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雙懷
史念海先生是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創始人之一，與譚其驤先生和侯仁之先生齊名，被稱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三傑”。早在1933年，史先生就與中國歷史地理學結下了不解之緣。1935年，經顧頡剛先生推薦，協助張國淦先生對中國地方誌進行系統研究。1936年，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史先生看到祖國山河不斷淪喪，痛心疾首，遂參加“禹貢學會”，並在顧頡剛先生的指導下，發憤撰寫《中國疆域沿革史》，表現出很高的愛國熱情。抗戰時期，史先生在北碚國立編譯館從事歷史地圖的編繪和《文史雜誌》的編輯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史先生從國家建設的需要出發，提出了歷史地理學應當“有用於世”的原則，與譚其驤、侯仁之諸先生共同努力，奠定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基礎。半個多世紀以來，史先生廢寢忘食，一絲不苟，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許多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討，同時培養了大批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人才，極大的推動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2000年，史先生已經88歲高齡，在身患腦瘤的情況下，仍然頑強地堅持教學和研究工作，拳拳報國之心，令人讚歎不已。
作為傑出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早歲即以淹貫經史群籍，覃思卓識，著稱當世”（注：譚其驤：《〈河山集·四集〉序》，陝西師大出版社，1991年版。）。自20世紀30年代涉足於中國歷史地理領域以來，他以敏銳的筆觸，驚人的毅力，撰寫了《中國疆域沿革史》（與顧頡剛先生合作）、《中國的運河》（重慶史學書局1944年出版，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下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至1992）、《中國古都和文化》（中華書局，1998）、《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黃河流域諸河流的演變與治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河山集》（三聯書店，1963）、《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河山集·四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河山集·七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等二十餘部很有影響的學術專著，在《紅旗》、《歷史研究》、《史學史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刊物上發表重要學術論文二百餘篇，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從大量資料來看，史念海先生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17點：
一、對中國歷史地理學史進行了深入研究。歷史地理這門學科是有悠久淵源的，可以上溯到司馬遷的《史記·河渠書》和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歲月中，中國歷史地理學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史念海先生認為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學史對於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因而非常重視這方面的研究，並且發表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和發展》（《史學史研究》1986年第3期）、《班固對於歷史地理學的創造性貢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3輯）、《論班固以後迄於魏晉的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4輯）、《唐代的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史學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靜安對歷史地理學的貢獻》（與曹爾琴合著，刊《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華東師大出版社，1983）、《胡渭學案》（刊《清儒學案》1986）、《閻若璩學案》（刊《清儒學案》，1986）、《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因素》（《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2輯）、《中國歷史地理學區域經濟地理的創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輯）、《顧頡剛先生與禹貢學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3期）、《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回顧與前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2輯）等一系列學術論文。這些論文的發表，提高了中國歷史地理學史的研究水平，對完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體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發掘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社會功能。中國歷史地理學是從沿革地理學發展而來的。顧頡剛先生在創辦禹貢學會的時候，雖然以研究沿革地理為主，但他採用了“歷史地理學”的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史地理學在沿革地理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成為與傳統意義上的沿革地理學有著明顯差別的新型學科。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演變與人類活動的關係，探討人地關係發展變化的規律，使其有利於人們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學。建國以來，史念海先生與侯仁之等先生一道，對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問題進行了廣泛地探討，寫成《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一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對完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體系做出了重大貢獻。史念海先生認為，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有用於世”的學問，應當在國家的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從這種觀點出發，他以身作則，努力發掘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社會功能。為了引起人們對交通問題的重視，他曾撰寫過《中國的運河》一書（重慶史學書局1944年初版，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為了發展蠶桑事業，他撰寫了《黃河流域蠶桑事業盛衰的變遷》（《河山集》，三聯書店，1963）和《西周至元代陝西地區蠶桑事業》（《陝西師大學報》1977年第4期）等論文。針對西安嚴重缺水的問題，他撰寫了《黃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2輯）和《論西安周圍諸河流量的變化》（《陝西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並向陝西省領導提出瞭解決西安缺水問題的建議和具體措施。此外，他還專門撰寫了《發揮中國歷史地理學有用於世的作用》一文，呼籲歷史地理工作者努力發揮歷史地理學的社會功能，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服務。
三、提出了歷史文獻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歷史地理學既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又是歷史學的輔助學科，有它自身的特點。採取什麼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為好？這是歷史地理工作者普遍關心的問題。史念海先生認為，“以實地考察與文獻記載相結合為研究這門學科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法”。因為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要了解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就必須藉助於文獻記載，就必須進行實地考察。文獻記載與實地考察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補充的。由文獻記載可以瞭解歷史上某一地區的具體情況，但文獻記載並非都是第一手資料，也並非都是得之目驗的結果，因而難免會有訛誤之處。通過實地考察，可以糾正文獻記載的錯誤，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理現象演變的過程。所以文獻記載與實地考察相互結合，相互補充，能夠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這“應該是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較為有效的步驟。”（注：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冊，第12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數十年來，史先生就是運用這種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他不僅對中國歷史地理文獻了如指掌，而且對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的許多地方進行了考察，獲得了大量的考察資料（注：史念海：《黃土高原考察瑣記》，《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3輯。）。在此基礎上，他開拓創新，不斷進取，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許多重大問題進行了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所倡導的這種方法後來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接受。他們採用這種方法研究歷史地理問題，也都有很大的收穫。
四、促進了沿革地理學的發展。由於中國歷史地理學是從沿革地理學發展而來的，因此沿革地理學在歷史地理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先生在組織禹貢學會時，即以沿革地理作為最主要的研究內容。史念海先生是從研究沿革地理起家的。他在顧頡剛先生指導下所撰寫的第一部學術專著《中國疆域沿革史》，就是沿革地理學方面的名著（商務印書館1937年初版，1999年作為商務文庫叢書再版）。在這部著作中，他採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繼承和發展了傳統的考證方法，詳細論述了中國曆代疆域的演變，揭露了列強蠶食中國的罪行，號召國人“光復舊土，還我山河”，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思想。建國以後，史先生的研究範圍不斷擴大，但對沿革地理的研究一直沒有間斷，先後撰寫了《以陝西省為例探索古今縣命名的某些規律》（《陝西師大學報》1979年第4期至1980年第3期）、《論〈禹頁〉的著作年代》（《史學史資料》1980年第4期）、《新秦中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7年第1輯）、《論唐代貞觀十道和開元十五道》（《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等等很有影響的論文。由於他採用文獻和考察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沿革地理，一方面在文獻考證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把實地考察引進到沿革地理的研究領域，因而在研究工作中往往能夠有所突破。比如過去學者都認為“新秦中”與“河南地”是同義語，所指地理範圍相同。他在《新秦中考》一文中，以文獻資料和考察結果相互印證，指出“新秦中”的地理位置與“河南地”並不完全相同：新秦中在西、北兩面都越過了黃河，甚至包括了陰山之下的北界之地；西河郡的西界與朔方、北地二郡的西界處在同一條線上，北地郡的北界也應向北推移和西河郡相連。這種創新研究，給古老的沿革地理學帶來了新的活力，使沿革地理學作為歷史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向縱深發展（注：曹爾琴：《史先生對沿革地理學研究的貢獻》，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五、樹立了黃河流域環境變遷研究的豐碑。史念海先生對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始終是從“有用於世”的角度出發的。建國以後，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展開，治理黃河的問題顯得越來越突出，被提上了國家的議事日程。為了治理黃河，解決黃土高原的生態問題，史先生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出發，對黃河流域的環境變遷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早在1976年他就撰寫了《黃河在山陝之間》（《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76年第2期）和《周原的變遷》（《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76年第3期）。1977年撰寫了《論涇渭清濁的變遷》（《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77年第1期）、《歷史時期黃河在中游的下切》（《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77年第3期）和《歷史時期黃河流域的侵蝕與堆積》［上、下］（《河山集》第二集，三聯書店，1981）。1979年又撰寫了《黃土高原的歷史變遷與當前的治理方針》（《黃土高原水土保持農林牧綜合發展科研工作討論會資料選編》）。1985年應陝西省領導之約，出版《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與曹爾琴、朱士光合著，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撰寫《論黃土高原溝壑的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7年第2輯）。1990年撰寫《由歷史時期黃河的變遷探討今後治河的方略》（《當代治黃論壇》，科學出版社，1990）。1992年撰寫《黃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2輯）。其後又不斷在這方面開拓研究，並將研究成果集結成《黃河流域諸河流的演變與治理》一書（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通過對黃土高原和黃河的系統研究，史先生指出：在歷史時期，由於森林和植被的大量破壞，黃土高原的侵蝕現象十分嚴重；嚴重侵蝕不僅使黃土高原水土流失，支離破碎，而且在黃河中下游形成了嚴重的堆積，影響了黃河的安瀾。因此，要根治黃河，首先要對黃土高原進行治理；而要治理黃土高原，就需要恢復黃土高原的森林和植被。這些研究成果，“大大超過了前人的水平，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注：鄒逸麟：《黃河流域環境變遷研究中的重大貢獻》，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集》，陝西師大出版社，1996年版；陳橋驛：《繼續深入黃河歷史地理的研究》（史念海教授新著〈河山集〉二集讀後），《河南師大學報》，1983年第1期。）
六、開闢了歷史農業地理研究的新領域。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極為密切，因此，要研究歷史時期的農業狀況，就不能不研究歷史農業地理。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史念海先生在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過程中，率先提出了“歷史農業地理學”的概念，並把它作為歷史經濟地理的一個分支進行深入研究。他對歷史農業的發展狀況進行了考察，撰寫了《春秋戰國時代農業的發展及其地區分佈》（《教育與研究》1956年第1期）、《開元天寶之間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農業的發展》（《人文雜誌》1956年第3期）、《隋唐時期長江下游農業的發展》（《人文雜誌》1960年第1期）、《隋唐時期黃河上游的農牧業地區》（《唐史論叢》第二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等一批高質量的文章。與此同時，他又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農業區進行了研究，發表了《河西與敦煌》［上、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4輯、1989年第1輯）、《秦漢時代的農業地區》（《河山集》，三聯書店，1963）、《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化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4輯）等重要論文。此外，他還對中國歷史上的農牧分界線進行了深入探討，先後撰寫了《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的分佈及其變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黃土高原及其農牧分佈地區的變遷》（《歷史地理》創刊號，1981）、《論西周時期農牧業地區的分界線》（《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7年第1輯）、《司馬遷規劃的農牧地區分界線在黃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響》［上、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1-2輯）等著名文章。通過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歷史農業地理學的基礎。在史先生的倡導下，歷史農業地理的研究受到歷史地理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已發展成為歷史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七、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區形成和演變的內在機制。人口的分佈與遷徙以及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是歷史地理學不可迴避的問題。史念海先生認為：“人能夠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可是自然對人也有制約的作用。人不僅要受到自然的制約，就是所處的社會也會有一定的侷限性，不能不受到相應的影響。”因此，他十分重視人口問題的研究。他的許多研究課題都曾涉及到人口，特別是人口的分佈與遷徙。專門論述人口問題的論著就有《晉永嘉亂後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西北論衡》7:15,1939年8月）、《石器時代人們的居地及其聚落分佈》（《人文雜誌》1959年第3期）、《論我國人口重心區域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2輯）、《中國歷史人口地理與歷史經濟地理》（臺灣學生書局，1991）及《十六國時期各割據霸主的遷徙人口》（《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3-4輯）等。在這些論著中，史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論述歷史上的人口稠密地區，分析人口稠密地區形成的因素，以及人口地理與經濟地理的關係。他在研究中指出，中國疆域遼闊，各地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西漢時期，人口較為稠密的地區，除了關中涇渭兩水的下游而外，還有黃河下游和濟水兩側，太行山東平原以至於相當於現在山東半島各處，就是現在河南的汝、潁兩水和白河、湍河流域的人口也是較為稠密的（注：史念海：《中國歷史人口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第一章第二節，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版。）。唐時人口稠密的地區除兩京所在的京兆府和河南府外，還有太原府以及河南道的汴州、宋州、曹州，河北道的魏州、相州、貝州、冀州、滄州等地。這些人口稠密的地區，都是當時農業較為發達的地區，特別是有農田水利的地區。此外，城市、交通及自然環境對人口分佈的疏密也有很大的影響。這些研究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區演變的軌跡，從一個重要的側面為解決當前的人口壓力提供了參考。
八、奠定了歷史軍事地理研究的基礎。歷史軍事地理對於國防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在歷史地理學界，對歷史軍事地理最有研究的人是史念海先生。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史先生就曾致力於歷史軍事地理的研究。1939年，他撰寫了《保衛大西北外圍地理形勢》（《西北論衡》7:8,1939）。1943年，撰寫了《論戰國時代的國際關係及其所受地理環境的影響》（《文史雜誌》2:9、10,1943）。1945年，撰寫了《論諸葛亮的攻守策略》（《文史雜誌》6:2,1945），開了歷史軍事地理研究的先河。七十年代中，由於戰略的需要，他應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將軍之邀，對中國歷史上的戰略要地和古戰場進行了仔細考察，在歷史軍事地理特別是在陝西曆史軍事地理和長城的研究方面用功尤勤。1980年，寫成《鄂爾多斯高原東部戰國時期秦長城遺蹟探索記》（《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1期）。1982年，寫成《唐代前期關東地區尚武風氣的溯源》（《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3期）。1983年寫成《論雁門關》（與曹爾琴合著，刊《地名知識》1983年第3期）。1984年，寫成《函谷關與新函谷關》（《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1985年，寫成《陝西省在我國曆史上的戰略地位》（《文史集林》第1輯，文人雜誌增刊，1985）。1985年寫成《洛河右岸戰國時期秦長城遺蹟的探索》（《文物》1985年第11期）。1987年發表《陝北的地理特點與軍事價值》（《文史集林》第2輯，1987）及《關中的軍事歷史地理》（《文史集林》第2輯，人文雜誌增刊，1987）。1988年寫成《論關中東部戰國時期秦魏諸長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3輯）。1992年寫成《我國曆史上東西對立局勢和南北對立局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1輯）。1994年又寫成《論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佈及其歷史軍事地理》［上、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至3輯）。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收錄在《河山集》第四集中，都是歷史軍事地理研究領域的開山之作，“堪稱樹立在我國曆史軍事地理領域的一座豐碑”（注：李之勤：《歷史軍事地理研究的豐碑》，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陝西師大出版社，1996年版。）。
九、提高了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層次。歷史文化地理與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軍事地理一樣，是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最近幾年，研究歷史文化地理的學者較漸多，但在過去，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卻很少。史念海先生是較早對歷史文化地理進行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在1935年撰寫《兩唐書地理志互勘》（《禹貢》3:2-6、9）時，即涉及歷史文化地理方面的問題。1941年，他曾撰寫《現階段西北遊資之形成及其利用》（《西北資源》2卷1期，1941）。1978年，他又撰寫《周原的歷史地理與周原考古》（《西北大學學報》1978年第5期）。1981年撰寫《論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1983年撰寫《由地理因素試探遠古時期黃河流域文化最為發達的原因》（《歷史地理》第3輯，1983）。1988年，撰寫《開元天寶時期長安的文化》（《唐史論叢》第1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及《隋唐時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認識的再擴大》（《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2輯）。1990年撰寫《兩〈唐書〉列傳人物籍貫的地理分佈》（《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撰寫了《論〈三國志〉及〈晉書〉列傳人物籍貫的地理分佈》（《浙江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及《中國古都和文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4輯）。1994年發表了《論中國古都文化與當代文化的融通》（《中國古都研究》十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995年發表了《古代音樂戲曲雜耍與古都文化》（《陝西師大學報》1995年第2期）。1998年發表了《半坡遺址與歷史地理研究》（《文博》。1998年第3期）。1999年又發表了《唐長安的池沼與林園》（刊中日曆史地理合作研究論文集第2輯《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增刊）。在研究的過程中，史先生不僅注重文化現象的地理背景，而且十分注意分析文化地理演變的內在機制。因此，他的這些研究成果都是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上乘之作，極大地提高了中國文化地理研究的水平，直接推動了中國文化地理的研究。
十、對歷史民族地理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國家。歷史上各個民族的形成、發展以及與其它民族的關係，都離不開他們所生活的地理環境，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針對這種情況，史念海先生對歷史民族地理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1939年撰寫了《西北宗教與民族問題》（《西北論衡》7:8,1939）。1943年撰寫了《論秦漢時代的民族精神》（《文史雜誌》4卷，1943）。1990年撰寫了《西周與春秋時期華族與非華族的雜居及其地理分佈》［上、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1-2輯）。1993年撰寫了《論陝西省的歷史民族地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輯）等多篇論文。更重要的是，他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一書中，專列了《歷史民族地理》一章。雖然由於該書篇幅所限，史先生在這一章中未能盡情發揮和闡述，但它系統地論述了從古至今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中形成、發展、以及相互雜居、分合、演變的歷史過程。史先生在歷史民族地理方面所作的開創性工作，對於民族史和歷史地理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大的意義。許多歷史上難以理解的問題，通過史先生的研究已迎刃而解。可以說，史先生對歷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較之過去歷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中僅考證民族居地，是大大前進了一步”，“為這一分支學科的發展作出了典範”（注：周偉洲：《史念海先生對歷史民族地理研究的開拓和貢獻》，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陝西師大出版社，1996年版。）。
十一、對歷史上的交通問題進行了獨到的研究。歷史時期中國的交通屢有變化，頗為複雜，不易理出頭緒。史念海先生認為交通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均有較大關係。因而對歷史上的交通問題頗為重視，並進行了長期的研究。20世紀40年代，史先生首先對中國的運河進行了系統研究，出版了《中國的運河》一書。接著撰寫了《秦漢時代國內之交通路線》（《文史雜誌》2:9,10,1944）。六十年代中，撰寫了《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人文雜誌》1960年第3期）、《三門峽與古代漕運》（《人文雜誌》1960年第4期）。七十年代撰寫了《秦始皇直道遺蹟的探索》（《陝西師大學報》1975年第3期）。九十年代撰寫了《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3期）、《戰國時代的交通》（《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1期）、《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4輯）、《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淵源及其途中的都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1輯）。此外，史先生在他所主編的《陝西通史》和《西安歷史地圖集》中，還對陝西的交通道路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其成果是不可低估的。在史先生論述歷史交通問題的論著中，《中國的運河》一書影響最大，特別是1988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修訂本，受到學術界很高的評價（注：瞿林東：《運河：歷史的價值和現實的意義——評史念海教授著《中國的運河》，《人文雜誌》，1989年，第5期。）。
十二、對陝西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史念海先生在山西，但在陝西工作了半個多世紀，因而對陝西的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常對學生們講，在陝西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工作，首先要對陝西的歷史地理進行認真研究，爭取在全國有發言權。因為在陝西工作研究陝西方面的相關問題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起碼實地考察比較方便。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自從他四十年代末來到西安以後，就開始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出發，對陝西的許多問題進行研究。為了使研究工作能夠深入下去，他常帶著問題到陝西各地考察。數十年間，足跡遍及關中、陝北、陝南各縣。在此基礎上，撰寫了《古代關中》（《河山集》，三聯書店，1963）、《漢中歷史地理》（《教學與研究》，1965）、《陝西地區蠶桑事業盛衰的變遷》（《陝西師範大學研究論文選集》，1965）、《周原的變遷》（《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76年第3期）、《陝西省地理區劃的沿革》（《陝情要覽》，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等煌煌百萬言的研究論文。他所撰寫的有關歷史自然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軍事地理和歷史文化地理方面的論著，也多涉及到陝西地區。不僅如此。在20世紀90年代，史先生還主持了多卷本《陝西通史》和《古都西安叢書》的編寫工作。《陝西通史》的《歷史地理卷》和《古都西安叢書》中的歷史地理部分都是在史先生的直接參預或親自指導下完成的。
十三、創立了中國古都學。都城是政治中心，有的還兼有經濟中心的作用。我國曆史悠久，幅員遼闊，王朝更迭頻繁，因而留下了許多古都。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西安、洛陽、安陽、開封、南京、杭州、北京“七大古都”。史念海先生認為，古都在歷史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值得進行深入研究。為了更好的研究中國的古都，他在1983年發起成立了“中國都學會”。不久，又在北京、西安、洛陽、南京、開封、杭州、安陽、江陵、廣州等地成立了當地的古都學會。在這個基礎上，正式創立了中國古都學。史先生說：“中國古都學是研究我國古都的形成、發展、蕭條乃至於消失、或經過改革成為新的城市的科學”；“研究歷史上的都城，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當前建設的需要。”（注：史念海：《中國古都研究序言》，《中國古都研究》第一輯，1985年。）。1987年，他發表了《中國古都學芻議》（《浙江學刊》1987年第1期）。1989年，撰寫了《中國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國古都學研究》第四輯，1989）。1990年撰寫了《我國古都建都期間對於自然環境的利用及其影響》（《餘嘉錫先生紀念文集》）和《中國古代都城的蕭條與破壞》（《中國古都研究》第五集，1990）。1992年撰寫了《中國古都概說》[1-5]（《陝西師大學報》1990年第1期至1991年第1期）。1996年撰寫了《環繞長安的河流及有關的渠道》（《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1輯）及《西安附近的原始聚落和城市的興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4輯）。1997年撰《說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長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1輯）。1998年撰《漢長安城的營建規模》（《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2輯）及《漢唐長安城與生態環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1期）。這些成果大部分收入《中國古都和文化》一書（中華書局，1998），成為中國古都學的扛鼎之作，為中國古都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注：李進：《中國古都學創建的歷史軌跡——讀史念海先生的新著〈中國古都和文化〉》，《西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此外，他所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曾獲中國圖書提名獎和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也是古都研究的重大成果（注：鄒逸麟：《歷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大成果：評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中國史研究動態》，1997年，第3期；鈕鍾勳：《一部傑出的區域歷史地圖集》，《陝西師大學報》，1997年，第4期；王守春：《西安與關中地區歷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西安歷史地圖集〉》，《地理學報》，1997年，第4期；司徒尚紀：《我國古都歷史地圖編制的一座豐碑——〈西安歷史地圖集〉》，《人文雜誌》，1997年，第5期。）。
十四、闡明瞭地方誌的價值。我國古代有修撰地方誌的傳統，因而留下了不少方誌。據統計，保存至今的方誌即達八千餘種。這些方誌中有許多歷史地理方面的資料，但過去很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史念海先生曾對方誌進行過深入研究，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世紀80年代初，他撰寫了《論歷史地理學和方誌學》（刊《中國地方誌通訊》1981年第5、6期，又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5年第3輯）、《方誌芻議》（《陝西地方誌通訊》1982年第2期）、《論舊方誌與新方誌》（《陝西地方誌通訊》1982年第3期）、《論方誌中的史與志的關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5期）、《論方誌的纂修與實地考察》等文章。隨後又與曹爾琴先生合作，編成《方誌芻議》一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在這些論著中，史先生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的地方誌進行了探討，特別論述了方誌的價值。他認為，我國的方誌從西漢時算起，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其間撰述不斷，積累豐富，可謂“汗牛充棟”，其中有許多第一手資料，是彌足珍貴的。不僅如此，我國方誌的種類也很多，有總括全國的志書，有記載政區的“通志”、“府志”、“州志”、“縣誌”、“鄉土志”，還有記載山川形勢和風土民情的專志。此外，方誌的內容包羅廣泛，一般方誌都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兼及人事，幾乎無所不包，稱之為“百科全書”也不過份。這些方誌對於學術研究特別歷史地理研究有較高的價值。他還建議吸取舊方誌的精華，編纂新方誌，為國家建設服務，並親自參加了《陝西通志》編纂方案的制定。
十五、豐富了歷史地圖學的內容。歷史地圖學也是歷史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史念海先生在研究歷史地理的過程中，十分重視歷史地圖的繪製。將近七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在廣泛的領域裡辛勤耕耘，成就卓然，不僅有數百萬言精采文章，而且有數百幅精詳地圖。史先生的歷史地圖以疆域圖、環境變遷圖、運河圖、交通圖、城市圖和經濟圖為主，涉及歷史地理學的絕大部分領域。由於這些地圖基本上都是在掌握文獻資料，進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運用大比例尺地形圖繪成的，因而其科學性和學術價值都有超越前人之處。史先生在北碚編譯館工作時，曾繪製過《西漢地理圖》30餘幅，遺憾的是抗戰勝利後，這些圖下落不明。從現存資料來看，史先生在歷史地圖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分散在《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的運河》及《河山集》（1至7集）等論著中的專題圖。據粗略統計，大約有700幅左右。一類是1996年出版的《西安歷史地圖集》，有彩圖180餘幅。一類是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地圖集·歷史地圖集》中歷史農業地理圖組，有數十幅。“這些歷史地圖一方面使他的許多研究成果得以形象展示，與文字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大大豐富了歷史地圖學的內容，推動了這門學科的發展。”（注：費省：《萬里河山盡入圖：史念海先生的歷史地圖學成就述評》，刊《陝西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
十六、創辦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定期刊物。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歷史地理學已逐漸發展成為一門顯學。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史念海先生在1984年親自創辦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是中國目前唯一的歷史地理學定期刊物。該刊以促進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為宗旨，從“有用於世”的角度出發，刊登海內外學者有關中國歷史地理的優秀論著。內容包括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歷史自然地理、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軍事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交通地理、歷史民族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地理文獻研究以及歷史地理考察報告等等，涉及歷史地理學的方方面面。此外，還及時刊登國內外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各種信息。由於該刊具有學術性、實用性和科學性，因而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史念海教授是《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的創辦者，也是該刊名符其實的主編。在他的倡導和組織下，該刊的作者隊伍不斷壯大。除顧頡剛、譚其驤、侯仁之等老一代歷史地理學家曾為該刊撰稿外，曾昭璇、陳橋驛、李學勤、李健超、葛劍雄、鄒逸麟、張修桂、於希賢、韓光輝、朱士光、辛德勇、王守春、鈕仲勳、司徒尚紀、阿蘭－貝克、妹尾達彥等知名學者也經常給該刊撰稿。還有一大批專門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中青年學者積極向該刊投稿。因此，該刊的稿源十分豐富。對於編輯部審定擬用的稿件，史先生都要逐一審定。所以該刊質量上乘，受到海內外學者的一致好評。該刊自創辦以來，成為歷史地理工作者重要學術陣地，目前已出版近60輯，發表重要學術論文1000餘篇，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筑波大學的有關學者都認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代表了當今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水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十七、培養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隊伍。史念海先生不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而且是一位誨人不倦的名師。他在搞好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同時，還堅持從事歷史地理的教學工作，努力培養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人才。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他招收了一批又一批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其中博士生即多達30位！他們是費省、辛德勇（85屆）；郭聲波（87屆）；吳宏岐、韓茂莉（88屆）；李輔斌、襲勝生（89屆）；李令福、周宏偉、馬波（90屆）；王社教、馬雪芹、呂卓民（91屆）；陳國生（92屆）；李映輝、徐君峰、耿佔軍（93屆）；王雙懷、張聯社、李心純（94屆）；蕭正洪、張建軍（95屆）；徐衛民、王元林（96屆）；薛平拴（97屆）、穆渭生、劉錫濤（98屆）；劉景純、張維慎（99屆）；陳隆文、介永強（2000屆）。除博士生外，史先生還接收過國內外的一些訪問學者和進修生，其中包括日本學者妹尾達彥、市來弘志等。對於所有的學生，史先生都很關心，都能夠因材施教。直到88歲高齡，仍承擔著繁重的教學行務，在教壇上無私奉獻。史先生培養的這些學生現在分佈在全國各地，有的成為博導，有的成為教授或副教授，都在歷史地理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001年3月27日，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不幸病逝。海內外同仁無不為之悲痛，紛紛以不同的方式寄託自己的哀思。先生曾任全國政協委員，陝西師大副校長，陝西師大歷史地理研究所和唐史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他具有高尚的愛國情操、嚴謹的治學態度、創新的鑽研精神、博大的學者胸懷和樸實的工作作風，在將近70年的學術生涯中，兢兢業業，開拓進取，為中國的教育事業，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這篇文章表達我對先生深深的懷念。
原文刊於《史學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