易變革的穩定社會。社會更注重群體性，崇拜威權，壓抑個性。
蘆笛批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沒有邏輯性，這個問題先按下不說。先說這正是儒家對士的基本要求，也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終極追求：修身養性，投身政治。修身養性側重於提高道德修養，其目的是在政治中實現自我價值：“學而優則仕”，“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道德的標準就是聖人，所以只要讀懂聖賢書就可以了。道德是意識形態，印有不同時期統治者的印記，而邏輯是為了更準確地把握事物間的內在關係，而以抽象形式標誌這種關係的思維方式。在中國古人看來，除卻君王天下事就沒有大事，只有聖人之論是大學，其他都是雕蟲小技，是小學，當然不在追求之列了。所以，在百家爭鳴的論辯中，雖有墨家的一點點邏輯萌芽，但是終歸沒有發展成嚴謹的邏輯思維，並且產生邏輯學。
比諸子百家稍晚些的亞里士多德卻建立了完整的邏輯學體系。有人說，邏輯學是在古希臘的百家爭鳴中產生的，那就要問了，為什麼同樣有百家爭鳴的中國，沒有產生邏輯學，卻一直以類推（類比推理）自得？
中國人思維不重邏輯，是有傳統的。就這點而言，蘆笛的文章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蘆笛的文章很多處恰恰以存在邏輯缺陷的論證，批評中國人思維的邏輯缺陷。
來看蘆笛拿出來吊打的《老子》中的兩段文字，值得從邏輯角度再分析。
來看被作為不論而證例子的一段：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蘆笛說這裡只有三個論點，沒有論據支持，屬於只論而證。
這段文字的問題首先不在這裡，在於需要辨別命題的真偽，進而分析邏輯關係。
第一句，是陳述，講存在過的事實：古時候善於遵循道行事的人，不用巧智教化民眾，而讓民眾保持著淳樸。姑且認為古時候確實存在這樣的事實，這個命題成立。第二句，講之所以這樣做的依據：民眾難以治理，是他們有太多的巧智心機。這個命題的真偽需要確定。蘆笛也針對這點提出了問題：愚民就好治理嗎？要注意，此愚民非彼愚民。愚對應智，智指機巧，愚不是愚昧、愚蠢，而指淳樸。民智未開之時，民風淳樸，社會因為很少利益之爭而相對和諧。民眾懂得了為個人利益而爭，就會用巧智心機，民風不古，社會動盪不安。在老子看來，春秋時期社會矛盾的根源在此，對他而言這個命題也是成立的。第三句，由上面兩個命題推出結論：所以以巧智治理國家，是國家的禍害；不以巧智治國，是國家的福祉。
《老子》確實有反智傾向，這段文字是佐證，這裡不討論這個問題。從邏輯看，前兩個命題，可以推出第三個命題。儘管從今天的認識看，這個結論不被接受。
從論證看，第一句和第二句是論據，論點是第三句，不是隻論不證。
再看蘆笛作為亂用類比推理例證的《老子》所言：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慾上民（按，此據馬王堆帛書，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為之爭。”
蘆笛分析說：“這裡由一連串的“是以”連接起來的連鎖推論方式，本來在邏輯上就是毫無價值的。然而這一切推論，竟是從“水往低處流”這個自然現象中導出來的！因為江海位置低下，能納百川，所以聖人為了爬上去統治百姓，就必須先伏低做小，這算是什麼推理？就算“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道理成立，它與促使水流動的地心引力又有什麼鬼相干？”
類比推理能夠成立的規則是構成類比的事物之間存在共性，老子這段話的類比建立在水處低，而聖人如果想位居民眾之上，自身為民眾表率，也必須處低。江海因為能處低，所以百川歸往；聖人如果能像江海一樣處低，反而能居於民上為統治者。然後就會出現聖人雖然位在其上，民眾不以為負累，居於前民眾不以為受害的情況。然後民眾對於他是樂於推崇而不厭棄。因為他不爭，所以天下沒有人能和他爭，這是原因。結論不是從水處低這種現象本身推導出來，而是以兩個具有共性特徵的事物之類比，引出結論。這個類比推理完全不是亂用，在邏輯上是成立的。
再來看一段蘆笛的分析：“‘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這是我在《四書》裡能找到的最好的歸納，適用於大多數情況。錯是錯在那個‘凡’字上，把話說死了，說得沒有例外了。老蘆天天開車去上班，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這種事我哪怕在夢遊狀態中也不會‘廢’，並不需要預先計劃安排一番。相反，一場科研實驗，無論事先計劃的何等周密，卻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慘敗。”
首先“凡”當“大凡”講，相當於“一般來說”，和今天的“凡事”不是一碼事，因此並不是“說得沒有例外了”。而且，開車是一種熟能生巧的技能，你的“豫”在學車時已經完成了。即使如此，你真的在夢遊狀態開車也不會廢？這得問交警信不信。
還有，這句話是說，大凡說事情做好計劃就能夠成功，不做計劃就很難成功。從邏輯講，你說，這等於說做計劃就一定成功嗎？說了“豫則必立”了嗎？
再看一例。蘆笛說：“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早就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例子指出過這種‘連鎖推論’的荒唐。該‘理論’從‘個人’到‘天下’層層放大，連續飛躍，毫無邏輯上的聯繫，卻被讀書人奉行了兩千年，其間竟沒有多少人想想∶一個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難道就會自動具備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能力不成？”
先來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出處：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禮記·大學》）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周王朝實施封建制時代的產物。封建制社會秩序的構成就是天下是周王朝的，親屬子弟分封到各諸侯國，諸侯國下面有士大夫的采邑，就是家，家下面是從屬於家的個人。個人要修身，士大夫要齊家，諸侯王要治國，周王要平天下，基礎就是個人的修身。個人修為高，是前提條件，但不保證導出後面的結果。反過來說，產生後面的結果，必須有前提條件。這裡的邏輯很清楚，不是隨意層層放大。幾千年的讀書人之所以信奉這句話，因為這句話還是有道理的。有修為的不一定能治國，沒有修為的一定不能治國，這個道理今天也說得通呀，只不過今天的修為不限於道德。
而且，《禮記·大學》裡的這段話詳細解釋了修身的過程，起點在“格物”，為事物分類、命名，這是認識的開端。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獲得知識，才能有清晰的意識，才能端正思想，才能修身。講得挺好的，卻沒有很好地踐行。
今天在“得到”APP聽到了羅胖對玻璃與中國人檫肩而過的分析，他在分析中引述吳伯凡所說：“任何一個優勢的取得，都隱含著一個你意識不到的劣勢。”當中國人因為在瓷器上的絕對優勢，忽略了玻璃這個當時根本無法與瓷器匹敵的小玩意時，也就隱含了在玻璃製作上的劣勢。並且因此錯失了因玻璃引發的社會思想觀念改變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機會。
同理，中國人運用類推順暢地完成對聖賢的詮釋之時，彷彿已經佔據了思想的高地，具有絕對的優勢。卻不知已經隱含了思維方式的劣勢，導致錯失了思想達到更高層次的機會，也沒有了形成科學思維的可能。
說到這裡，一個問題自然呈現：怎麼辦？
蘆笛開出了藥方：“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們的教育制度必須作根本的改革，廢除那種製造工匠的應試教育，採取西方那種旨在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想象力、創造力的教育方法。為此首先必須將邏輯學開為所有學科的必修課。雖然西方現在已經停止教授邏輯，然而那是因為邏輯思維已經成了人家的深厚傳統，不必再多此一舉。但在中國這卻是非補不可的一課。”
我有兩點疑問：
一、應試教育真能製造工匠嗎？那應該很了不起了。可惜，現實與這種說法相悖，當今中國最缺乏的人才就有各行各業的工匠。對工匠有偏見，是中國傳統思想中應該摒棄的東西。
二、將邏輯學設為所有學科的必修課就能解決中國人邏輯思維的問題嗎？我對此表示懷疑。思想道德修養課是從小學一直到大學的必修課，中國人的思想道德水準因此提高了嗎？還有，西方現在已經停止教授邏輯，這種說法從何而來？事實依據是什麼？如果這是真的，這個結果的原因是“邏輯思維已經成了人家的深厚傳統”嗎？聽著彆扭。邏輯思維成了傳統？然後深入骨髓，代代遺傳，不必再學？
改變中國人不重邏輯思維的現狀，在教育上用力是必須的，但不是開設一門課程就能解決的。教育引導孩子找到認知升級的的路徑，能夠根據自己的實際形成開放的認知結構，並不斷在學習中升級認知。這就要求首先在文史哲基礎科目內容的選擇上，更加註重邏輯思維的訓練。這樣中國孩子的思維就會在認知升級的過程中，逐漸完善起來，思維的邏輯缺陷就會減少。當今中國的應試教育肯定無法完成這樣的任務，只能寄希望於教育的改革，寄希望於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