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特里夫納回憶道，遊行結束後，“我坐在長椅上休息，覺得虛弱無力，頭暈眼花。我的喉嚨很乾、很癢”。這些明顯是受到輻射影響的反應，但好在後期她沒有出現更多不良反應。另一位遊行參與者娜塔莉亞·莫羅佐娃，特意從敖德薩來到基輔參加這次活動，她可沒佩特里夫納那麼幸運了。
烏克蘭議會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調查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善後工作，那些曾在主席臺上向群眾致意的領導都收到了這位女士滿是咒罵的信件：“讓他們都下地獄吧！”她接著寫道：“我是一名孕婦，4月24日我來到基輔拜訪一名女性親友。我參加了這次遊行，在第聶伯河上劃了船。
5月12日我才離開基輔，到了7月我的孩子就胎死腹中了。”5月1日，奧利斯·貢查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民眾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上舉行遊行，高興地呼喊著口號，好像無事發生過一樣。”克里姆林宮中的蘇聯領導人雖然一直在努力防止出現公眾恐慌，但這次“帶輻射”的大遊行卻產生了出乎意料的後果，蘇聯政府原本希望藉此鞏固政權，結果適得其反。
基輔工人赫裡·拉爾後來寫信給基輔議會委員會：“政府欺騙和背叛了我。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後，我只能從外國政府那裡得知消息。”的確，在得知瑞典高輻射警報後，西方媒體首先播報了新聞。
“美國之音”和“自由電臺”最早用俄語和烏克蘭語通知蘇聯民眾做好輻射預防措施。與此同時，克格勃工作人員還在不斷查抄傳單，他們認為那些傳單中含有“有關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影響的虛假信息”。戈爾巴喬夫沒有為基輔那天發生的事情承擔責任，但他後來承認繼續舉行遊行是個錯誤。
事故過去20年後，當2006年戈爾巴喬夫接受訪問時說道：“5月1日我們沒有取消遊行，這是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掌握事故全面信息。的確，我們不想製造恐慌——想象一下吧，在一座有著幾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如果發生了大規模恐慌，那後果該多麼可怕！現在我們知道了，當時那就是個錯誤。”
32名叫安納託利·舒馬克的年輕克格勃工作人員幸運地控制住了貨車方向盤，否則他和其他九位同事可能會掉到溝裡，甚至喪命。這時已是5月1日深夜，然而指揮官仍不願透露他們最終要去哪裡，這項任務要求高度保密。
貨車沿著基輔的道路摸黑前進，指揮官不斷告訴司機：右轉——左轉——直行——再右轉。剎那間，姍姍來遲的指令讓司機不知所措，慌亂之下，他雙手脫離方向盤，緊抱著頭。舒馬克一躍而起，牢牢把控住了方向盤，這才阻止了一場車禍。
直到此時此刻，指揮官才告訴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是基輔的鮑里斯波爾機場。他們的任務是接收一輛特殊防輻射車輛，這輛車是專為蘇聯領導人應對核攻擊而設計的，他們需要將這輛車運到切爾諾貝利。
指揮官告訴他的屬下，這種防輻射車在蘇聯僅有一輛，因此他們務必盡職盡責地保護好這輛車，將它送達目的地。他們不辱使命，於5月2日中午將這輛車送到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有傳言稱戈爾巴喬夫要親自視察這座已損毀的核電站。戈爾巴喬夫並沒有來——直到兩年後，1988年2月，他才第一次親臨切爾諾貝利。
但在舒馬克以及同僚運輸車輛的當日，戈爾巴喬夫的兩名親密助手——尼古拉·雷日科夫和中央委員會二號人物葉戈爾·利加喬夫——蒞臨了切爾諾貝利。他們在5月2日上午從莫斯科搭乘飛機來到基輔。
在烏克蘭兩位領導人物謝爾比茨基和利亞什科的陪同下，他們搭乘直升機來到了核電站。包括政府委員會的首席科學顧問勒加索夫在內，許多參與事故善後工作的人都認為此次視察是由於基輔及烏克蘭一些機構提供的報告都顯示輻射值一直在升高。
在通知基輔的遊行活動繼續進行之後，領導們現在親自從莫斯科來到現場評定事故狀況。他們帶來了自用的輻射測量器，但對於受損反應堆所帶來的危險仍知之甚少。當直升機逐漸靠近核電站時，雷日科夫命令飛行員降低飛行高度，盤旋於反應堆上空。與雷日科夫、勒加索夫一同搭乘直升機的利亞什科記得：“警報聲越來越頻繁，漸漸變成令人抓狂的、持續不斷的尖鳴聲；儀器上的讀數一路狂飆。”
他回憶直升機沒有任何的輻射防護裝置，但雷日科夫記得飛機底部有一塊鉛板，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看到反應堆後，這些人才第一次清楚爆炸帶來的破壞範圍有多大，但後果的嚴重程度究竟幾何，他們依舊一知半解。
在切爾諾貝利，克里姆林宮的全權代表們召開了政府委員會會議，他們慢慢認識到那些亟待解決的問題。蘇聯能源部部長梅奧雷茨是會議的主講人之一，他對電站未來的樂觀展望溢於言表。他的發言是這樣結尾的：“我們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四號反應堆在10月恢復正常工作，五號反應堆在12月投入使用。”
他希望以此滿足在場高官的預期。核電站負責人布里奇哈諾夫雖已無權做任何決定，但也參與了這次會議。聽聞此言，他倍感震驚。事後，他記得當時自己想：“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梅奧雷茨‘你的發言荒謬至極？反應堆已經無法修復了！’在場的原子能專家都不置一詞，我也不好再多說一個字，我怕會被趕出這個會場。”
烏克蘭政府負責人利亞什科，雖沒有保持沉默，但他也未能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小聲地問雷日科夫：“他在說什麼呢？反應堆10公里範圍內的區域都被高輻射汙染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恢復正常工作？”雷日科夫沒有回應他，會議繼續進行。
4當天是5月裡一個熾熱炎炎的日子，室內的窗戶都大開著，謝爾比茨基坐在一扇窗旁，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煙。由於春季過敏，他一直在用手帕擦去眼角的淚水，而在當下嚴峻的形勢面前，就算真的流淚也不是件奇事。
並非所有發言人都像梅奧雷茨一樣樂觀。化學部隊指揮官弗拉基米爾·皮卡洛夫將軍報告了輻射水平，在場的頂尖科學家也都認為輻射值很高，且每天都在不斷升高。蘇聯氣象局的負責人尤里·伊澤雷爾展示了一幅核電站附近受汙染地區的地圖，汙染範圍延伸了30公里，爆炸當時及接續幾天的風向和風力決定了輻射熱點區的具體方位。
政府委員會此前曾定下半徑10公里的禁區，現在多名委員都認為要擴大禁區範圍。5雷日科夫慢慢才意識到輻射擴散使問題變得越發嚴重，他問各位委員該如何重新劃定禁區範圍。有人建議禁區的半徑應為30公里，儘管這樣劃分，區域內會摻雜一些未受汙染的地方。雷日科夫回憶道：“意見紛雜，有來自生態學家、地質學家、氣象學家的，還有來自軍方和民防部門的。
我們比對了各種地圖，分析出為何有些數據互相矛盾。我們把地圖疊放在一起，找到了重疊的地方，它覆蓋了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所有受汙染的地區……我沉思了許久，必須要做出決定。”遲疑片刻後，雷日科夫同意了劃出半徑30公里禁區的建議。這個禁區將覆蓋超過2000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禁區內80個定居點的4萬多名民眾需要被疏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