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晔旻
说起来，宋代中国处于多政权并立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新创文字的“多产期”。除去西夏之外，相继与宋对峙的辽、金两朝，契丹与女真人在使用汉字之余，同样也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
与党项人的情况类似，早期的契丹人同样“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唐代之后，契丹人与中原交往日趋密切，汉文化随之进入契丹社会。辽朝（907-1125）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机就精通汉语，只不过在契丹人内部不说，理由是“惧其效汉而怯弱也”。话虽如此，汉文化影响所及，连许多契丹人的名字都“汉化”了。这方面的始作俑者就是契丹（辽）的第二代君主，太宗耶律德光。《旧五代史·外国传一》记载：“德光本名耀屈之，后慕中华文字，遂改焉。”
西夏文“敕燃马牌”，铜制
这一时期的契丹人当然已经接触到了汉字。宋人洪迈《夷坚志》里有一段记载，契丹学童读汉文时，“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二三字者”。比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就要读成“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生”。这是因为契丹系出东胡，其语言与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接近，与汉语的亲属关系极远，语音、语法、词汇均大相径庭，强用汉字，不免有削足适履之感。
于是，契丹人开始创制自己的文字——而且是两种。神册五年（920）辽太祖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了一种“以（汉字）隶书之增损之”而成的文字，史称“契丹大字”。不久之后，辽太祖的弟弟耶律迭剌又在回鹘使者的启发下创制了一种“数少而该贯”的文字，称为“契丹小字”。契丹文字创制以后，与汉字在辽朝境内通用。辽亡以后还被沿用到金朝中叶。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明令废止契丹文字之后，契丹文字才渐绝于世（在西辽还延续了一段时间）。到了蒙古汗国时期，即便是耶律楚材这样的契丹贵族和学者也不认识契丹文字了，普通契丹人更是“只用汉字”。于是乎，契丹文迅速沦为不被人所识的“死文字”，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区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了。
明、清以来，因契丹字废止日久，世人了解的契丹文字资料变得非常稀少。在浩瀚的史籍里，仅有宋人王易的《燕北录》一书中留下了六个契丹文字，汉义为“朕、敕、走、马、急、永”。直到20个世纪初期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民国初年，内蒙古巴林合旗白塔子附近的辽庆陵被掘，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L·Kervyn，汉名梅岭蕊)首次在墓中发现契丹字的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雇人抄录后，抄本在《北京天主教会杂志》发布。1930年，汤佐荣再次挖掘庆陵，得到道宗和宣懿皇后的契丹字、汉字哀册。这被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江上波夫称为是“考古学上、历史学上、语言学上的重大发现,为东洋学上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