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聞博物館專闢一個分館紀念“9·11”。分館內除了一件現場物品，其實就是一句話：事件發生後，大家都在逃命，只有三種人在往裡衝——警察、消防和新聞記者。和上述災難一樣，奔赴疫情核心區採訪的新聞記者，與醫生、警察及其他行政服務人員一樣，都是“往裡衝”的英雄。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由於大家對這個危害人類健康的對手完全不瞭解，如何過招更無經驗借鑑，因此所有應對行動，包括醫療救治與媒體傳播，都是處置事件能力最真實的呈現。僅就信息傳播而言，無論“發聲”還是“乏聲”，都是信息發佈者與媒體各自的判斷與選擇。時至今日回看中國的全力防控，從最初有這樣那樣的不足甚至失誤，到現在全球吃緊而我們防控有效。
“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包含了兩個重要內容，一是“衛生事件”，涉及醫療救治；二是“國際關注”，涉及新聞信息的發佈與傳播。救治離不開傳播，傳播依託救治。相互依存的雙方，構成了一個國家乃至全世界參與的疫情防控“全環境”。
面對疫情，醫療救治也不是單純的醫學科學問題。即使心理疏導也歸為醫學領域，信息溝通則是必不可少的人文關懷方式。據知，在世界多國，槍炮之戰也完全不僅僅表現為火力對峙，有一半勝算來自輿論對沖。在與傳染病過招中承擔重任的新聞信息發佈與傳播工作，實際表現與客觀需要是不是相稱，非常值得審視。
值得銘記的採寫付出
2018年8月開始，剛果（金）暴發新一輪埃博拉疫情。John Wessels是一名駐剛果（金）的南非攝影記者，自疫情爆發以來，始終在第一線用鏡頭記錄這場危機。圖為社區居民遠遠看著衛生工作者抬走一具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屍體。
近20年來，全球範圍內發生多起引發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其中2003年非典、2009年甲流、2014年埃博拉，然後就是2019-2020年的新冠肺炎。這些事件的共同特點，是突發且有全球健康風險，因而有國際合作共同應對的需求。
2009年肆虐全球的甲流事件中，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對北美洲尤其是美國和墨西哥暴發的疫情除了通過突發新聞的形式快速報道外，還邀請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等醫學機構專家，從不同角度說明疫情的來龍去脈、疫情的防控措施和應對疫情措施的實施細節。
其報道原則，除了及時、公開、透明，就是突出對公共利益的考量，為社會回應突發的災難和威脅提供有效信息，以降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民眾的危害。再就是科學審慎態度，例如有關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的報道。2020年1月31日，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文稱瑞德西韋對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有效，國內部分媒體就出現了“救命神藥”說法，而美國主流媒體則強調該藥尚未在任何國家獲得批准上市，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還要進一步驗證，避免大家期盼新藥而被誤導。
國內各級各類媒體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報道中，付出了艱辛勞動，從版面、節目或推文來反推，新聞報道及輿論引導與防控疫情實際工作還不太相稱，但取得的成績仍是可以稱道的。
2019年12月31日是一個重要時間點。這天上午，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抵達武漢；而頭天晚上，武漢市衛健委發出緊急通知、湖北省衛健委正式通告，發現不明原因肺炎。實際上後來發現，早在12月上旬就已經出現相關病例。之所以提出31日這個時間點，可以說此前報、刊、臺、網有沒有報道是一種敏感，而此後報不報道則事關判斷力、傳播力。
據瞭解，中央三大媒體駐武漢記者在疫情初期即發出大量內參。從社會反響看，人們稱讚更多的是財新、財經、三聯及澎湃等，認為他們說了“真話”，而黨報只有“高大尚”“偉光正”，這個看法是相當片面的。救治現場必定是主戰場，是發現問題之後解決問題的最前線，有效的救治才能從根本上穩定人心，樹立信心。
事實上，報臺網全面記錄了看得見的激戰。最初，武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的建設是全國關注的焦點。多家央級媒體和運營商聯合，對這兩家醫院的建設現場進行全天24小時直播，圍觀網友數量急速攀升，形成了被稱為“圍播”的新傳播現象。
儘管湖北省和武漢市的政府部門，防控工作已經從當初的手忙腳亂、應對失據，逐步走向有序，但只要疫情存在一天，工作中存在問題是必然的。前段時間一名刑滿釋放人員從武漢乘車到了北京，且幾天後診斷為新冠肺炎患者。在各地聲稱嚴防嚴控的環境下，出現了這樣的人員流動，全社會為之驚諤不已。大家追問，這是什麼人，為什麼能“突出重圍”千里進京等等。最後正是一批記者窮追猛打，讓真相漸漸浮出水面。
說及新聞輿論工作，繞不過有關“方方日記”的爭論。這裡說的是爭論，不是說“方方日記”本身。武漢作家汪芳，是居家坐等疫情退卻的市民之一。她通過現代通信方式獲得外界情況，包括街坊四鄰的喜怒哀樂，以日記體敘述了所見主要是所聞，日記一上網，爭議持續不斷。方方作為居家一員，沒有條件現場採訪；作為一位作家，寫作方式也與記者不同。因為無法進一步瞭解日記的觀點所依據信息的真偽，所以我從未參與過這種爭論，但是仔細觀察日記發佈及相關爭論，看到了機構媒體與自媒體之間的一種不應當有的不平衡。
機構媒體派往武漢的新聞工作者做了很多優秀的報道，但仍有社會希望瞭解而未觸及的領域，以致部分發布權給了網絡公號，而網絡公號在做到信息的真實準確方面是力不從心的，“方方日記”的作者也一樣。
不應出現的傳播倒掛
1月27日下午，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專訪稱，這次我們的疫情其實各方面對我們信息的披露是不滿意的。
倒掛，就是與人們已有認知相比，實際表現大相徑庭。
2014年在西非幾內亞、塞拉利昂等國家暴發的埃博拉病毒危機，從暴發範圍、階段時長、死亡人數等方面看是迄今最為嚴重的。2014年5月25日，塞拉利昂出現了埃博拉確診病例，但直到半年後，才啟動了第一階段的西部地區應對行動。從塞拉利昂官方媒體的話語實踐和危機應對舉措來看，塞拉利昂受到質疑和批評是有一定原因的。在官方網站發佈的31篇埃博拉相關信息中，每一篇均沒有提供明確的消息發佈時間。事後發現，大部分官方消息都是發佈在埃博拉危機階段的後期，距離疫情暴發已經有一年時間。
•體現在我國此次疫情防控中的傳播問題，首先是新聞發佈倒掛。
在我國，新聞發佈制度的建立，源於1982年中央文件規定、1983年分別由外交部和中國記協正式公佈。只是其後20年間幾乎沒有發揮作用。2003年與非典過招，才喚醒了新聞發佈工作。不過，從2003年至2019年，十幾年間並沒有多少真正可以稱作重大突發事件的發佈，而少數人為災難如天津危化品爆炸，其發佈一直是一個反面教材。2019年有一個集中發佈，就是展示新中國成立70週年成就，全國各省區市的主要負責人都到北京，在國新辦的發佈平臺答問。其中，湖北專場是在當年6月19日，圍繞“長江經濟帶建設與湖北高質量發展”，時任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蔣超良作新聞發佈並回答中外媒體記者提問，省委副書記、省長王曉東也到場回答了有關提問。
然而，半年後的湖北發佈表明，先前的發佈只是把平時做報告念稿子換了一種方式，沒有發佈的專業含量。真正遇到問題，答非所問就在所難免。
•其次是部分作品體裁影響力倒掛。
如果不是這次突發事件，所謂隨著5G時代到來短視頻必唱主角的論斷，可以說無人懷疑。然而，這種說法在大事件中沒能完全經受住考驗。視頻雖然有圖有真相，但是，視頻仍然受到時空限制，傳播更為有效的方式依然是文字+圖片。限於居家隔離這個實際情況，發揮作用更大的還是電視和網絡推文。
•三是部分媒體表現與應有擔當倒掛。
黨的十八大以來，作為提升新聞輿論工作能力的一個重要措施，大力推進媒體融合發展提上了日程，各地也都稱融合發展成果豐碩。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報道中，個別媒體並未顯現出因融合發展帶來的在傳播力等“四力”方面的優勢。
例如湖北當地的個別媒體，在最吃勁的一個時段裡缺少關於防控的報道。有人說，是因為現有體制束縛了媒體發揮作用，這個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如果對比一下2003年廣東媒體的出色表現不難發現，只要媒體懂政治、精業務、知專業、有擔當，完全會是另一番風景。
疫情報道的答卷閱判
1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應急辦主任許樹強表示，從1月20日起，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每日彙總發佈全國各省份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數據，包括春節期間，直到不再需要發佈。
新聞發佈是新聞報道的權威信息源，新聞發佈水平與新聞報道水平直接相關。政府在發佈新聞時如何考量人民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已經作了深刻闡述。中國通過樹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有效解決了這個問題。然而，湖北以及武漢初期的新聞發佈表明，問題的根子就在於“以人民為中心”仍然停留在口頭上。
媒體融合的目的，是奔著提高傳播能力、壯大主流輿論來的。而實際表現是，不少媒體還需要繼續努力。
•專業知識仍不足。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面對的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對象，對於這個對象瞭解得越多，處理信息的判斷力就越強，報道的水平就會越高。當武漢有醫院專門闢為重症患者定點收治醫院的時候，由於有的記者不太熟悉這一信息的意義，所以報道中幾乎體現不出應有的新聞價值。
•基礎的新聞業務素養欠缺阻礙優良新聞作品生產。毫無疑問，所有往疫區“衝”的記者都是勇士。然而，勇敢不能替代新聞業務素養。從前方記者到後方編輯，最後拿出來的版面或者節目，常常暴露出採訪不足。一些媒體在引用外媒消息時，缺少必要的新聞史知識。例如曾有巴西總統檢測呈陽性的消息滿天飛，然而查查外媒，最擅長搶新聞的主流媒體並未報道，原來消息來源是《鏡報》。引用者並不熟悉這張報紙，結果出了洋相。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基本理論，從提出到作為新聞隊伍的必修課，已經整整20年，然而，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新媒體發展規律這一條，在行動的自覺上表現得還不夠。“將預防關口前移，避免小病釀成大疫”，湖北及武漢最初算不算是因為貽誤戰機而使“小病釀成大疫”？如果是，我們又該以怎樣的話語討論當下？
再如，不能造謠傳謠，已經寫入網絡治理條例，看上去非常必要，而操作性偏弱。這本來是一個國際通則，比如，世衛組織堅決反對造謠，還設立專門班子負責這項治理。而在我們實際工作中，常常是與“你”一言不合就是造謠。這就給真相的隱瞞留下空間，又該如何報道？
我們講的正面報道是一個原則，而要落到實處不能不遵循傳播規律，不能沒有戰略戰術。
作者 顧勇華
編輯 汪垠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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