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和平时期建功立业的父亲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和军队进入和平时期，转入经济社会建设阶段。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地方建设，确保国家稳定和安全。
父亲刘乃晏(曾任26军77师政委、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建国后一直随26军部队驻防山东胶东地区，在26军工作了28年。1978年调到济南军区后勤部工作，1985年离职休息。
上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父亲先后在团、师、军、军区后勤部担任政工领导干部，常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同时，参加了一些上级安排的地方工作。
一、胜利完成抗美援朝任务班师回国
1952年6月，父亲怀着完成了党和人民交待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的心情，告别了炮火连天的朝鲜，和志願军部队回到了伟大可爱的祖国。
父亲当时在志願军26军77师230团任政治处主任，跟随77师作为26军右路纵队，于6月6日从朝鲜作战区域出发，6月16日到达祖国安东市集结。稍事休息后，部队全体人员乘座火车，经过2天的运行，于6月22日到达山东周村地区。部队告别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带着胜利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的答卷，意气风发地凯旋而归。
二、曾经在坦克部队担任团政委
1953年1月，部队进行换装，26军每个师配属了一个坦克团，时任26军77师230团政治处主任的父亲，来到26军78师坦克团担任政委。在坦克团，父亲和全团指战员接受了严格地坦克军事训练，并开展了卓有成效地思想政治工作，指导部队加强训练，提高素质，尽快形成战斗力，作好随时执行军事任务得准备。1955年3月，父亲奉命带领坦克团来到南京附近，归属60军181师，坦克团还担负着为南京军事学院训练学员的任务。父亲在60军181师坦克团工作了一个月余。在60军181师工作期间，父亲努力工作，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一个月以后，父亲接到上级命令，让他回到了26军。
父亲在坦克团工作期间，在青岛巧遇26军张军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53年，26军抗美援朝回国后，驻防在胶东地区。当时，新组建的坦克部队都在昌潍地区(现潍坊市)集中训练。78师师部驻扎在烟台市，去师里开会要先乘火车去青岛，再乘公共汽车去烟台。时任78师坦克团政委的父亲，利用换车的空闲，来到青岛，巧遇了26军张仁初军长，让父亲留下了难忘的小故事。19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青岛海边阳光明媚，蓝蓝的天空，浩瀚的海洋，清新的空气，衬映出红瓦绿树的青岛，令人心往神怡。海边上游人熙熙攘攘，缓步轻语。父亲要去烟台78师开会，利用乘车前的时间，在青岛海边看看。父亲沿着行人稀疏的小道，信步向前走去，这是父亲第一次在海滨城市的风景区走走看看。行进间，突然发现迎面走来的26军张仁初军长。父亲有些时候没有见到老军长了，只是听说他在青岛疗养，不料在此相遇，父亲非常高兴，赶紧快走几步向前，向张军长行军礼，报告了单位、职务、姓名和来此的事由。张军长注视了片刻，高兴的说":是你，什么时候来的?”父亲回答后，张军长约父亲去他那里坐坐，父亲有些拘紧的说":不打挠首长了。"张军长坚持说“:一定要去。"父亲只好从命。父亲怀着敬畏地心情，跟随张军长上了停靠在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这是父亲第一次乘坐轿车。轿车沿着海边公路缓慢行驶，不大一会进入了翠柏环绕的一座小院，院落清洁幽静。父亲随张军长进入客厅，就坐后，军长招呼上茶，让父亲吃糖和水果。父亲有些紧张，不知所措，军长看出了父亲的心情，将水果糖纸扒开递给父亲，把苹果和水果刀放在父亲面前，并催促父亲削苹果吃，首长和蔼和亲，让父亲放松下来。张军长问父亲，吃过什么苹果?父亲回答，吃过沂蒙山和胶东苹果，还吃过朝鲜苹果。张军长说“:这是印度苹果，你尝尝，很甜。"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印度苹果。父亲喝着茶，吃着水果，张军长先问了父亲的籍贯、年龄、入伍时间，接着询问坦克团人员编成、装备和训练等情况，当时78师坦克团装备了T34坦克和自行火炮(驾在拖拉机上的火炮)。父亲一一认真回答后，张军长语重心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家还很困难，能购进这样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装备部队，是要花很多钱的，很不容易。"父亲边听边掏出随身带的日记本，把军长的话作了记录。张军长继续说":你们要加强对武器装备的爱护，要保养好些装备，使之经常处于战备状态，能随时投入战斗。装备越先进，技术就越复杂，你的要好好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技术，尤其你们团的干部，一定要学好。只有熟练的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才能在战场上更好的发挥武器装备的作用，保证部队打胜仗。你们团的一些干部是从学校毕业来的，这有利于取长补短。你们一定要搞好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做好工作。要搞好团结，关键是你们团的领导要搞好团结。你说是吧。”父亲听了后很受教育启发，向张军长表示，首长的指示很重要，回去后一定要向全团领导同志认真学习传达，落实好首长的指示精神。张军长还亲切的嘱咐:"回去代我问候你们团的领导同志好，你以后开会路过这里，到我这里坐坐。"父亲怀着感激惜别的心情，告别了张军长。在返回部队的路上，父亲反复思考着首长的指示精神以及怎么样传达贯彻好的问题。从烟台回到团里，父亲召开团领导会议，向团里领导传达了张军长的指示。大家在学习讨论中一致认为，张军长在身体不好疗养期间，还关心部队建设，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符合实际，这是军首长对坦克团全体指战员的关心和鞭策，一定要认真贯彻，抓好部队训练和建设，决不辜负张军长的期望。父亲说，和张军长在青岛巧遇，这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次和张军长见面时间虽短，却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长的指示一直清晰的留在脑海里，现在回忆起来仍倍感亲切。
三、98团的峥嵘岁月
1955年4月，父亲从南京回来后，担任26军33师98团政委，在这个团工作了7个年头。1955年第一次授衔，父亲被授予少校军衔，级别定为副团。1958年父亲任98团政委期间，军队实行第二次授衔，父亲被授予中校军街，1960年级别调为正团。
1、带领部队圆满完各项任务。50年代，26军驻防山东胶东地区，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扼守胶东半岛，保卫首都北京。围绕这一任务，26军3个师中，76师作为值班师，常年担负军事训练任务。77师和33师所属部队，轮流进行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任务，父亲所在33师98团亦在其中，承担了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任务。父亲说，50年代，部队进行军训，准备打仗的主要假想敌是台湾国民党军队，因为在美国的扶持下，蒋介石集团一直想反攻大陆，胶东地处沿海，防御作战是主要任务。父亲带领230团，无论是国防施工，还是军事训练，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2、军事演习后的一次小聚。1956年秋天，部队驻防莱阳县(现莱阳市)。父亲和团长带领98团举行防御演习，时间紧任务重生活艰苦，部队演习搞了40多天，上下都非常疲劳。演习结束后，团长郝廷晓说好好吃一顿饭去。他约上父亲，带上司机，3个人来到栖霞县一家小酒店，要了3斤猪肘子、猪头肉、猪肝等，见到香喷喷的猪肉，3个人不约而同很快吃光，又要了半年肉，这才感觉吃饱了。父亲说，那个年代缺“油水"，加上连续多日的军事演习，把大家饿坏了。
3、艰难的国防施工。98团50年代承担国防施工任务4年多，部队打坑道条件相当艰苦。全团仅有几个机械钻头经常损坏不能使用，主要工具是钢纤和锤头，以手工作业为主，战士们一锤一锤的打出坑道，建成地下工事的。父亲有一次跟班作业8个小时，没有煤油灯，点着柴火施工，用钢纤和锤头凿山石，弄得坑道内石粉弥漫，没有排烟设备，空气非常糟糕，许多战士得了肺矽病。父亲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98团连续几年，先后在烟台市(现芝罘区)、乳山县、文登县等地进行国防施工，部队付出了很大地艰辛和代价。为了国防建设，部队中许多干部战士听从指挥，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有的献出了生命，有的积劳成疾。
4、李主任工作看的准，抓得紧。1958年10月的一天，在济南开会的26军政治部主任魏伯亭来电话，要时任26军33师98团政委的父亲立刻去济南接受任务。来到济南第二天早饭前，父亲见到了魏主任，魏主任交待:”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要求你，写一篇你们团帮助驻地农村办集体食堂的情况。"这是魏伯亭主任在军区开会时，汇报到33师98团帮助农村办集体食堂办得好，李耀文主任当机要求父亲来济南写出这篇稿件。父亲对魏主任说:“李主任工作抓得这么紧。”魏主任回答:"李主任工作看的准，抓的紧，够我们学一辈子的。"父亲根据首长的要求，写了一天，晚饭时向魏主任交了稿。魏主任看过后进行了指点，父亲接着进行修改，当晚再次交稿。第三天上午，军区群工部郑洪武部长递给父亲一份《解放军报》，告诉父亲，这个稿件被《解放军报》刊登于头版头条，并说，李耀文主任对这件事抓的可紧呢。父亲放下报纸，反复思考着，怎样学习李主任，干工作，看得准，抓得紧的思维和风格。多年后，父亲一直把干工作，看得准，抓得紧运用于工作实践中去，取得良好效果。
5、李耀文主任在98团的日子里。1961年秋天，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来到文登县(现文登区)26军33师98团检查指导工作，父亲说，首长来检查工作，这是全团的喜事，大家都很高兴。一天晚饭后，团后勤管理员对父亲说，给李主任做的菜退回来一半，说是明天吃。管理员还说，李主任要父亲去他那里有事。父亲来到李主任驻地，刚进门，李主任就说:"我们下来和大家一样，按标准就餐，现在是困难时期，你们团连续几年施工，没什么家底，不要给我们伙食补助。”父亲知道李主任生活简朴，对自己要求很严，父亲说少补助点，李主任坚决不同意。在98团七八天的时间里，李主任每天白天召开座谈会，和有关人员谈话，或深入到营、连了解情况，晚上还要工作到很晚。郝廷晓团长说:“李主任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昨晚十一点多了，他房间里灯还亮着，这样时间长了，会影响首长的健康，我们得给他说说，不能这样熬夜工作。"团机关的同志也反映，军区首长生活简朴，工作夜以继日，我们年轻轻的更应该好好工作。团政治处主任张玉环说:"军区首长工作上生活上的模范作用，对我们团产生了很大影响，政治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主动加班加点的同志比过去多了。"李主任离开98团之前，分别和团的几位领导干部谈了话。李主任对父亲这样说道:”你今后要在愿望和效果的统一上多作思考，抓工作时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父亲认为李主任讲的实在中肯，符合实际。父亲说，首长的教诲，亲切自然，让人心悦诚服。郝团长说:"这么多年来，这是头一次受到这么深刻的教育。"李主任结束在230团的工作要回济南了，团领导都依依不舍，都期待着李主任能再来团里指导工作。
6、注重调研了解情况。父亲从战争年代起，在8纵就一直作为李耀文政委的老部下，跟随李政委工作20多年，李政委给父亲留下了许多印象深刻的事情，其中最深刻的是，李政委注重而善长随时随地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有的放矢，开展工作。1945年底，时任鲁中军区9师26团2营5连指导员的父亲不幸负伤，住在师医院里。9师政委李耀文来到医院看望伤病员，他走到父亲病床前，仔细的询问了父亲的伤势，并表示了亲切的慰问。之后，李政委详细了解了父亲和连队干部有关情况，连队现有人员和参加过那些战役战斗情况等。父亲回忆，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李政委，感到这位首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注重调研，随时随地了解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后和李政委的接触中不断加深了这种印象。上世纪50年代末，时任26军33师98团政委的父亲，两次参加了时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主持召集的政治工作座谈会。两次会议，是从全军区军师团政委中，分别选了五、六个人，探讨不同时期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两次座谈会，父亲都提出了和平时期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李主任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不断地提问一些问题，解答一些疑难问题，使父亲受到了很大启发和教育。
父亲在33师98团工作期间，带领部队参加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建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时期，父亲都亲身经历过，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记。
1、让人振奋。1958年，党中央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父亲回忆道，刚听到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初的确让人振奋。大家都以为党中央、毛主席找到了发展经济，又好又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父亲说，通过实施“三面红旗”运动，期盼人民生活尽快得到提高。那个时候，听报告、看文件确实感到振奋，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带着这个有盼头有奔头的想法，大家工作加班加点，连续开会，也不疲劳。各地报纸、电台、广播每天都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某地方亩产粮食几千斤上万斤，某地方练出了钢铁，有个县宣布吃饭不要钱了，等等。父亲当时在26军33师98团，部队整日训练高度紧张，没有具体接触到地方工农业生产，只能为媒体宣传报道的好形势而感到高兴。过了一段时间，父亲亲眼见到了一些现象，开始对"三面红旗"产生了疑惑。1958年夏末，父亲参加了济南军区党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会议期间，组织与会代表去看毛主席刚参观过的济南北园人民公社一块稻田，说是能亩产上万斤。到了现场一看，地里的水稻密密麻麻的，地头上安装了一个鼓风机向稻田吹风。这么密植，地里又不通风，能高产吗?父亲当时就打起了问号。后来听说北园稻田的稻子，是用几亩地里的水稻移植过来的，造的一个假现场。
2、令人疑惑。父亲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一些浮夸造假现象，非常看不习惯，认为这些现象违背了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父亲认为，这种浮夸造假的风气，是由上边建灶，下边添柴形成的。父亲记得1958年，有一位中央领导人说，要研究研究，这么多粮食怎么消化。还有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说，今后农村也要过集体生活，实行男女分居，过周假日，银行存款可以归公，等等。这些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言论，让父亲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充满期望，一下子转向令人疑惑不安了。
3、一次失败的大练钢铁。上世纪五十年代年末，33师98团驻防牟平县(现牟平区)解家庄营房。一天晚上，公社书记来到团部求援，请求部队派出人员，和地方一起用土法冶炼马口铁。父亲和团长酒同文带领部队参加了炼铁劳动，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先在地里挖坑，点燃木柴，再放上煤和矿石，最后盖上土。据说用这种方法，过上多少小时后就成为马口铁。父亲和团长不懂炼铁，又没有参加过炼铁，但在私底下怀疑这种炼铁方法，迫于当时的形势又不敢说什么。过了些日子，父亲问公社书记，铁炼的怎么样了?公社书记说没有成功，全部报废了。当时，这个公社用了5辆汽车的煤和木柴，3辆汽车的铁矿石，就这么白白浪费了。父亲认为，这种不讲科学，盲目上马的炼铁，造成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劳民伤财，违反经济规律，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4、全民大炼钢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全国发起了更大的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指标，实际上前8个月只完成400万吨，当时的工业练钢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在剩下的4个月里完成700万吨的钢铁生产，只能搞群众运动，由此形起了全民大练钢铁。父亲回忆说，1958年至1959年，胶东大地到处都是大炼钢铁的景象。在牟平县城，大的乡村都建起了炼铁炉，到处铁炉林立，广大群众纷纷上山找矿石。围绕大炼钢铁，城市乡村，男男女女，都组织起来找矿石砸矿石，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砸矿石的人，好一番热闹景象。为了让新建的炼铁炉尽早投入生产，广大群众上山砍树，用来烘炼铁炉，因为用量很大，把凡是能烧的木头全部找来，有的地方把棺材板也拿来烘炉子。根据上级要求，部队也兴起了大炼钢铁。父亲所在的98团也在营区里建起了炼铁炉，全团三千多人都出去到处找矿石，洗矿砂，炼钢铁。父亲和团的几位领导轮流守在炼铁炉边，督促检查炼铁情况，昼夜不离开炼铁炉，仿佛炼铁炉就是战场，部队拿出打仗的劲头参加了大炼钢铁。为了推动大炼钢铁，许多单位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活动。广泛发动，收集铁制品，如炒菜锅、烤火炉、炒菜的铁勺子等都取来，放进练铁炉里练铁。当时，父亲任中共牟平县委委员，县里开会布置开展“放卫星”竞赛活动，要求把冬季烤火炉全部砸碎练铁。当时，父亲觉着这么做不妥，再有两个月就要入冬了，炉子全部砸了怎么过冬?父亲和98团酒团长商量并报告了33师王师长。父亲采取的办法是，把能用的烤火炉全部保存起来，把不配套的少量烤火炉，放到院子里，找来几个战士，有来检查的就砸几下，不检查就不砸。
果不其然，刚进入初季，26军长陈宏和33师王师长先后打来电话找父亲要烤火炉，父亲安排给军里送去160个、给师里送去100个。不久，牟平县委书记也来要烤火炉，说是县医院妇科接生孩子，在地上生炭取暖接生，父亲听说后，立即派人给医院送去40个烤火炉，解了人民群众的燃眉之机。
父亲说，全民大炼钢铁，几乎全部失败。土法上马的炼铁炉根本炼不出铁，好铁炼成硫铁，无法使用。折腾了一年多，纷纷下马，拆炉子停止炼铁，浪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财力物力。195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跃进"之年，大炼钢铁是“大跃进”运动的显著特征，起因是1957年我国钢产量535万吨，在赶美超英不切实际的口号下，提出1958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成为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诱因之一。
5、丰产了却没有丰收。1958年9月底，农村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去了，庄稼地里一片丰产景象，可惜抽不出劳动力去收割庄稼。已临近霜冬季节，牟平县解家庄公社书记找到部队，请求部队派人帮助老百姓秋收，主要是帮助老弱病残的老百性。父亲和团领导商量，在不影响部队训练等任务的前提下，安排部分战士去地方参加秋收劳动。父亲说，1958年，胶东地区风调雨顺，丰产的玉米、地瓜、花生遍地都是，十分喜人。由于全民练钢，壮劳力都抽走了，农田里的粮食没有及时收成。父亲说，许多地瓜地里，只是用犁耕了一遍，把地表面上的地瓜收了，地下还有漏掉不少没有收起来。经风吹雨打有些地瓜露出来了，但已经冻坏，不能食用了。老百姓普遍反映，1958年，丰产不丰收。丰产的粮食等作物，没有及时收上来，浪费在地里，对此，人民群众十分不满意。
6、陷入三年困难时期。全民大练钢铁不久，大跃进浮夸浪费的弊端完全暴露出来，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物质匮乏，食品短缺，物价飞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困境。1958年至1960年，是最艰苦的时期，胶东地区因为缺粮，人们把地瓜秧、槐树叶都吃了。国家实行了票证制，粮棉油米肉蛋糖等连肥皂都凭票供应，物资十分奇缺。父亲于1960年春节因病请假回到烟台(现芝罘区)，当时我和大弟弟在26军幼儿园，父亲、母亲和小弟弟3口人吃了一顿水饺，只有凭票买到4两肉，因为父母供应关系都在单位，只能用小弟弟的4两肉票，这是春节特供的，平时没有，春节没有票也是买不到肉的。我和大弟弟在26军幼儿园过的春节，因为回到家里没有东西吃。幼儿园当时受到特殊关照，军长陈宏十分关心孩子们，指示有关部门对幼儿园，从莱西县(现莱西市)26军生产基地拨付粮食、肉蛋等副食品给幼儿园。有一次，父亲带我5岁的大弟弟上街，地上有个苹果核，弟弟捡起来就吃了。此情使父亲一阵心酸，孩子由于缺少食品缺乏营养挨饿成这个样子，整个国家食品匮乏到如此的地步。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困难到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谎"灾，谎言作假造成的灾害。那个时候，到处都在放"卫星"。粮食生产动不动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放“卫星”。许多领导干部也信以为真，对所谓粮食多了怎么办，不知所措。有些地方号召"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1958年秋收后，有些地方觉着东西多得不得了，公社食堂敞开吃饭，浪费很大，不到2个月便断粮了。
其次是“冒”灾，超越现实的冒进发展。人民公社严重破坏农村生产力，剥夺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力，影响了生产积极性，造成了低效的农业生产。加上大幅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许多地方抛荒了，去练钢铁了，哪还有粮食产量了。
三是浪费灾。大练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耽误了农业收成，大量粮食浪费在地里。公社食堂弊端很多，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开办初期，社员不管劳动表现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许多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上的，有的公社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第二年就没有粮食的供给了。
6、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面对吃不上饭挨饿的困难，人民群众怨气很大，也影响了生产积极性。1959年春天，父亲和部队在乳山县进行国防施工。当地一个叫浪暖口村的一些社员，拒不参加农业生产。大队长找到部队，请求部队帮助种上地瓜，部队利用周末去地里种地瓜。一些社员看见部队来帮助农业生产了，这才下地干活。父亲回忆说，当时听到一些社员牢骚很大，他们说，干也挨饿，不干也挨饿，饿着肚子没劲干了，反正共产党也不能让人饿死。由于政策失误，导致干群关系相当紧张。一次，部队组织去看地形，从村里找了一个向导带路。中午吃饭时，公社书记也过来了，部队留下他一起吃饭。公社书记刚拿起馒头，向导一把将馒头夺过来，说:“你还吃饭，你瞎指挥害的我们吃不上饭了，你还知道挨饿吗?”
7、帮助地方办好食堂。部队驻地牟平县解家庄是个较大的村庄，和其他村一样也办起了食堂。因为大炼钢铁，社员家连锅碗瓢盘也没有了，都得到食堂去吃饭。由于食堂管理搞的不好，群众很有意见。父亲和团长商量决定抽空去看看。11月中旬，天气已经十分寒冷，尤其是来了冷空气，更冷。父亲和团长，带着2个通讯员，冒着冷洌刺骨的西北风，在将近午饭的时候进村了。在村头上，遇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一手柱着拐扙，一手拿着个饭盒，战战兢兢的走着。团长靠近老人问明老人是去食堂打饭，老大爷因为风大，眼睛流着泪回答说:“老伴腿不好，不能去食堂吃饭。"团长说:“那就打回家吃。"老人回答"打回家就凉了，也没有锅了，没法加热，将就吃吧"。父亲和团长边和老人说着话，不觉经父亲和团长来到了食堂。食堂在一个大院子里，屋内安放了几口大锅，没有桌椅扳橙。到了开饭的点了，老百姓一手端着盛菜的碗，一手拿着窝窝头，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还有在院外路边上的，男女老少，几百口人在这里吃饭，好不热闹。父亲问:"能吃饱吗?"一个老百姓回答:"也就七八成吧。”另一个老百姓凑过来说:“这么差的饭莱，能叫饭菜吗?"父亲看在眼里，觉着群众对食堂十分不满意。父亲和团长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发现有些粮食散乱在地上，白菜堆在那儿，有的烂了，父亲和团长向管理人员询问了有关情况，返回营房。路上，团长边走边说，这个食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饭菜质量不好，老幼照顾不到，能办下去吗?父亲对团长说，我们抽几个人，帮助村里办好食堂。团长同意了。经请示师领导同意，团里抽调了2名有管理经验的司务长，由特务连指导员带队，团领导对他们提出了办好食堂的要求。一个周以后，父亲和团长又去食堂看了看，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群众反映，部队派人帮助办食堂，饭菜质量有提高，老幼病人得到照顾，管理也有了改善。此事，得到了26军政治部主任魏伯亭和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的赞许，并安排父亲写了材料在《解放军报》上作了报道。195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指示，让父亲作了书面经验介绍。
8、不敢讲真话。三年困难时期，部队不仅副食品供应困难，粮食质量也下降了。98团常年担负国防施工，战士体力消耗很大，配发的粮食不够吃，许多干部战士吃不饱饭，部队里也发生了水肿病人。团机关协理员脸肿的虚胖，不像个样子，也出不了门。父亲去济南军区开会，军区为改善会议伙食，派人去内蒙古狩猎黄羊。当肉端到饭桌上，会议代表一吃，普遍反映黄羊肉实在难吃，但父亲认为，在生活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能吃上肉已经不错了。部队里回家探亲的干部战士，带回来的消息，都是生活极其困难，大都是负面的。但上级要求，不准传播这些负面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让人们再说形势大好，实在说不出口。父亲说，有一位团长回乡探亲，对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说了些批评的话，村里有人告发，说这位团长反对"三面”红旗，为此，这位团长受到了处分。那个时候，有股黑云压城的意味，部队里人们有意见有看法不敢说，只能违心的说些迎合的话，但私底下却有许多负面的东西在流传着。那个年代，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是农作物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连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都提出亩产1100斤的指标。1958年，农业部根据各地上报的粮食数据，估产高达8000多亿斤，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才3900多亿斤，明摆着是虚假的数据。这些现象，部队里许多干部战士都觉着是浮夸，但大都敢气不敢言。
父亲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初创时期，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剝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造成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四、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深造
从团单位来到了师单位。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一直在团单位担负政治工作任务。1962年7月，担任了7年团政委的父亲，调到33师任政治部副主任。1962年父亲在33师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军队第三次授衔，父亲晋升为上校军衔。
1963年8月，父亲来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成为解放军政治学院一名学员。父亲从儿时就渴望求知上学，因为家境贪困，没有上过一天学。父亲参军后，拜战友为师，经过自学，多少有了些墨水，由普通一兵成长为军队政工领导干部，完全是部队培养和个人努力的结果。
反复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由于当时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作出规定，军队政治院校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主。父亲说，在政治学院，每天手捧毛泽东选集，天天学习。当时以自学为主，上课辅导不多，一至四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学习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来学院讲过外交形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几位副主任先后来学院讲过政治工作。父亲于1965年5月毕业，当时校方想留父亲在学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父亲谢绝了校方的留意，坚持回到了26军。1965年5月，父亲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我军取消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和13年的军官制，军官改称干部。并实行了减酬定级，参照地方国家行政干部级别定级，父亲级别定为12级，减薪50元。
五、77师的艰难岁月
1965年10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的父亲任26军工区副政委，11月又改为26军77师副政委。1968年8月，77师政委韩友庆调到26军，父亲接任77师政委。77师，父亲一入伍就在这支英雄的部队，1955年调离77师，先后去78师和33师工作，10年以后，父亲又回到了77师老部队。当时，77师师长刘学山，副师长朱道良，参谋长丁其朝，政治部主任王俗易，父亲和他们一起共事了两年多。
1、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简称“四清"运动，重点是在农村进行。1965年10月，刚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的父亲，在文登县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吃住工作均在农村，1966年6月，父亲完成地方"社教"工作，回到了部队。后来，"社教“运动扩大到部队，77师作为部队“社教”运动试点单位，也开展了“社教”运动，父亲作为副政委，参加了77师党委机关"社教”运动，前后40多天。
2、十年“文革"让人不堪回首。父亲经历了这段令人难堪的岁月，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父亲来到77师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场内乱初期，父亲和师党委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不介入”的指示，采取各种措施，保持了部队稳定。父亲回忆道，“文革"之风先从地方兴起，以后又刮到部队。部队开展"文革"，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学习文件，学习"5、16“通知精神。父亲说，开始，师党委一班人学的很认真，很高兴。都以为这是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为保证党、军队和国家永不变色的重大举措，大家都坚决拥护。
第二步，机关进入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阶段，师党委成员作检讨。第三步，进行总结再教育。父亲说，这三个阶段，最“热闹"的是第二步。父亲说，师党委成员的个人检讨，要求深刻剖析，触及灵魂，"上纲上线”，不惜说些违心的话，也要检讨到位。既便是这样了，第一次检讨，师党委成员多数仍然过不了关。有位党委成员第二次写个人检讨稿时，拿着笔，看着纸，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他说，想来想去不知从哪里写起，人的脑子都不转了，都“炮轰傻”了。
按照规定，部队不准搞"四大”，只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但受地方“文革”影响，部队机关里，只要是把予头指向领导的，这就是“正确”方向，而且批判要有新态度、新观点、新水平，要"上纲上线"。这样一来，许多师党委成员很难过关，一位师党委成员流着眼泪对父亲说，我就不相信，就他们“革命，我们不革命。"遇到问题就“上纲上线"。“文革”期间，在职干部全部受到审查外调，发现问题就无限上纲，就连军龄差了几十天，也成了大问题。有的干部入伍时间，登记表上和档案里不一致，也成了政治问题。好在对父亲的调查结论，个人填报与档案完全一致，才幸免于难。
3、领导干部反复检讨不过关。“文革"期间，父亲和77师党委成员经常向机关干部战士作检查。父亲说，那个时候，领导班子除个别成员外，大都被划在刘邓路线一边了。个别造反派说，师长刘学山已经没有共产党员气味了，说父亲共产党员气味也不多了。因为当时在搞"吐故纳新”，父亲觉着，我们这些几十年跟党走的人，从枪林弹雨走出来的人，竞然成为"刘邓反动路线"的人，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为此，师长刘学山伤心地落泪了。面对无休止的反复检讨，师党委成员个个难以过关。父亲和党委成员只好说些违心的话，每次检讨，都要把自己上纲上线到刘邓路线上来，把个人说成是违反毛主席革命络线的人。父亲说，刚开始这么讲，很不习惯，难.以承受，次数多了，就习以为常了，因为大家都这么讲。
4、总政治部乱的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77师是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单位之一。1966年底，父亲在26军、济南军区机关有关同志陪同下，去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汇报试点情况。一进总政大院，满眼扑面而来的全部是大字报。原来安排听取汇报的是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因为被批斗没有来开会，开会时临时改为总政宣传部部长，刚开会不久，部长又被叫走去批斗了，只剩下副部长和机关几名干部在听汇报。父亲在汇报中提到，在部队搞社教和文革，只能在机关中发动群众，通过大鸣大放提高思想认识，但不能在基层部队开展大辩论大批判大字报，这样容易把部队搞乱，汇报到这个问题，引起了副部长的关注和重视，他和父亲进行了交流。父亲说，此来北京，看到总政治部受到冲击，已经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了。军队最高政治机关都乱成这样，可见"文革"对军队的冲击影响有多大。当时北京到处乱哄哄的，招待所里住着到京串连的红卫兵，一片混乱景象。父亲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看到"文革"混乱地场面，和学习文件时的感受大不相同。”
5、"文革”不是一场好运动。父亲对“文革"的看法，经历了有“好”到“不好”的过程。"文革”刚开始，军队组织学习"五一六”通知精神，大家普遍认为，党和国家进行“文革"，是为了吸取苏联赫鲁晓夫篡权变修的教训，是我们党和国家反修防修、不改变颜色的重大措施。父亲说，随着不断的学习，运动的不断深入，参加军队支持地方"左派"的活动，得到了一些不同的感受，对“文革"由初衷的是场"好运动"，逐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即“文革”引起了社会动荡，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了。父亲认为，所谓"文革"，就是要发动全国人民、特别是学生，打倒一切领导干部，越乱的地方，说成"形势越好"，不乱的地方，说成“死水一潭。”对打砸抢的人、一些群众组织胡作非为，甚至打死人，一概不管不究，还称其为“左派"和革命组织。不搞打砸抢的人和组织，称其为“保守派、""保皇派。"有些被称为造反有理的人，组织串连，周游全国，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工人不搞生产，学生不上学校，全国共计1100万红卫兵到北京串连，这样下去，危害经济，破坏社会安定，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年轻一代的成长。
6、“文革"造成各级党政机关一律打倒废除。父亲回忆，“文革"开始时间不长，全国县以上党委政府全部推倒，所有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党组织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成立革命委员会。靠打砸抢起来的人，纷纷成为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更有甚者是，一些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各种社会渣滓，也进入革委会，取代各级忠于党和国家的革命干部。在这种"革命路线”指引下，没有人抓生产抓教育，到处都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停工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否则就会被戴上“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帽子，这样一来，黑白颠倒，社会岂能不乱。
7、“文革"划分出两条路线斗争。父亲说，“文革"期间，提出“两个司令部"、“两种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广大干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站在刘邓反革命路线一边，这是打倒一切领导干部的依据，所以老干部统统要打倒。
8、军队中极"左"之风盛行，乌烟瘴气。父亲回忆，"文革"之风刮遍全国，军队也难以逃脱。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鼓吹军队应该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叶剑英、徐向前、聂素臻三位老帅坚决反对。后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然而，这样的文件已经无法扭转“天下大乱”的局面，包括军队，许多军队单位无法开展正常地学习工作训练，影响了国防建设。最可恨得是，"文革"中军队中具有"造反”精神的人受到“重用”。父亲说，"文革"刚开始，中央就有文件规定，团以下单位不准搞“四大”，但也得发扬民主，发动干部战士，给领导干部提意见。部队里一些极“左”分子，乘机向领导干部发难，认为给领导提意见，越尖锐越革命，越有造反精神，越有水平。有一段时间，上级提出，军队提拔干部，要选择具有"造反”精神的人。父亲说，当时，他所在的77师，就出现过少数有所谓“造反”精神的人得到提拔重用。70年代末，父亲调到济南军区后勤机关工作，机关里还有派性作怪，影响工作，影响团结，父亲深感“文革"的遗毒极深，一时很难消除。
9、李耀文陪同杨得志来到77师。1969年，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陪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到烟台福山县26军77师住了十几天。父亲经常陪同两位首长到各团、营、连视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李副政委每到一地，都详细了解部队训练以及对“文革”的看法，并经常发表些精彩的讲话，使父亲受益很大。父亲说，老首长亲切可信，每次见到他，都愿意和他说些心里话。就"文革”问题，父亲和杨司令、李副政委进行过交流，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战争年代走出来的革命军人，生怕把社会搞乱，引起国家动荡，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时刻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
10、先后参加了两次"三支两军"工作。1967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地方上陷入瘫痪、半瘫痪的单位，包括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都应实行军事管制。后来，中央军委下达了《三支两军的决定》。从1967年开始，军队派出大批人员赴地方参加"三支两军"，"三支两军”工作到1972年8月结束，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人次参与，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广，在军队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父亲第一次"支左"。1967年至1970年期间，在福山县、栖霞县等地“支左"，父亲担任福山县革委会副主任。根据上级指示，77师具体负责福山县(现福山区)、栖霞县、招远县(现招远市)三县“支左"任务。并先后派出部分干部战士，赴济南、青岛、烟名三市厂校“支左"。父亲多次去福山、栖霞等地，在当时社会秩序混乱、情况复杂、斗争激烈的情况下，父亲和部队干战一起坚持说服教育，为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1968年，济南军区党委办公室来电，要求父亲组织一个班子，去山东省公安厅“支左"。父亲考虑到师长已带领部队去惠民地区(现滨州市)“支左"，一个单位不能两个主官都不在岗，向26军政委魏伯亭汇报了这个想法。后来济南军区同意父亲的想法，改派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去公安厅“支左”。
父亲第二次“支左”。1971年至1973年，时任26军政治部副主任的父亲，去东营市胜利油田“支左”。父亲和部队"支左”人员一道，在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工农业生产损失，尽可能减轻“文革”的破坏，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胜利完成了“支左”的任务。
11、组织部队野营拉练。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1969年冬和1970年冬，父亲和77师领导、机关组织带领所属部队先后两次野营拉练，在胶东大地，冒着寒冬，苦练杀敌本领，提高了在实战条件下，部队走、打、吃、住、藏等能力。
12、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从1968年至1970年，77师各级党委和支部都进行了整党建党。党的"九大”之后，部队开展了学习新党章活动。父亲坚持原则，按上级要求组织部队抓好党建教育，做好党建工作，不断提高了部队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保垒作用。
13、抓好先进典型总结和宣传工作。1969年7月17日，77师230团2连排长盛习友，为抢救章丘县(现章丘区)胡山公社卷入洪水的9名妇女英勇献身。父亲及时组织师团机关有关人员，对盛习友英雄事迹进行总结，并上报上级。26军给盛习友追记一等功，并报请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1971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授予盛习友“爱民模范"的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军向他学习。根据上级要求，父亲组织召开了师团誓师大会学习英雄，并配合26军组织事迹报告团，举办事迹展览，编排文艺节目，在军内外进行巡回报告和演出。1970年3月29日下午，在青岛担负国防施工任务的77师230团3营机炮连战士孙学林、雷学礼、胡书祥、毛瑞祥4名战士，用自己的身体顶住了顺着37度陡坡飞驰约一辆千斤重的失控矿车，保证了作业面上10名战友的安全。孙学林等2名同志英勇牺牲，另外两名同志身负重伤。父亲立即组织师团政治机关，对四位英雄事迹进行总结上报。为表影他们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和英雄行为，230团党委给四位英雄分别追记和记一等功。济南军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向"四英雄"学习的决定。
六、26军的风雨岁月
1970年10月，父亲告别了77师，调到26军任政治部副主任，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8年。父亲分管组织工作和保卫工作，父亲非常重视部队的党建工作，经常深入部队了解党建情况，有序推进组织工作地开展。父亲经常讲，保卫工作无小事。他经常带领军机关保卫部门的同志，到部队基层单位检查指导保卫工作，杜绝行政和违纪事故的发生。
1971年1月至1973年10月，父亲被军党委派去东营市胜利油田“支左"，担任胜利油田军代表、党委核心组组长。
1、稳定形势，搞好团结。在油田“支左”期间，父亲面对文革'派性”干挠，还要解决地域“派性"(油田分大庆派、玉门派、胜利派)。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团结和工作。父亲从大局出发，从抓好领导班子团结入手，坚决克服派性干挠，和油田总指挥刘佩荣等油田领导，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密切形成了工作合力，使领导班子成为油田坚强的领导核心。
2、只争朝夕，加班工作。父亲带领一班人，不受“文革”影响，稳定形势，抓紧时间，推进工作。父亲说，在油田工作，没有节假日，天天上班，白天工作沒做完，晚上继续干。经常晚上开会到半夜十一、二点。有时候早晨父亲还没有出门，门口一群油田工作人员，在等待向父亲汇报请示解决问题。1971年春节，由于工作紧张，父亲在胜利油田过了个春节。春节期间，和平时上班一样，研究工作，深入一线，抓好生产。这一年，父亲没有回济南和家人团聚，节日期间在油田和领导班子一起加班加点工作，给油田职工带了个好头。
3、抓好生产，提升产量。父亲在油田工作期间，科学规划，精准施工，新上了两个油田，一个是孤岛油田，一个是河口油田。孤岛油田的开发，父亲到油田之前，已经是三起三落了。因为此地地质条件很差，不利于施工打井。夏季蚊虫盛行，开会都要躲在蚊帐里，面对困难和上级要求，父亲在油田领导班子会议上下了死命令，集中力量，克服困难，在孤岛必须打出油井来，否则，就等于打了败仗。胜利油田的石油工人们积极响应油田领导号召，不怕艰苦，顽强奋战，经过努力，终于打出了油井，逐步建成了孤岛油田。后来，加上河口油田的开发，胜利油田年原油年产量由1971年的400万吨，上升到1973年的1200万吨，成为全国继大庆油田之后的第二大油田，父亲为胜利油田的开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父亲在油田"支左”两年零十个月，工作努力，团结奋进，成绩斐然。石油部对胜利油田工作较为滿意，于1972年在胜利油田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到会讲话。
4、父亲没有回家送别去世的父亲。1974年，父亲从胜利油田支“左”回到26军不久，便接到老家我爷爷病危的电报，父亲找26军陈瑛政委请假，陈政委没有批准，并说他父亲病故也没有回去送别。当时父亲分管组织和保卫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没有回去送别我的爷爷。父亲还向我说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幼儿园期间，得了痢疾，住院报了病危，父亲想请假到医院探视，但请假请不下来。父亲说，那个年代，公事为大，私事为小，个人、家庭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军队利益。
七、告别野战军，来到大军区机关工作
1978年7月，父亲从莱阳县(现莱阳市)26军调任济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年底，担任了12年正师职职务的父亲，升任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当父亲向26军告别奔赴济南前夕，26军军长陈福胜、政委徐玮考虑到军里"文革”落实政策工作没有了结，向军区要求让父亲完成这项工作后再去军区报到，经军区同意，父亲继续留在26军完成落实政策任务后，于当年年底来到济南军区后勤部报到上班。
1、承担了军区后勤部繁重的政治工作任务。父亲来济南军区后勤部工作两年后，升任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过去军区后勤部有四位副政委，父亲任职时，只有父亲一个副政委了，由此，大量的政治工作任务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当时军区后勤部下辖3个分部，还有军区总院、青岛一疗等师级单位，100多个团营级仓库、医院。后勤单位多驻防散，遍布山东各地。当时，军区后勤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还有"文革”落实政策工作尚未完结。面对大量繁重的政治工作，父亲紧紧依靠后勤政治机关，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努力抓好后勤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推动部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代建设。。
2、经常下基层下部队调研情况。父亲在军区后勤机关工作时，经常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他带领后勤机关有关人员，常年奔波于山东大地，下部队下基层考察干部，调查研究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情况。有一次，父亲到莱阳十分部考察干部，我当时在分部政治部秘书科工作，想请父亲来家里吃顿饭，父亲工作任务很紧，没有安排上，只是和我在家里，匆忙见了个面，交待我干好工作，就去忙他的工作了。
3、完成了棘手的落实政策工作任务。济南军区后勤部是“文革"重灾区，落实政策工作，情况复杂工作量大，其中有10起人命案件，涉及所属单位团营连干部数人。这个"文革"落实政策的问题，一直是后勤工作的"老大难"问题，好多年了久拖未决。父亲根据上级要求，决心彻底解决这些棘手的老大难问题。父亲在后勤党委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后勤政治部和有关部门，按照政策要求，依据事实，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这十起棘手的问题全部得到了妥善解决，受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肯定。
1981年，父亲任济南军区后勤副政委期间，级别调为11级。这是自1965年取消军衔制改为行政级，事隔16年之后，父亲才由12级调整为11级。
4、到胜利油田参加援建工作。1983年8月至1984年，父亲受命，任济南军区援建胜利油田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油田在孤东发现了新油田，急需开发，但基础设施落后，需要完成修路等基础设施才能进行开发。油田找到济南军区要求部队援建，军区把支援油田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安排父亲和军区有关领导，带领部队去完成援建任务。当时，军区安排26军76师、炮8师、46军1个师赴油田。父亲和援建领导小组成员一起，努力工作，精心组织，抓好协调。部队干部战士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经过一年多艰苦奋战，终于帮助油田修好道路，建好水库，为开发新油田创造了条件，父亲和援建部队圆滿完成了任务，受到济南军区通令嘉奖。
九、父亲一生中难忘的几件事情
1、先后四次受到了毛主席接见。第一次，1958年8月8日至9月6日，济南军区党委召开一届二次全会，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8月9日，正在山东视察工作的毛主席，在济南市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合影。
第二次，1958年12月26日至1959年1月1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广州市召开第5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父亲和26军政治部主任魏伯亭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接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
第三次，1965年，父亲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期间，和全体学员到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
第四次，1968年，在北京市人民大会堂，毛主席接见济南军团以上领导干部，父亲也在其中。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父亲和济南军区团以上干部赴北京，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
2、父亲留恋坚守在老部队。建国后，父亲有几次差点调离26军，但命运却让他继续留在了老部队。1954年，父亲时任26军78师坦克团政委。根据上级命令，父亲带领坦克团归属南京军区60军181师，在南京东边驻扎。父亲人在南京，但还是怀念老部队，父亲曾去过华东军区干部部打探能否回到老部队。1个多月后，父亲如愿调回了26军。
1965年父亲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毕业时校方想让父亲留校，在学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父亲想回26军，没有答应，校方尊重父亲的意见，同意毕业后回到原单位。
1965年，父亲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安排惠民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时任26军副政委魏伯亭得知此事，找军区把父亲要回了26军。
父亲曾经先后两次到胜利油田"支左”和援建，油田工作做的很有起色，深得国务院分管领导和石油部赏识和信任，一直想要父亲转业去油田工作。198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来济南军区检查工作，点名要见父亲，父亲知道余主任此约，与让父亲去油田工作有关，父亲去军区招待5所见余主任时，刻意回避了此事。1984年，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钦点父亲去胜利油田担任一把手，要求父亲转业到油田工作5年。康总理对父亲说"老刘，你再去油田工作5年。"省委书记苏毅然也同意此事。接着，石油部找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调人，组织部找到总政治部，总政委托济南军区征求父亲去油田工作的意见。济南军区副政委潘启琪找父亲谈了话，父亲考虑年事已高，身体不好，还有对部队有几十年的感情，不愿意脱下军装离开部队。父亲想好了理由，在和军区领导谈话时，充分阐明理由，说服了军区首长，没有转业去油田，所以继续留在了部队直至离休。其实，当时潘副政委对父亲说了一句:"你已经退休了，来征求你的意见。如果没有退休，就下命令了。"
父亲从当兵就一直在26军77师，1953年至1965年离开77师，任78师坦克团政委和33师98团政委。1965年11月又回到77师，先后任77师副政委、政委。
父亲每当说起26军77师，富有感情，深有感触，有说不完的心里话。那是他当兵的起点，战斗成长的摇蓝。他于1970年离开77师，先后到26军政治部和济南军区后勤部工作，但始终关注77师的成长变化，几次军改，77师由师变旅，但一直保留下来，2016年转为海军陆战旅，父亲甚为高兴。父亲对自己的老部队始终念念不忘，77师，父亲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和精力。
3、十分注重运用我军优良传统搞好部队的政治教育。父亲从军几十年，先后在《光荣的成长》、《前哨》、《解放军报》、《孟良崮战役》、《难忘的记忆》 发表数十篇文章,成为部队传统教育的教材。
十、告别工作岗位离休，继续发挥"余热"
1985年12月，父亲结束军旅生涯，告别了45年来战斗生活的军队工作岗位，离职休息了。父亲来到济南原军区联勤部干休2所休养，担任了干休所管委会主任。父亲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为干休所建设管理操心操力，出谋划策。父亲还根据军区和后勤安排，经常去地方大专院校和部队有关单位，宣传革命传统精神。由于父亲离休不退色，继续保持和发扬共产党人的传统作风，先后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济南军区、济南军区联勤部授予先进离休干部称号。
1、为家乡捐款建挢。父亲是从沂蒙山区走出的革命军人，当年在沂蒙山区打击日寇，与人民结众结下"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情谊。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忘记家乡，没有忘记沂蒙革命老区。2012年，父亲从退休金拿出十万元，让我汇给沂南老家，想为家乡百姓做点事。老家位于临沂革命老区沂南县双垢镇东梭庄，沂蒙山区为中央扶贫地区，经过多年扶贫开发，农村经济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还欠发达。父亲拿出这笔钱，想的是在村南边的小河上，建个小桥。父亲说，村南边有条小河，老百姓过河要脱下鞋子趟河过去，秋天水很凉了，过河不容易。这也是父亲多年来时常牵挂的一件事，经常说起这件事。这笔款到了乡镇后，经过村委会合计，决定用这笔钱在村南河边上建一座漫水桥。2012年底，桥建好了，村民们不用趟水过河了。村民们高兴地称之为"将军桥"，父亲也了却一个心结。
2、捐款给四川汶川受灾群众。2008年，父亲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全军先进离退休干部”荣誉称号，并奖励1万元，当时济南军区仅2人获此殊荣。事隔不久，四川省汶川发生大地震，父亲心系灾区群众，惦记群众的生活，拿出总政奖励金1万元，捐给了灾区人民。
3、宣讲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父亲于1985年离休，但人退志不退，继续发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传承"老八路”的传统作风。
父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应济南军区、军区后勤和地方大专院要求，多次去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建筑学院、济南大学、山东交通学院，给青年师生宣讲革命传统和战斗故事。
山东师范大学聘请父亲和山东省委原书记苏毅然、济南军区陆军学院原顾问孟方、济南军区一位副参谋长为校外政治工作顾问。十多年来，根据军区后勤安排，父亲先后给济南军区联勤部驻济20多个单位宣讲战斗历程和战斗故事。
通过这些宣讲活动，让年轻一代了解共产党带领人民和军队打天下，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有多少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胜利来之不易，共和国的建立来之不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父亲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亲身经历，讲述革命思想和传统，让年轻人了解我党我军的历史，让革命传统发扬光大，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4、得到军区领导的赞赏。父亲离休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坚持义务宣讲革命传统十多年。父亲先后去学校去部队，宣讲几十场次。每次讲完课，被宣讲单位都安排宴请和赠送礼品，每次都被父亲谢绝。父亲对我讲过，“每次出去宣讲革命传统，从来不吃人家的饭，不受人家的礼，这样，心里踏实"。父亲不吃请不收礼，义务宣扬革命传统精神，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品格风范。济南军区领导得知此事后，非常赞赏父亲的作法。特意委托济南军区联勤部部长张宗林，代表军区首长专门宴请父亲，答谢父亲发扬老八路精神，一身清风、宣扬正气、宣讲传统的革命精神。
wP老马根据父亲刘乃晏手稿、口述整理。
初稿于2018年4月28日
修改于2020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