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画花鸟，除延续黄筌徐熙画风以外，另有一类画家，他们多擅长诗词、精于书法，以绘画寄托抒怀，力求“得之于象外”，如文同、苏轼、扬补之等，形成了文人画的肇始。
苏轼更提出了“士人画”与“画工画”的区别，推崇王维，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文人画的鼻祖，但其真迹俱已不见，文人画真正可追溯的还是在宋文同苏轼时期。
以下三幅作品也皆来自万紫千红展的第二单位“清雅逸趣”。
文人画扬补之的“野梅”
南宋诗人刘克庄在他的《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极力推从扬补之，并将之与王维遥相并提，称王维画风者，本朝有扬补之。
扬补之善画梅，曾画墨梅进呈，被宋徽宗讥之为“野梅”，于是后有以宫梅喻院体，以野梅喻文人画的说法。
这幅《雪梅图》墨笔画梅花一枝凌空偃仰，梅干兼以飞白，花瓣用白描勾写，最为妙的是用空白表现雪景，而用淡墨将绢地涂满，仅留出积雪的部分，从而衬托出寒气逼人、梅傲霜雪的韵致。整幅画将“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诗意表现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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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花鸟画法常的《水墨写生图卷》
而在院体画和文人画以外，另有中国画史上尤为独特的一位，便是僧人法常。虽则现在多将“文人写意”并用，但是法常作为写意画的先驱，在当时却并不受文人的欢迎，认为他的画“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
这“粗恶”之语或许来源于法常的“日常”。他作画，多取材于眼前之物，平实无华，或被诗人们视作无甚诗意。这也与中国士人文化有关。但法常的画后传入日本，给日本画造成了地震式的影响，是日本禅画之祖。
法常的《水墨写生图卷》绘果蔬、禽鸟、花木等，纯以水墨写实，却生动异常。该卷无作者款印，后有明代沈周的题跋，定为“宋物”，说此作“不施彩色，任意泼墨渖，俨然若生，回视黄筌、舜举之流，风斯下矣。”但徐邦达定为“似牧非牧之画”（法常号牧溪）。
沈周对法常很有研究，也正是沈周发现了法常作品中的真正价值以及革命性意义，从而在师法元四家之外，开创出独特的文人画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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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者的《百花图卷》
此幅为南宋佚名者画，画花卉近60种，长17米，堪称煌煌巨制。全画多以墨笔工写，以墨代色，卷首梅花略似扬无咎，介于写意与写实之间。
花瓣白描勾线细致，枝叶兼杂墨染与白描，且融入没骨画法，但不施色彩，纯以水墨浓淡表现，用墨于单纯中求丰富，统一中求变化，既有物象的生动，又有水墨的意韵，呈现出清幽雅致雅的审美特征，一脱南宋院体积习，对元代钱选、王渊、赵衷的墨笔花卉以及后来文人水墨花卉都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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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青山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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