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1911.8.6—2009.7.11），字希逋，又字齊奘，山東臨清人。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東省清平縣(現臨清市)康莊鎮官莊一個農民家庭，六歲進私塾讀書，小學中學期間開始學習英語和德語，高中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並創作短篇小說。
1930年高中畢業同時被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錄取。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修德文。在清華大學四年中發表散文十餘篇，譯文多篇。1934年，大學畢業，應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的邀請任國文教員。
1935年9月作為交換研究生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主修印度學，先後師從瓦爾德施密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留學期間學習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
1941年，哥廷根大學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由於“二戰”的原因，無法回國。以後幾年，繼續用德文撰寫數篇論文，發表於《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等學術刊物。
1946年回國後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十年動亂期間受到殘酷迫害，依然不忘學術，翻譯了印度史詩《羅摩衍那》。
1978年復出後恢復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職務，並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之後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學術成果，包括《〈大唐西域記〉校注》、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糖史》等。
2009年7月11日，季羨林先生逝世。
季羨林老先生作為一名語言學家，所研究的諸如吐火羅文、巴利文最是生僻晦澀，而他卻精於其中。他的讀書方法，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看似平淡，實則最切實可行，而且立竿見影。”
壹
在哥廷根的10年，我這種怪脾氣發揮得淋漓盡致。哥廷根是一個小城，除了一個劇院和幾個電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沒有。我又是一介窮書生，沒有錢，其實也是沒有時間冬夏兩季到高山和海濱去旅遊。我所有的僅僅是時間和書籍。學校從來不開什麼會。有一些學生會偶爾舉行晚會跳舞，我去了以後，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雞。這裡中國學生也極少，有一段時間，全城只有我一箇中國人。這種孤獨寂靜的環境，正好給了我空前絕後的讀書的機會。
我在國內不是沒有讀過書，但是，從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來看，什麼時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貳
我讀書粗略地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細讀的，一類是瀏覽的。細讀的數目不可能太多。學梵文必須熟練地掌握語法。我上面提到的Stenzler的《梵文基礎讀本》，雖有許多優點，但是畢竟還太簡略；入門足夠，深入卻難。在這時候必須熟讀Kielhorn的《梵文文法》，我在這一本書上下過苦工夫，讀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對Oldenberg的幾本書，比如《佛陀》等等都從頭到尾細讀過。他的一些論文，比如分析Mahvastu的文體的那一篇，為了寫論文，我也都細讀過。Whitney和Wackernagel的梵文文法，Debruner續Wackernagel的那一本書，以及W.geiger的關於巴利文的著作，我都下過工夫。但是，我最服膺的還是我的太老師Heinrich Lüders，他的書，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細閱讀。他的論文集Philologica Indica是一部很大的書，我從頭到尾仔細讀過一遍，有的文章讀過多遍。像這樣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宗教、文學、碑銘等的對一般人來說都是極為枯燥、深奧的文章，應該說是最乏味的東西。喜歡讀這樣文章的人恐怕極少極少，然而我卻情有獨鍾。
叄
我最愛讀中外兩位大學者的文章，中國是陳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üders先生。這兩位大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為文，如剝春筍，一層層剝下去，愈剝愈細；面面俱到，鉅細無遺；敘述不講空話，論證必有根據；從來不引僻書以自炫，所引者多為常見書籍；別人視而不見的，他們偏能注意；表面上並不艱深玄奧，於平淡中卻能見神奇；有時真如“山重水複疑無路”，轉眼間“柳暗花明又一村”；迂迴曲折，最後得出結論，讓你頓時覺得豁然開朗，口服心服。
人們一般讀文學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輕神怡。然而我讀兩位大師的論文時得到的美感享受，與讀文學作品時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卻似乎更深更高。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我個人的怪癖；我自己覺得，這確實是“癖”，然而毫無“怪”可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實不足為外人道也。肆
上面談的是我讀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當時我讀的書絕不限於梵文典籍。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哥廷根大學有一個漢學研究所。所內有一個比梵文研究所圖書室大到許多倍的漢文圖書室。為什麼比梵文圖書室大這樣多呢？原因是大學圖書館中沒有收藏漢籍，所有的漢籍以及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類的典籍都收藏在漢學研究所中。這個所的圖書室，由於Gustav Haloun教授的慘淡經營，大量從中國和日本購進漢文典籍，在歐洲頗有點名氣。我曾在那裡會見過許多世界知名的漢學家，比如英國的AthurWaley等等。漢學研究所所在的大樓比Gauss-Weber-Haus要大得多，也宏偉得多；房子極高極大。漢學研究所在二樓上，上面還有多少層，我不清楚。我始終也沒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樓是做什麼用的。10年之久，我不記得，除了打掃衛生的一位老太婆，還在這裡見到過什麼人。院子極大，有極高極粗的幾棵古樹，樣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樹齡，地上綠草如茵。樓內樓外，乾乾淨淨，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靜，也更幽雅，真是讀書的好地方。
伍
我每個禮拜總來這裡幾次，有時是來上課，更多地是來看書。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有一段時間，我幫助Waldschmidt 查閱佛典。他正寫他那一部有名的關於釋迦牟尼涅槃前遊行的敘述的大著。他校刊新疆發現的佛經梵文殘卷，也需要漢譯佛典中的材料，特別是唐義淨譯的那幾部數量極大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
至於我自己讀的書，則範圍廣泛。十幾萬冊漢籍，本本我都有興趣。到了這裡，就彷彿回到了祖國一般。我記得這裡藏有幾部明版的小說。是否是宇內孤本，因為我不通此道，我說不清楚。即使是的話，也都埋在深深的“礦井”中，永世難見天日了。自從1937年Gustav Haloun教授離開哥廷根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講座教授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漢學研究所就由我一個人來管理。
陸
我每次來到這裡，空蕩蕩的六七間大屋子就只有我一個人，萬籟俱寂，靜到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在絕對的寂靜中，我盤桓於成排的大書架之間，架上擺的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心中充滿了自豪感。我翻閱的書很多；但是我讀得最多的還是一大套上百冊的中國筆記叢刊，具體的書名已經忘記了。筆記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著述體裁，內容包羅萬象，上至宇宙，下至鳥獸蟲魚，以及身邊瑣事、零星感想，還有一些歷史和科技的記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資料。我讀完了全套書，可惜我當時還沒有研究糖史的念頭，很多有用的資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讀梵、漢典籍，情況大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