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破產重整作為一種企業挽救機制，正日漸成為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一項常態化的制度安排。某種意義上說，也正在成為企業治理結構和業務結構再造的一種機制。
宋清華、鄭家煒 / 文
2019年底，兩則關於企業破產重整的新聞廣受關注，一則是曾經的明星企業瀋陽機床股份公司完成了破產重整流程，中國通用技術集團投資18億元，成為瀋陽機床股份公司和其母公司瀋陽機床集團的最大股東。另一則是上市公司丹東港破產重整的計劃草案未獲通過，需等待修改後的新方案再次提交表決組投票表決。
與管理學領域為人們所熟知的“企業重組”有所不同，“破產重整”是一個法律概念，是指在法院主持、利益攸關方參與下，針對已經具備破產原因但又具有維持價值和再生希望的企業，經由債權人或出資人申請，進行債務調整和業務重組，以幫助企業擺脫困境、恢復經營。
數據顯示，以我國為例，在2019年向法院申請破產重整的14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被受理。破產重整作為一種企業挽救機制，正日漸成為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一項常態化的制度安排。某種意義上說，也正在成為企業治理結構和業務結構再造的一種機制。
破產重整是對企業“積極”的挽救
並不是所有申請破產重整的企業都適合實施破產重整。一般來說，只有具備一定挽救價值和挽救條件的企業，才適合實施破產重整。
首先是企業的主營業務、主要產品、核心技術或營銷模式在市場上還具有相當競爭力，其核心資產包括自主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或擁有的其他資產具有明顯的或潛在的價值等。這些要素是實施破產重整的首要條件。
其次是保全企業、實現企業的重整發展，對於國家或地方、行業的核心競爭力，對於保障就業、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是需要挽救的。2009年美國通用汽車破產重整案、韓國的雙龍汽車“回生”案都屬於此類，前者事關美國汽車工業、對美國經濟有重要意義，後者事關工會罷工、影響社會穩定。我國的一些企業破產重整，也有這樣的因素。
對符合條件的困境企業實施破產重整，是一種“積極的挽救”，既有利於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利於穩定企業生產經營、保護現實生產力，有利於改善商業和金融生態環境、促進就業和社會穩定。這種挽救企業的方式，讓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也讓市場治理方式中法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體現。
需要注意的是，對有的企業，其實不必等到瀕臨“破產”，才通過“重整”來延續其生命，因為到這個時候，可能就有些遲了。從企業管理來看，破產重整不僅僅是法律術語和法定程序，可以進一步提升為一種戰略思維和管理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破產重整和本世紀初流行的“企業再造”理論有些相似：一方面，兩者都是因為企業出現了嚴重問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推倒重來；另一方面，兩者都是對企業發展的重塑性改造。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化對企業破產重整的認識，這既是企業財務結構的重大調整，更是企業治理結構的重大調整，後者更加集中體現了破產重整的終極意義。
通過重整解決企業治理結構問題
近些年來，一些陷入困境的企業通過破產重整，有效避免了破產清算，相繼恢復了生產經營能力，實現了重生和重振。比如，上市公司“中核鈦白”，在啟動破產重整後，經過幾次引資，找到了資質良好、經驗豐富的重組方，探索出了“託管+重整+重組”的模式，公司盈利能力得以迅速提升，一舉擺脫了難以為繼的狀態。再如，上市公司“瀘天化”，在經過破產重整後，擺脫了連年虧損和淨資產為負的狀態，2018年的淨利潤高達到3.52億元。又如，上市公司浙江金盾集團曾面臨近百億元的鉅額債務風險，經過一年多時間的破產重整，企業生產經營已逐步回到正軌。
從過往的案例看，企業破產重整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企業資本和財務方面的問題。這兩個方面都事關企業經營的根本，破產重整的目的在於讓企業得以延續和發展，就必須對資本、資產和財務結構等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和重組，並進而在公司治理結構層面進行優化提升。
通常情況下，在企業破產重整中，法院起主導作用，承擔保護利益攸關各方權利的“守護人”職責。其中，企業通常會聘用律師事務所來對接和配合法院的相關工作。但由於破產重整具有高度的金融和財務專業性，特別是有關資本的重置、資產的重組，尤其是重中之重，需要專業的金融和財務顧問，從專業視角，提供有遠見、有深度的諮詢服務。這類專業人士所起的作用，除了資本重置、資產重組外，還可以進一步向重塑企業治理結構延伸和拓展。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比如，在“中核鈦白”破產重整案中，資深金融專家許美徵，被“中核鈦白”的股東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聘請為財務顧問，在整個重整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她在企業重整過程中，首先深入分析了“中核鈦白”存在的問題，發現該企業的業務基礎和核心競爭力還是較強的，問題主要出在治理結構上，特別是由於出資人缺位導致管理層無人監督，從而頻頻出現管理層為謀求私利而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最終導致企業瀕臨破產。鑑於該企業的實際情況，她提出的解決方案，並不是把資產移出上市公司、出售上市公司的殼，而是引入新的出資人，通過出資人角色的歸位，實現對管理層的有效監督，這實際上就是通過再造企業治理結構來實現企業管理的提升。
通過優化企業治理結構來提升管理，在管理領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前不久，上市公司格力電器的控股股東格力集團將其持有的格力電器15%股份轉讓給珠海明駿，業內人士認為：“從長遠來看，這將可以幫助格力電器進一步優化股權結構，激發企業轉型活力和市場競爭力，實現企業價值鏈的整體躍升。”其股權轉讓公告發布僅半個月，格力電器的股價就上漲了近15%，可見市場明顯看好這樁交易的預期。
前面提到的瀋陽機床破產重整案，也表現出良好的勢頭。據媒體報道，12月9日，中國通用技術集團正式入主瀋陽機床，擬投入的18億元資金，其中7億元將用於重整瀋陽機床的兩家全資子公司，即銀豐鑄造和優尼斯裝備，剩餘資金則用於清償債務、補充流動資金。可見，新的出資人，在帶來關鍵續命資金的同時，也促進了企業業務造血功能的重塑。
更加重視企業價值管理、戰略管理
縱觀中外知名企業的發展，基於金融和財務的價值管理、戰略管理在企業治理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凸顯。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2019年是美國通用汽車破產重整10週年，10年前的那場重整讓很多人記憶猶新，如今的通用汽車已重新穩居全球汽車行業第一梯隊。值得關注的是，通用汽車百年曆史上的16位CEO，有一大半是財務或金融背景出身，包括2009年臨危受命、帶領通用汽車走出泥潭、完成破產重整的CEO韓德勝（Fritz Henderson），和現任CEO瑪麗·博拉（Mary Barra）。
2019年，中國知名企業在選擇接班人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阿里巴巴的馬雲在教師節宣佈退休、不再擔任集團董事局主席，由張勇接任。12月18日，聯想控股集團的柳傳志宣佈退休、卸任公司董事長及執行董事，由寧旻接任。張勇和寧旻都是財務出身，都曾在各自公司擔任首席財務官。這看似偶然，實則並非偶然。從本質上說，這表明這些企業對價值管理、戰略管理的高度重視。
有學者做過統計和分析，在《財富》全球500強的企業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最高領導者是財務或金融出身，相當一部分有過CFO的經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CFO通過主導公司財務戰略，容易和業務、資金、體系流程、人力資源等各個方面產生關聯，容易站在全局視角思考和把握問題，容易從價值管理、戰略管理上引領和推動企業發展。這類人士通常既具備嫻熟的業務統籌和整合能力，又具備高超的價值管理體系、戰略管理體系塑造和協調能力。而這兩個層面的能力，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特別是關鍵性、戰略性的轉型升級，都是至關重要的。
關於作者 | 宋清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鄭家煒：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本科生。
文章來源 | 本文刊登於《清華管理評論》2020年1-2月合刊，內容有刪減
責任編輯 | 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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