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什么还要重走长征路？
汤华明
从2005年开始重走红25军长征起，到今年已经13年了。13的时间里，我完成了重走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的长征路和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全程，累计行程达6万多里。在很多红军后代和各地纪念馆专家的帮助下，我不断地在沿途参观、采访、调查、学习、研究，对长征有了不断深入的了解。但我总认为，要想真正地将长征研究深、研究透，十几年的功夫远远不够。所以，我的长征永远在路上。
这些年来，我应邀到湖北、河南、湖南、四川的很多部队、院校、机关和企业，给市民、军人、民警、干部和大中小学的学生宣讲长征时，听众成百成千的发问，长征过去了80多年了，你为什么还要重走长征路？
我的回答应从我这个老兵追赶红军的队伍、追赶历史的纵深开始。我第一次接触长征的历史，是12岁那一年，我的小学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计划每周的少先队日给我们念一段，听了几段后，我很快喜欢上了红军长征的故事，等不得老师念了，我借回那本小册子，5天就看完了。长征胜利50周年时，我还在部队服役，《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接着，著名作家魏巍、老红军陈靖、外国人李爱德、马普安结伴重走长征路，还有，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那个时候，我有了重走长征路的冲动，只因为是个军人而无法成行。
重走长征的人，如果再罗列还有很多，上至花甲老人，下至青春少年，他们的故事不尽相同，重走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可与全国13亿多人相比，重走者的数量又显得微不足道。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使更多的人发现，原来，80多年前那些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人，还在深刻影响着这个时代。
2005年，在纪念红25军长征70周年的时候，我终于实现重走长征路的梦想。
“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的雄心壮志鼓舞着我，完成重走红25军的长征路后， 2016年，武汉晚报党委决定，由我带领22位志愿者，重走中央红军的长征路，那一年我已经54岁了。在红军精神的鼓舞下，我冒着春夏季节的暴雨、顶着晒破头皮的烈日，从闽西的长汀出发，沿着逶迤的五岭、磅礴的乌蒙、绵延的雪山、凶险的草地，走过22条大河、22座大山，长征沿途的300多个战场全部跑到。沿途无数次遇到泥石流、山体滑坡、道路塌方，还有感冒发烧，我都不曾退缩半步。
我聘请国防大学教授刘波和数十位红军的后代担任我的军史顾问，将长征路上每一个点位、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踏访得不留半点疑问，发回报社的每一篇报道都做到忠于事实、忠于历史，接近读者、感动读者。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我心里明白，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红军长征带来的震撼超越国界。有一个哲学名家说得好，红军长征，要么你不知道，知道了就永远无法忘记。
重走长征路，不是重复过去，而是面对今天和未来。我在采访102岁的老红军王道金时，他说，红军过草地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食物，无奈吃野菜、草根和树皮。当时，红军战士大部分来自闽西赣南、两湖和两广等地，不熟悉川西草地上的植被，误食中毒的人很多。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试吃小组。试吃后只要这些人没死，就证明这种草能吃。参加试吃的人必须是党员。
历史是有温度的，也是最好的教科书，还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总在说，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忘掉了从哪里来，往往就不知道到哪里去。
我在部队的老政委、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李世奎曾经对我说，“解放后我看过很多反应长征的纪实文学、影视作品，可是没有哪一部能真正全面、客观反应长征路上的艰苦的，说什么红军在雪山草地上吃皮鞋、吃皮带，几乎成为雪山草地上艰苦的代名词，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吃皮鞋、吃皮带有吗？有，但是很少，你想想，红军战士脚上穿的都是草鞋，身上穿的都是破烂的毡子，系上一根草绳，只有少数团级干部才有皮鞋、皮带。为什么反映雪山草地艰难困苦就把吃皮带、吃皮鞋当成标签，贴在长征的历史上？只能说明这些人不深入实际，才弄出了不客观、不真实的东西误导后人。红军在雪山草地的艰难无法想象，实际上我们吃过牲口的粪，这不是给红军和长征抹黑，这是当年草地上的真实情况。三大红军主力过草地的时间，几乎都在8月份，正是川西草地上的豆类成熟的季节，牦牛和绵羊吃下去未消化的胡豆、黑豆，我们洗干净后再煮着吃。吃下观音土拉不出大便的战士，真的吃下牛羊的粪，因为这中间有草，可以将观音土排出来。”
重走长征的路上，李世奎的教导我一直牢记在心，我必须用心重走长征路，必须用心去还原历史，以更加高涨的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长征、对待红军。因此，我在沿途采访每一个长征的经历者，关于他们的行军、作战、宿营、受伤、生病、散落、躲避等，尽力做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完成重走长征路回到武汉后，我心里总觉得，尽管在长征路的沿途做了100多篇报道，但还是感到明显的不足。我向国防大学的刘波教授，还有很多红军的后代请教后，他们问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回答是那些因病、受伤、或被打散后，没有完成长征的普通红军。刘教授说，“那就对了，关于长征和参加长征的国家领导人、开国将帅，已经被写了很多很多，你就好好写一下那些散落的红军吧，普通人的故事一定是更加感人的。”
闪闪的红星，曾经是红军头顶上的明显标志，红星闪闪照耀中国。那些散落在长征沿途的红军，不就是一颗颗散落的红星吗？定下这个题目，我又回到长征路上的闽西、赣南、湘南、桂北、黔北和河西地区，继续采访更多散落红军的故事。到目前为止，我收集到了2200多个有名有姓的散落红军，分布在长征沿途和河西征战及其他的18个省市，我跑遍近百个县区，采访了其中169位，很有幸的是，我还采访到了刘光荣、刘汉润、刘勇、卢桂秀、牟炳贞、侯宗元等32位健在的红军战士，他们称我这个当过兵的人为小战友，战友拉着双手，说起当年的经历总是泪流满面,又是激动不已。
他们的散落或多或少充满悲剧性，他们为了治疗伤病、躲避敌人的搜查和加害，改名改姓、改变民族，隐姓埋名扮哑巴，给当地好心人当儿子、做上门女婿。为了不落入敌手当俘虏，跳崖、吞针、吞鸦片而死……
如今，当你坐着飞机和高铁，一日穿行数个省市时，你无法理解当年他们的艰难。为了寻找远去的队伍，他们中有人一路乞讨，连续数年步行万里。回故乡的路仅仅千里，他们中很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到。
红军的坚贞不屈、红军的坚忍不拔、红军的坚定信念，完完全全体现在他们的身上。我把这些故事通过媒体说与读者听时，很多人评论说，这样的故事只能在中国发生，只能是红军才能做得到。
他们都是散落的的红军，其经历看似共同，其实每一个人的遭遇、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他们大多数没有迎来长征的胜利，他们也没有在共和国的将帅名录留下自己的名字，有的在生前得到一本散落（或者流落、流散、失散）红军证书，领取过政府发放的生活补贴，更多的人则没有等来这一天。但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建立有他们立下的不朽功勋，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上，有他们增添的色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是全中国的真心英雄。
长征，是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长征，是一场艰难困苦的斗争；长征，是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虽然那个时代逝去已远，但我们还是应该牢记。这就是我今天还要重走长征路的理由。您和您的朋友也一样，什么时候读长征，什么时候重走长征，都不会晚。其实，这个系列故事是我重走长征路、西路军征战路逐个采访到的，一共80节，写进了100个红军战士散落在长征路上和散落后的故事，这些红军分散在15个省市，他们的故事，都有不同特点，有的因伤不能走、有的因病掉了队、有的被打散跟不上、有的被俘又逃脱、有的被党营救出狱……他们离开红军后的每一步人生路都充满苦和累、浸透着血和泪。
100个散落红军的故事，汇在一起厚厚的三百多页，看起来很多，读起来也很费劲。可这仅仅是三大主力红军长征队伍中，散落红军战士的很少一部分。
当我从福建长汀南山镇的钟复村，红9军团长征的零公里处走上长征路时，就采访到了第一个散落的红军，他叫余茂盛，儿子余富强告诉我，父亲是福建宁化人，湘江之战受伤后散落在湘黔边界。来到瑞金、于都的长征第一渡、第一桥、第一村、第一山等，都是长征出发的原点，都能采访到散落的红军，也就是说，红军出发时就有散落的人，每到一地、每打一仗都有红军散落。
我手上有一份从长征路上收集来的近3000个散落红军名单，分布在赣南、湘南、桂北、遵义、毕节、川西、甘南、陇南、陇东、陕北、河西走廊等地区。在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湖南郴州市，散落的红军417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桂北，红军血战湘江的全州、灌阳、兴安，散落的红军167人，四渡赤水的习水、赤水、金沙、包括遵义地区159人；川西地区包括红原、松潘、若尔盖地区198人；甘南、岷县、宕昌迭部227人；通渭、成县、武山等地218人；会宁和龙德、静宁、西吉地区129人；环县、吴起等地122人；西路军渡河之后散落在河西地区有名有姓的红军2000多人。我接触到的人员中（没有接触到的不在之列），在景泰县一条山战斗散落23人；在武威四十里堡战斗散落46人；在永昌县40天的战斗中散落55人；在张掖大屠杀后散落43人；在安西之战散落在瓜州12人。还有，根本与西路军征战行军路线无关的青海西宁、循化、贵德等地，也有数百散落的红军。
时间过去了80多年，这些散落的红军绝大都已经离世。他们的苦难、血泪、委屈和曲折经历，很多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只能通过各地红军纪念馆的馆藏资料和他们的后代讲述，拾起记忆的碎片，写成系列故事。因为，红军传统不能忘，长征精神不能丢，这段历史不能缺。
其实，散落红军坚定与无畏、英勇与悲壮的故事，是永远无法讲完的。
汤华明
2018年9月19日于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