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銀一期、二期曾出水42000多件文物，許多文物首次面世，其揭開了一層又一層關於張獻忠和江口沉銀的面紗，讓世人驚歎不已。三期考古發掘，同樣從一開始，就讓人期待。
“蜀世子寶”金印
4月29日，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2019-2020年度考古發掘（以下簡稱江口沉銀三期）成果通報會上，來自蜀王府的“蜀世子寶”金印風頭無兩，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
這枚金印是如何出水的？它有何作用？為何被砍壞？張獻忠的寶藏有沒有可能還藏在其他地方？
劉志巖 韓傑 攝影
連日來，紅星新聞記者對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劉志巖，在他的講述中，這枚金印及江口沉銀遺址所蘊藏的張獻忠等歷史信息，一點點浮上水面。
紅砂岩凹槽內金印壞成四塊
其出水點遍地金器如“金窩子”
“今天的霧有點大，都不咋個看得清楚，就像考古一樣，充滿了未知性，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在江口沉銀一期考古發掘通報會上，省考古院的相關人員曾以窗外的霧作為開場白，開始了彭山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項目的介紹。
時隔三年多，三期考古發掘已經結束，但這句話，仍讓許多考古人員認同。比如此次堪稱最重量級的出水文物“蜀世子寶”金印，其出水過程也在考古人員意料之外。
“蜀世子寶”金印
第三期考古，和前兩期一樣，圍堰，清理河床上的泥沙，等泥沙洗淨，才能知道河床凹槽之中有無文物、有什麼樣的文物。
劉志巖介紹，此次考古發現了金器的集中分佈區以及銀錠的集中分佈區，這很可能說明當時對於貨物的運載存在分船以及分箱的情況，這對於認識當時張獻忠撤離成都前的狀況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在“蜀世子寶”金印出水前，圍堰內的那片區域已經出水了一些金銀器。“蜀世子寶”金印出水時，是在一塊紅砂岩石凹槽內，壞成四塊的金塊相距並不遠，一開始，大家還不知道是金印，一大塊金塊入手，沉甸甸，便覺異常；金塊上還有字，更加覺得不凡。
金印出水處堪稱張獻忠寶藏的“金窩子”
更讓考古人員興奮的是，其出水的地點，除了“蜀世子寶”金印外，還散落著金手鐲、金耳環、金鋌等數十件金器，堪稱張獻忠寶藏的“金窩子”。
還有多處銀錠、金錠以及金塊已經嵌入岩石，考古人員只能小心翼翼將其取出。
有些金器已嵌入岩石中
江口沉銀一期出水文物3萬餘件，二期出水文物1.2萬餘件，三期出水1萬餘件。對此，劉志巖表示，一是作業面不同，二是認定標準有所提高。“今年出水的文物裡，金器是最多的，這些大部分來自於王府。”劉志巖說，這可能是因為三期發掘區域更接近於當時的戰爭地址，“在此留下的大多是比較重的金器，而比較小、輕的金銀飾品、銅錢等物品則漂流到了下游，所以一、二期出水這種文物較多”。
10多斤重世子金寶實物
國內首次發現，僅此一枚
在江口沉銀二期考古發掘中，曾出水過一枚“蜀王金寶”， 不過遺憾的是，那枚金寶已經碎成了10多塊。
明朝藩王金寶，也被叫做金印章。劉志巖說，根據明史記載，冊封親王時往往會用到金冊或金寶。不過每一代藩王都會有自己的金冊，而每個王府擁有的金寶則只有唯一一枚，作為明代親王在藩地發佈政令、與中央書信往來的信鑑。
有過之前發現金寶的經驗，考古人員對這幾塊有字的金塊也更加重視。四塊金塊聚集在一起後，大家發現，這也是一枚被人斬成了四塊的金印，四塊合成為一個方形印臺、龜形印鈕，印面鑄有“蜀世子寶”四字。遺憾的是，印上的龜形頭部暫未發現。儘管如此，這塊金印也有十多斤重。
金印出水處堪稱張獻忠寶藏的“金窩子”
劉志巖介紹，“蜀”字證明這枚金印原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為親王嫡長子。從印文可知這枚金印為明代蜀王世子所擁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徵，也是蜀王府歷代世子傳用之珍寶。“蜀世子寶”是國內首次發現世子金寶實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經過測量稱重發現，這枚金銀印臺邊長10釐米，厚3釐米，含金量高達95%。“在明代的文物裡，含金量是很高的了，比張獻忠的虎鈕大金印含金量更高。”劉志巖說。
金印是政權象徵
張獻忠等人將其破壞或是一種蔑視
劉志巖介紹，這枚“蜀世子寶”金印是蜀王府政權的象徵，平時少有實用。
也就是說，這枚“蜀世子寶”金印在張獻忠沒有搶到手前，應該就是靜放在蜀王府裡，哪怕鮮有移動，也是氣場滿滿。
“蜀王府應該就此一個，從規制和鑄造上來看，不像明代晚期的，明代晚期國力沒有這麼強盛，做的東西都比較差，但這個印做得非常好。”劉志巖說，“印被砍壞了，從文物本身是一種傷害，但從歷史信息來說，蘊含的東西更豐富一點，如果它沒有被砍壞的話，就只是一個蜀王世子的印，現在被砍壞了，就把張獻忠牽扯進來了。”
在一、二、三期江口沉銀考古發掘出水的文物中，許多金銀文物被壓扁或被損壞，是為了方便攜帶，但這個金印被砍壞了，這就不僅僅是為了方便攜帶了。
劉志巖分析，一來可能張獻忠等人只是將其當做黃金，砍掉是方便攜帶；另一種原因可能是金印是蜀王府世子權力的象徵，張獻忠等人有意將其砍成多塊，以表達對明代朝廷、權力的破壞、蔑視等。
“屠蜀”或屬“背鍋”
張獻忠寶藏可能其他地方還有
在此番出水文物中，本年度出水的官銀，從地域及稅種上均可填補前兩次發掘的空白。尤其是發現了來自於樂至、仁壽、樂山、德陽、廣漢等地的屬於大西政權銀錠，對研究大西政權的財政制度以及統治區域均具有重要意義。
劉志巖稱，江口沉銀遺址如此集中出水明代王府文物，目前，在國內也找不到第二處，這對於研究朝代和政權更迭很有意義。
除了以上意義，在劉志巖看來，張獻忠的形象可能也要重新認識。“張獻忠席捲大半個中國、建立自己的政權，還要收稅，老百姓對他多憎恨？稅是怎麼收上來的？這可能（和一些史料記載的張獻忠殺人如麻）是另一回事。”他說，“現在有稅銀，張獻忠真如史料所言那樣，把人殺完了如何來收稅？（四川的人口減少）這不是一兩年的事，張獻忠入川，也就1644年到1646兩年的時間，肯定是長期戰亂造成人口大規模的減少。”
在四川省社科院張獻忠研究中心秘書長、副研究員蘇東來等人所著的《“江口之戰”與明末清初四川社會變遷述略》中，也有類似的觀點，文中稱“張獻忠在四川的活動以及大西政權對四川的統治，在四川地方誌及明清證實中多為負面記載，清廷統治者對張獻忠的汙衊背後反映出構建政權合法化的意圖。眾所周知，造成明末清初人口劇減的主要原因是戰亂和災荒，清朝找到了一個難得的替罪羊……對張獻忠‘屠蜀’的肆意誇大渲染，不僅可以轉移清朝政權合法化危機，而且還可以把自己扮演成‘替天行道’者，從而找到一條重建政治合法的路徑”。
三期考古發掘以後，會不會再次發掘？劉志巖並未給出答案。不過，在交談中，他認為，張獻忠的財寶可能也有陸路運輸，但比較重的物品肯定還是選擇水路。
劉志巖說：“張獻忠未必把全部的財寶從成都帶走，江口沉銀也不一定就是張獻忠全部的寶藏，說不定在其他地方也有，因為現在我們只找到一個地方，其他地方有沒有？還有幾個地方？現在沒辦法給出準確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