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4年，歌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少年維特的煩惱》（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整個世界突然就出現了“維特熱”，不但有關維特的各種事物都成為了商品，還有不少人效仿維特，光榮地為愛情而自殺。
在歌德本人年老時，都經常要為這一陣“維特熱”作解說。拿破崙於1808年拜訪年老的歌德，他以“《維特》的作者”去指稱歌德，又說把小說讀了足足七遍之多。
當然，在歌德死後，人們還一直在讀《維特》，甚至，作為一個文藝青年，沒讀過《維特》的，或許會受到歧視。它之所以能歷久不衰，是因為它的“世界文學”特質。
晚年的歌德受波斯詩人哈菲茲（Hafez）影響很深，曾書信友人艾克曼（Johann Eckermann）提出德國文學應該面向世界，成為世界文學。歌德或許沒有想到，他年青時寫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也算是世界文學了。其中一個原因是，故事的設定跟當時的社會環境沒多大關係。但更重要的，是當中的愛情元素，愛的情感是人類共有的。它本身就是一種世界語言。愛情是世界語言，就連當時文化上截然不同的中國也出現了中文譯本。
為愛情自殺：男性與女性的區別
《少年維特的煩惱》之所以風行世界，是當中的愛情元素。我們或許都愛過，甚至愛得叫生要死。這是人們效仿維特為愛自殺的原因（當然，這也是我們到了今天還在讀這本書的原因）。然而，人們不只是讀它，還認真地研究它。
其中一個緣故，顯然是歌德的偉大：我們確實想要仔細看看一顆偉大心靈的模樣。其次的是，我們想知道維特當時的心理特質。為愛自殺的心理雖然說起來並不陌生，但若要說非常理解，卻又說不上。現代的一些心理學研究指出，女性因為愛情而自殺似乎比較普遍。但不論這些心理學研究結果是否屬實，在18世紀，甚至到了今天的社會看來，為愛情而自殺似乎成了女性情感的性別標籤。
維特的自殺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具有女性的陰柔氣質。還不僅如此，一些研究還指出，年輕男子其實還較傾向於不留下自殺動機的線索。然而，維特卻向喜歡的對象夏洛蒂寫了最後一封信，解釋了對她的愛如何置自己於死地。
然而，維特除了留了一封信，還為學者們留了一道難解的、令人發癢的自殺線索：在維特開槍自殺時，桌上放著的是萊辛的劇作《艾米莉亞．加洛蒂》。 雖然說，《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書寫看似跟當時德國社會的語境沒有直接關係，但桌上的這本劇作卻又把人帶回了現實。1722年，萊辛的朋友卡爾·耶路撒冷自殺了，發現桌上放的正是《艾米莉亞．加洛蒂》。
哥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可說是那次自殺情境的再現，具有強烈的符號意義。萊辛知道哥德如此書寫自己的好友時，曾經說過，維特的自殺行為只是沒有頭腦的愚笨所致的。言下之意：他朋友的自殺似乎比維特的高尚，並非一時的浪漫化衝動。在當時的社會，自殺是不被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更何況是為情自殺？
在知識分子之中，德．斯戴爾夫人是少數讚揚為愛自殺的人，其言論甚至引起了歌德的注意。談及德．斯戴爾夫人，很多人會提起她對德國的浪漫主義在法國發展的貢獻。為愛自殺，自然會被一些浪漫主義者所推崇。特別是在法國大革命剛結束的社會處境之下，出現了一批對推崇理性的啟蒙思想家的質疑。
為愛自殺作為反叛：啟蒙思想與比浪漫主義的對比
德．斯戴爾夫人的思想好像也有一些引伸的意義。其一是她女性的身分。偏要提議自殺的美，或許同時在為女性權力而說話。其次是她對法國啟蒙思想的看法。在見證著法國由啟蒙思想到暴力的革命，再到拿破崙的霸權統治，她漸漸想到，單一的理性並非通向真理的唯一依據。理性不是無所不能的，在理性之外，人類獨有的情感或許是我們理解世界的重要依據。特別是，當她因為批評拿破崙而遭到流放，便漸投所謂“法國浪漫主義”的道路。
不少人會認為，《少年維特的煩惱》中的情感主義特質，是德國從啟蒙思想走到浪漫主義的先兆。小說因而是一部過渡至浪漫主義的作品。然而，偏要提到德．斯戴爾夫人，是想讓讀者不要忘記她跟拿破崙之間的共通點：他們都對啟蒙思想推崇至極。也不要忘記，這個被浪漫主義者所批評的拿破崙，是《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忠實讀者。
又或者說，維特自殺時桌上放的不是別的，正是萊辛的《艾米莉亞．加洛蒂》。萊辛本人就是德國啟蒙思想的一大幹將呢。再讀這本《艾米莉亞．加洛蒂》，便會發現當中不缺對人類情感的描寫。所謂尊崇理性，其實由始至終都不代表要放棄承認情感的重要性。
說到底，問題在於難以區分啟蒙與浪漫主義的實質區別。其實，不少讀者早就發現了這個困難。甚至有人說，整套浪漫主義的思想不過是文學界的醜聞，所指的是，大部分文學批評家其實並不確實知道自己的論點。就如學者弗裡德里克·貝瑟爾（Frederick C. Beiser）說，浪漫主義從一開始就不一定是反啟蒙的。而且，它的本質從一開始就不在於文學書寫上的風格區分──它首先是哲學上的，繼而是政治和道德上的。
於哲學上，當然便會涉及對“理性”的理解，接著是人類心靈與世界真相的連結。
文章一開頭就指出了《少年維特的煩惱》作為世界文學的重要性，繼而推展到探究德國啟蒙思想的本質問題。匈牙利作者盧卡奇說：“受德．斯戴爾夫人的思想影響，我們從一開始就被教育成把《維特》歸類為浪漫主義的作品。要把《維特》歸類為浪漫主義，其實等同要把盧梭都一併歸類為浪漫主義的，只是，浪漫主義者們為了實施他們的政治理念，只好不惜代價”。
盧卡奇的論點不一定是對的，但卻富有深刻的意味。首先，他說穿了文學批評背後的政治動機。他批評一種“保守的浪漫主義”（reactionary romanticism），期望把《維特》乃至歌德歸類為代表革命的啟蒙派。
但綜合不同想法的人的觀點，便會發現，大家之所以喜歡《維特》，其實離不開當中的反叛元素。雖然德．斯戴爾夫人被盧卡奇批評為保守的浪漫主義者，但她把《維特》視為浪漫主義先鋒，其動機不就是要對拿破崙叛逆？而再看拿破崙，他不又是一個對世界規則叛逆的人？
以愛為由﹑死為反叛
其實，在《維特》問世前，歌德一直在寫詩作《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中的愛和反叛自然是不言自明瞭。
縱觀歷史，關於愛情的文學作品不計其數。但同時關於為愛而死亡的，好像多帶有反叛的特質。這特質甚至可以說是埋藏在人類巨大的歷史精神之中，一直世代相傳的。當文學詮釋學家漢斯．特喬斯提到《少年維特的煩惱》時，會馬上提到盧梭的《新愛洛伊斯》，其中的緣由是他受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影響，提倡以歷史作為詮釋和理解藝術品的根據。
《少年維特的煩惱》受了前人的影響，繼而影響後世。 托馬斯·曼《綠蒂在威瑪》就是對《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回應。有趣的是，托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同樣是以愛為由﹑以死為反叛，只是，其性質跟《少年維特的煩惱》有點不同，所挑戰的對象也有所不同。
本文作者：書爾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