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曄旻
說起來，宋代中國處於多政權並立時期，同時也是一個新創文字的“多產期”。除去西夏之外，相繼與宋對峙的遼、金兩朝，契丹與女真人在使用漢字之餘，同樣也創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
與黨項人的情況類似，早期的契丹人同樣“本無文紀，惟刻木為信”。唐代之後，契丹人與中原交往日趨密切，漢文化隨之進入契丹社會。遼朝（907-1125）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機就精通漢語，只不過在契丹人內部不說，理由是“懼其效漢而怯弱也”。話雖如此，漢文化影響所及，連許多契丹人的名字都“漢化”了。這方面的始作俑者就是契丹（遼）的第二代君主，太宗耶律德光。《舊五代史·外國傳一》記載：“德光本名耀屈之，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
西夏文“敕燃馬牌”，銅製
這一時期的契丹人當然已經接觸到了漢字。宋人洪邁《夷堅志》裡有一段記載，契丹學童讀漢文時，“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二三字者”。比如，“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就要讀成“月明裡和尚門子打，水底裡樹上老鴉生”。這是因為契丹系出東胡，其語言與蒙古語（屬阿爾泰語系）接近，與漢語的親屬關係極遠，語音、語法、詞彙均大相徑庭，強用漢字，不免有削足適履之感。
於是，契丹人開始創制自己的文字——而且是兩種。神冊五年（920）遼太祖命突呂不和魯不古創制了一種“以（漢字）隸書之增損之”而成的文字，史稱“契丹大字”。不久之後，遼太祖的弟弟耶律迭剌又在回鶻使者的啟發下創制了一種“數少而該貫”的文字，稱為“契丹小字”。契丹文字創制以後，與漢字在遼朝境內通用。遼亡以後還被沿用到金朝中葉。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明令廢止契丹文字之後，契丹文字才漸絕於世（在西遼還延續了一段時間）。到了蒙古汗國時期，即便是耶律楚材這樣的契丹貴族和學者也不認識契丹文字了，普通契丹人更是“只用漢字”。於是乎，契丹文迅速淪為不被人所識的“死文字”，當然也就沒有人能夠區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了。
明、清以來，因契丹字廢止日久，世人瞭解的契丹文字資料變得非常稀少。在浩瀚的史籍裡，僅有宋人王易的《燕北錄》一書中留下了六個契丹文字，漢義為“朕、敕、走、馬、急、永”。直到20個世紀初期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觀。民國初年，內蒙古巴林合旗白塔子附近的遼慶陵被掘，1922年，比利時傳教士凱爾溫(L·Kervyn，漢名梅嶺蕊)首次在墓中發現契丹字的興宗哀冊和仁懿皇后哀冊，僱人抄錄後，抄本在《北京天主教會雜誌》發佈。1930年，湯佐榮再次挖掘慶陵，得到道宗和宣懿皇后的契丹字、漢字哀冊。這被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江上波夫稱為是“考古學上、歷史學上、語言學上的重大發現,為東洋學上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