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關注的是加害者家屬的生存問題，它的的結局令人安慰，加害者家屬得到社會的接受，與被害者家屬達成和解。
在我們所受的教育中，無辜的加害者家屬本來就應該被平等地對待，這是不用思考的問題。
但是現實更加複雜。
東野圭吾的長篇小說《信》，從另一個方面給出瞭如何對待加害者家屬的解答。
《信》講述了弟弟（直貴）因為哥哥（剛志）突如其來的犯罪，陷入無限循環的社會歧視的輪迴的故事。
剛志在媽媽去世之後，擔負起照顧弟弟的責任。為了湊齊弟弟的大學學費，他潛入一位老太太的家中偷竊，被老太太發現後，衝動之下殺死了老太太，被判15年有期徒刑。
直貴和哥哥相依為命，感情很好。但是漸漸的，當殺人犯弟弟的身份讓他遭受到來自事業、愛情、夢想等的多重打擊後，直貴慢慢對哥哥產生了怨恨。
東野圭吾的這本小說很有帶入感。
我這裡說的
帶入感不是代入感，代入感是化身為小說中的人物，體驗人物的經歷。由於這篇小說的人物身份比較特殊，所以代入人物比較困難。
帶入感是作者把你帶入作品的感覺，就像看電視的時候，你不是把自己當成電視中的某個人物，而是投入到這部電視當中，當電視中有人做了你覺得無語的事，你就說真無語，有人做了壞事，你就罵他真壞。
（帶入感和代入感的解釋來自於我自己的理解）
我認為這本小說帶入感最強的情節是剛志潛入老太太家行竊的情節。
剛志是有機會逃跑的，他潛進老太太家的時候，很順利就找到了老太太的錢。如果他拿了錢就跑，他是可以逃跑成功的，但是他沒有。他看到了弟弟喜歡的栗子，想著多拿一袋栗子，不僅大學學費有著落了，回家的時候還帶了一袋弟弟喜歡的栗子，弟弟該會多開心。拿完栗子就跑的話，他還是可以逃跑成功的，但是他沒有。他看到了老太太家的大型電視機，從來沒有用大型電視劇看過電視的他，在這種時刻，突然想試試看用大型電視機看電視的感覺。因為電視發出的聲響，老太太發現了他。被發現的時候如果身體沒有出毛病的話，他是可以成功逃跑的。但偏偏身體出了毛病，腰疼腿疼跑不動了，老太太又在不停的大聲叫喚，他跑到老太太身邊，想要讓老太太安靜下來，等回過頭來時，老太太已經被殺死了。
在讀這段情節的時候，有種被東野圭吾拉著走的感覺。在剛志拿完錢的時候，我叫他快走；在他拿完栗子的時候，我也叫他快走；在他被老太太發現的時候，我還是叫他快走。就算知道他的結局是殺死老太太，卻還是忍不住在他要壞事的時候不停地叫停。這就是這本書讓我體驗到的帶入感。
此外，東野圭吾質樸又平實的寫作手法讓這本書簡單易懂，直貴的人生遭際寫的十分現實，直貴對剛志的心理轉變處理地十分自然得當，對哥哥態度的變化是因為不斷因哥哥受到打擊而加深的。
最有意思的是，東野圭吾在《信》中寫出了他對於犯罪者親屬的獨特見解。
“犯罪者必須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就是自己犯罪的同時也抹去了自己親屬在社會上的存在。為了顯示這種客觀事實，也需要存在歧視。”
對犯罪者家屬的歧視是必要的，作為從小被教育人人平等的我們來說，這種言論無疑是與我們的教育理念相駁斥的。
但是我們真的能做到一視同仁嗎？
東野圭吾解答這本書的時候寫道:“我想通過這個故事打碎那種表面的善意和虛偽的道德。不能因為別人的家庭成員裡有個罪犯就歧視人家——這是不現實的，人們根本就做不到這一點。要是我的女兒的戀人是個罪犯的弟弟的話，我是絕不會允許他們結婚的。”
如何對待犯罪者家屬？犯罪者家屬怎麼生存？
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給出了溫暖的答案。
《信》中的主人公直貴卻陷入了無限的社會歧視的輪迴。
上述問題真的無解。
通過《信》這本小說，東野圭吾真正想要表達的，懇切呼籲的，是千萬不要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