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九一八
讓我們緬懷每一位抗戰先烈，歷史將永遠銘記，曾經的苦難不會被忘記。
歷史線：勿忘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深夜，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河本末守中尉率一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來到瀋陽市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僅800米的南滿鐵路柳條湖段，在那裡引爆炸藥炸燬小段鐵路。並將三具身穿東北軍制服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即所謂"柳條湖事件"。
這是以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為代表的一夥軍國主義分子精心策劃的陰謀：他們無中生有偽造現場，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軍守備隊，然後以自己製造的事端為藉口，發起侵略戰爭。
事發後，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徵四郎即以"關東軍司令官代理"的名義，命令駐紮在瀋陽城附近的日軍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
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第7 旅毫無防備——旅長王以哲及3個團長均不在崗，僅參謀長趙振藩在位，被日軍打得措手不及。東北軍政最高長官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漢卿當時正在北平，瀋陽方面一時聯繫不到張本人，於是根據事前預案，留守瀋陽的主要負責人、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打電話給北大營："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因此守軍遵命未進行反擊，任由日軍衝入營區砍殺。第7旅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只有620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團長王鐵漢事發後趕回指揮，但已無力迴天只能突圍撤走。由於執行不抵抗命令，北大營近萬守軍被只有500多人的日軍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擊潰。
在日軍獨立守備隊進攻北大營同時，關東軍第2師團第29聯隊也開始炮擊沈陽城。9月19日凌晨，關東軍司令部下令：駐遼陽的第2師團主力增援對瀋陽方向；其餘各部分別進攻長春等地。
19日晨，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下令打開城門，放日軍進入瀋陽。至9月19日10時，日軍先後攻佔瀋陽、四平、營口鐵路沿線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9月21日，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滿清皇族）率部投敵，日軍佔領吉林市。至此，遼寧、吉林主要城鎮均已淪陷。
10 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叛變投敵，隨即奉日軍命令進攻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10月16日，張部偽軍在嫩江橋被黑龍江省防軍擊退。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守軍，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馬占山指揮3個旅，共1.6萬餘人進行江橋抗戰，戰至 11月18 日，守軍傷亡慘重被迫撤退。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黑龍江大部分城鎮淪陷——日軍怕引發蘇聯干涉，暫時不敢進攻哈爾濱。
關東軍攻佔黑龍江省主要城鎮後，主力轉向遼西地區。12月15日，日軍進攻錦州。12月17 日，日本軍部由本土和朝鮮調大批部隊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團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932年1月3日，駐錦州的東北軍奉命撤退，日軍佔領錦州。
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團由長春向哈爾濱進犯，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團增援。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後自衛軍傷亡慘重，撤往賓縣。2月5日，日軍攻陷哈爾濱。
至此，東北三省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完全淪陷。
九一八拉開了日本大規模侵華序幕，隨後，日軍步步緊逼。
1932年1月，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軍制造上海"1·28"事變。
1933年1月，日軍進犯長城喜峰口；同年3月，日軍攻佔熱河。
1935年，日本特務機關策動華北"五省自治"。
1936年8月，日軍進犯綏遠。
1937年7月，"7·7"事變，全面抗戰爆發。
平行線：我的九一八
一、霧鎖：穿越時刻
因為某種未知神秘力量，作為反日憤青的我，得到機會穿越至九一八的……
等我搞清楚狀況，發現我穿越到一個小軍官張某身上，此人曾任張漢卿副官，因為系張胡帥族人很受信任，曾代張傳達命令。此時張某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部作戰參謀，正隨榮臻留守瀋陽。
我的運氣一如既往的差勁，沒能穿越到張漢卿或榮臻身上——通過"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以及關東軍、朝鮮軍不尋常的調動，東北軍方面已覺察到日軍可能挑釁，不管是張漢卿還是榮臻，只要能預見到日軍行動肯定會加強瀋陽防務；關東軍的陰謀是建立在東北軍沒有準備的前提上的，鬼子再瘋狂也不會故意去送死，那九一八就搞不起來了。
作為區區一個作戰參謀，我終究是人微言輕，哪怕知道鬼子想幹什麼，也沒有權力進行針對部署。
我知道鬼子頭目坂垣徵四郎性格堅毅，石原莞爾精於算計而敢於冒險，他們構成一個優秀組合。比我的老闆強得太多。
張漢卿上位源自父蔭，並不具備統帥素質。此人是典型的"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就拿1929年"中東路事件"來說，小張開始輕率撕毀條約搞單邊行動，當蘇聯強力反彈大舉反攻，他就慫了。其實當時老毛子內外交困，不願節外生枝，如果東北軍拼命硬扛，斯大林忌憚日本插手，未必敢堅持到底。
九一八前東北軍並非沒有應對日軍挑釁的預案，總體態度是抵抗無益。姑且不論不抵抗政策本身對錯，小張顯然沒有另一手應變準備，只知一棵樹上吊死，非常沒有遠見。
留守瀋陽的參謀長榮臻，號稱東北軍智囊，實際好謀無斷——既然被主帥委以重任，關鍵時刻就應該擔起責任，及時決斷，而不是手足無措，滿世界去找張漢卿。即使當時情形確實不允許抵抗，再怎麼說也該拿出個可以讓部下執行的方略，"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的荒謬命令，只能說明此人根本沒有承擔責任的勇氣。
二、雨前：謀事在人
此時已經入夜，距事變不過幾個小時，這麼短的時間內，我根本不可能說動這幾位暮氣沉沉的大佬，讓他們按我的意志行事。
我很沮喪，但我不甘心就這麼眼睜睜看著慘劇發生，我只能先分析形勢，估算一下可以應變的力量，先做一個未必用得上的計劃，盡人事聽天命。
我知道，1931 年正值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歐美列強都深陷其中，儘管它們並不情願看到日本勢力擴張，但無意直接干預。只有北方老毛子。因為計劃經濟體制弊端尚未顯現，對經濟危機有較強的抵禦力，國力還在上升。他們長期控制中東鐵路，有能力干預東北局勢。但因為之前的"中東路事件"，中蘇關係處於歷史的最低點，老毛子主動幫助中國的可能性甚小。
我還知道，這時的東北軍只能孤軍奮戰——常凱申本來就不是靠得住的盟友，更何況他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最高統帥，自己內部還有一堆爛事要擺平，哪怕他願意支援，也是有心無力。
根據張某的記憶：東北邊防軍總兵力大約28萬人，其中較精銳的部分約15萬人（包括東北軍僅有的3個炮兵旅），已隨張漢卿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守部隊分散各地，部署在瀋陽周邊的不過一萬餘人；其中駐瀋陽北大營的第7旅裝備精良，號稱精銳。但我心中有數，東北軍本質上是一支未經近代化組織的半巡防營半土匪武裝，沒打贏過一次堂堂正正的會戰，戰鬥力相當可疑——過去的將來1935年，東北軍在直羅鎮碰上了師老兵疲幾個人用一條步槍的紅軍，絕對優勢下卻被打成灰孫子，還折了一員師長牛元峰，從此畏紅如虎。
1931年日本關東軍，下轄第2師團5000餘人，分駐大連、瀋陽、遼陽等城市；南滿鐵路獨立守備隊6個大隊5000餘人，部署在南滿鐵路沿線。另有旅順要塞守備部隊2000餘人，以及瀋陽、長春、撫順、遼陽等城市的憲兵隊約2000人。日本在東北地區還有大批所謂"在鄉軍人"，約一萬餘人，這些人都受過正規訓練，徵召入伍後可以很快形成戰鬥力，九一八前夕，這些人遵照密令集結到瀋陽、長春等幾個大城市待命。鬼子可用兵力達20000餘人，其中約一半能夠在一兩天內投放到瀋陽戰場。此外，朝鮮軍的19、20兩個師團已集結在圖們江畔，可視為關東軍的預備隊。
我越計算心越涼，東北軍人數不少但駐紮分散，對關東軍沒有優勢，而鬼子戰鬥力顯然高於我軍——我甚至覺得，在野戰條件下，關東軍有能力擊敗裝備相當的且有3倍數量優勢的東北軍。
三、風起：機不可失
正當我幾乎絕望時，時間已經到了23時左右，值班參謀突然接到第7旅參謀長趙振藩緊急電話：日軍正在進攻在北大營。參謀長榮臻聞報大驚，心臟病突然發作，不省人事。
正在榮臻身邊的我意識到機會降臨，一面命人找醫生急救，一面封鎖消息，以榮臻名義召集長官公署留守各部負責人緊急開會商討對策。由於一時聯繫不到主帥，眾人不知所措，我爭取到反日傾向明顯的公署衛隊團團長的支持，強迫他們服從我的命令——我申明將單獨承擔責任。
23：30，我以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的名義，向趙振藩下令：允許自衛還擊，具體戰術安排由趙臨機決斷。
由於通信線路很快被破壞，我在下達命令後不久即與北大營失去聯繫。因時間太晚，派出的斥候偵察效果不佳，根據北大營方向槍炮聲密集程度，眾參謀判斷日軍至少出動大隊規模，事態嚴重性已大大超出一般挑釁。鑑於北大營有近萬兵力，大家估計可以支持，而瀋陽城內只有長官公署衛隊團不到2000人，顯然不敷使用。於是我一邊下令衛隊團進入戒備狀態，一邊派人知會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希望能調動省防軍支援。
匆匆趕到司令部的臧式毅，並沒有答應我的請求，而是要求面見榮臻。當他得知榮病重不能理事，目前局勢是我在自作主張，勃然大怒。他堅決拒絕我調用省防軍的要求，並強烈敦促我收回抵抗命令，由他與日本領事館交涉，在得到回覆以前，我應該主動表示善意，放棄部隊戒備，並打開城門放日軍進城。
我震驚於臧的荒謬想法，無奈之下，只得將臧暫時扣押，以免他將想法付諸實施。然而我沒能取得省防軍的指揮權，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將衛隊團收縮到長官公署附近，控制要點。出於謹慎的考慮，我命令火車站、機場、兵工廠等要點守備部隊進入戒備狀態，隨時準備戰鬥。
19日凌晨，我先後接到日軍進攻四平、營口、撫順、本溪、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城鎮的報告，參謀們分析認為：日軍不是挑釁，而是大規模入侵，隨時可能進攻瀋陽城。
為此，我再次同臧式毅面談，向他闡明事態嚴重性，希望他能給予支持；無奈臧頑固不化，抱定既定方針，堅決不肯配合。
由於北大營戰況一直不明，我的擔心越來越大。天亮以後，瀋陽城忽然遭到重炮轟擊，這時斥候報稱北大營方向槍聲漸趨稀疏，參謀判斷，日軍已經攻陷北大營，即將轉攻瀋陽。
清晨5時，我電話聯繫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直到6時才找到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我告知熙洽目前的嚴峻形勢，要求他儘快收攏部隊，做好戰鬥準備。然而，熙洽斷然拒絕了我的命令，他聲稱這與張副司令既定方針不符，不能執行。他還要求與榮臻直接通話，被我拒絕。
上午8時，日軍約一個大隊開始進攻瀋陽，與衛隊團交火。
上午9 時，我終於見到了第7旅的信使，這才知道具體戰況：一開始，趙振藩憑藉兵力優勢，壓制住突入北大營的日軍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隨後日軍從南北兩路來援（第5大隊和第29聯隊），並伴有間歇性重炮支援（事前秘密部署在虎石臺軍營的兩門240毫米榴彈炮），兩軍在北大營內形成巷戰。大約凌晨4時，又一路日軍來援，擊破防線，突入營區深處，參謀長趙振藩不幸被流彈擊中陣亡，事發後及時趕回的620團團長王鐵漢接替指揮，但大勢已去，被迫突圍撤走。第7旅目前撤至東大營待命，所部除620團建制比較完整，619團、621團均損失過半，已喪失戰鬥力。日軍一部尾隨監視，未投入戰鬥。
北大營戰敗的猜測得到了證實，我意識到敗勢已成，瀋陽已不可守。於是我安排信使迅速返回傳達命令：確認王鐵漢的指揮權，迅速整理部隊，相機撤離。隨後，我又向火車站、機場、兵工廠等要點守備部隊下令，做好撤退準備，一旦接到撤退命令即破壞所有不能帶走的物資設備，以免資敵。
上午10時，我以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的名義，向東北各地駐軍發出明碼電令：日軍無視國際公法，無故進攻瀋陽，命令各部發起自衛反擊，授權各部長官自行決定戰術。
11時，我接到了張漢卿的電話，張在得知榮臻病重不能理事後，嚴厲痛斥我輕率應戰，勒令我立即交出非法竊取的指揮權，由衛隊團拘押，聽候處理；瀋陽事務全權委託臧式毅。
失去衛隊團支持後，我遵命釋放了臧，並向他移交了指揮權，隨後被逮捕，轉送錦州，我的九一八結束了……
四、雲變：犧牲價值
不出我所料，獲得自由的臧式毅馬上聯繫日軍，並主動解除了武裝。下午1時，日軍開始進城；下午3時，從遼陽來援第2師團主力完全控制了瀋陽；入夜時分，關東軍司令部進駐瀋陽。
值得慶幸的是，東大營部隊、機場、兵工廠守備部隊執行了我的命令——王鐵漢率第7 旅殘部嚴整撤離，尾隨日軍攝於其勢不敢追擊。在第7旅掩護下，瀋陽機場放飛了大約80架飛機，攜帶大量重要物資人員避往北平，當日軍逼近時，守備部隊毅然炸燬了剩餘100餘架飛機，並破壞了機場設施；兵工廠守備部隊也作了同樣選擇，他們炸燬了工廠設備，並將大批庫存軍火付諸一炬……
由於日軍在北大營一戰損失慘重——傷亡近700人，其中戰死200餘人，主要是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該部幾乎喪失戰鬥力，為應對可能膠著的戰事，原定進攻長春的騎兵第2聯隊被調往瀋陽方向，第2師團第3旅團主力也放慢了進軍長春的腳步。
19 日晨，獨立守備第1大隊600餘人試探進攻長春外圍，遭到優勢守軍抵抗後，即回撤待援。19日午夜，以第3旅團主力編成的日軍長春支隊趕到，隨即進攻長春外圍要點寬城子、二道溝、南嶺等地，守軍不習夜戰，很快被擊潰。日軍於20日拂曉開始進攻長春，當時大部分守軍服從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的命令撤離，一部（守軍1個團及收攏的外圍潰軍共4000餘人）遵照我的電令堅持抵抗，激戰至午夜，守軍傷亡過半，於次日凌晨被迫投降——大部分於事後被殺害。
日軍在長春休整兩天，於23 日進犯吉林市，東北軍駐吉林省負責人熙洽率主力主動撤離（不久後投敵），副司令長官公署衛隊團團長馮佔海拒絕執行熙洽命令，率部抵抗，由於力量懸殊，交戰不利，於當日夜間主動撤退。其後該部渡過鬆花江，與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所部會合，共同編成吉林自衛軍，繼續抗戰……
日軍在9月的一系列作戰中損失了近1500人，數支部隊喪失戰鬥力，急需整補。且遼吉數十個重要城鎮需要佔領，日軍不得不一再分兵，關東軍機動兵力迅速下降到3000人以下。因此，日軍不得不暫停攻勢，一面鞏固佔領區，一面向國內求援，積極籌劃北進。
10月1日，在日本特務機關策動下，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叛變投敵，隨即奉日軍命令進攻齊齊哈爾。10月16日在嫩江橋，張海鵬部偽軍被黑龍江省防軍擊敗，傷亡慘重。
10 月26日，整補完畢的關東軍第2師團主力佔領四洮鐵路（四平--洮南）沿線主要城鎮，完成了進犯黑龍江的準備。11月4日，關東軍以第2師團第2 旅團主力6000人加以偽軍熙洽、張海鵬各一部，編成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長官馬占山率軍進行江橋抗戰。戰至11月15日，李杜、馮佔海率吉林自衛軍2萬餘人自哈爾濱方向來援，另以騎兵一部突襲張海鵬老巢洮南，張部偽軍聞訊潰退，暴露了日軍側翼，缺乏準備的熙洽部偽軍大敗，幾近全軍覆沒；日軍也傷亡慘重，全線動搖，被迫撤退。中國軍隊贏得了第一次江橋抗戰的勝利。
日本軍部接到敗報，隨即增派本土混成第8 旅團，並將朝鮮軍精銳編成混成第38旅團，由第20師團司令部指揮，增援北滿戰場。12月11日，重整旗鼓的關東軍主力1.3萬人再攻嫩江橋，激戰五日，吉林自衛軍不支敗退，嫩江橋守軍傷亡慘重，馬占山被迫棄守省城齊齊哈爾，率部撤往克山、海倫。12月18日，日軍兵臨齊齊哈爾，忽然被日本政府制止前進。
此前，12 月14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照會日本政府，蘇聯在中東鐵路利益不容侵犯。15日，遠東蘇軍開始集結；18日蘇軍先遣隊進佔滿洲里和綏芬河，形成東西對進態勢。面對蘇聯干涉，關東軍無奈放棄黑龍江攻勢，將主力撤回松花江以南。馬占山乘勢返回齊齊哈爾，重建黑龍江省政府，隨後馬被迫接受蘇軍入境，在中東鐵路沿線部署。
日軍暫停黑龍江攻勢後，將主力轉向遼西地區。1932 年1月5日，關東軍第2師團主力大舉進攻錦州，第20師團司令部、混成第8旅團、混成第38旅團，均調往錦州方向，緊急調來的重轟炸飛行中隊也猛烈轟炸錦州。1月16日，第2師團主力渡過遼河；1月22日，混成第8旅團進攻打虎山（今大虎山）。經過3天戰鬥，駐錦州的東北軍第 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奉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1月29日，第20師團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團佔領錦州。至此，東北地區主要戰事基本結束。
五、餘波：蝴蝶翅膀
即使進行了抵抗，中國方面仍然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幾乎喪失了整個東北地區，遼吉兩省被日軍完全佔領，黑龍江則實際淪為蘇聯的"保護地"——馬占山、李杜、馮佔海等不僅僅是存在的部隊，作為"飛地"的黑龍江根本不具備養兵能力，除非他們決意投靠蘇聯，否則等待著他們的必然是大軍潰散。
而日本人卻不得不面對尷尬的局面：他們沒有贏得全勝，中國軍隊出乎意料的頑強抵抗，嚴重遲滯預定計劃步驟，他們沒能趕在蘇聯介入前控制局勢。為此，他們不得不將主力調回，沿松花江一線佈防，關東軍已有兵力明顯不足，必須再從國內動員。更糟糕的是，溥儀對一個殘缺的滿洲充滿了疑慮，不願意出面組織偽政府；沒有這塊政治遮羞布，"滿洲國"顯然就搞不起來，不得已退求其次，建立一個"自治政府"。而這意味著仍要同中國方面談判，這是在真實歷史中中國方面所沒能得到的待遇，即使中國沒能收回任何實質權益，談判本身就意味著日本失分。
蘇聯自然是大贏家，但斯大林的目光仍然更多投在西方，這次干預，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力量展示，提醒日本人適可而止。畢竟，蘇聯的戰略核心利益在歐洲，日本的威脅並非生死攸關——蘇日對抗最壞的結果無非是失去海參崴和太平洋艦隊，這一幕在1919年就發生過，最終以日軍為主力的協約國軍仍然灰溜的撤退了。
按後來的表現（1935年出賣中東鐵路，1941年張鼓峰、坎門諾二役勝利後與日本媾和），蘇聯不會把日本人逼得太狠，最終仍將選擇妥協，"滿州國"還是會建立起來的。當然，斯大林也不會輕易放手，他也不可能把一個完整的黑龍江留給日本，儘量搜刮財富當是應有之意；而且蘇聯可能進行漫長的外交扯皮，以儘量延遲交付期限，直到勒索到相應的回報。
評估：兩條路線
即使有我先知先覺的參與，九一八悲劇還是不可避免，因為戰前中國就註定了敗局——最好的結果不過是中國在東北保留象徵意義存在，"滿洲國"被推遲，而這還是建立在蘇聯干預的基礎上的。對中國來說，被蘇聯或是被日本佔領，並沒有本質區別。
然而，這只是靜態的看待中國方面的直接利益損失，從另一個角度看，日本的損失何嘗不是中國的收穫——如果能在早期進行有組織抵抗，至少能推遲關東軍掌控全局的時間；如果再加以有計劃的堅壁清野，日本人可能要花大力氣重建；運氣好的話，甚至可以拖到蘇聯干預到來。這些可能發生的情況，無疑將給日本控制東北帶來很大麻煩，他們很可能需要比真實歷史上長得多的時間來鞏固佔領區；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是不是還能馬不停蹄、咄咄逼人謀奪華北，就兩說了。按照某些人的說法，不抵抗是在韜光養晦，那麼多休養生息幾年豈不更好？
事實上，坂垣和石原的冒險給後來者樹立了榜樣，隨後的幾年中，躍躍欲試的日本中下級軍官一再製造事端，意圖擴大侵略——挑起"7·7事變"的直接責任人森田徹、一木清直之流就是在前輩成功的鼓舞下，將日本帶入全面侵華的。如果當時坂垣和石原沒有取得全勝，甚至像河本大作那樣受到處罰，這些後來者就未必有膽量依樣畫葫蘆。
也許有人會說，沒被日本佔了，被蘇聯佔了更壞。老毛子確實不是善良之輩，乾的壞事也不比日本人少到哪去，問題在於此一時彼一時——喬大叔不會在30年代和日本人較真，插一腳進來多是攪局。更何況在當時，日本的威脅遠大於蘇聯——蘇聯同樣打算從中國身上"割一塊"，而日本的野心不止於此，意在吞併全中國。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說法，至少也該建立在雙方相持不下的態勢上，如果一方已經岌岌可危，當然是火燒眉毛先顧眼前，先解決眼前危機再說。
綜上所述，適當的抵抗至少不會將局面弄得更壞。
寫在後面的話
記得有一個朋友曾就九一八的不抵抗政策打過一個比方——一個人手上長了毒瘡，去除的方法有多種，最笨的就是將整支手臂砍掉，不抵抗正是最笨的方法。
開始我對他的看法頗以為然，後來我覺得這個比方還是有些不到之處的——將整支手臂砍掉未必不是可行之策，所謂"毒蛇齧臂，壯士斷腕"，毒瘡嚴重到危及生命的地步，切除手臂也是一個解決辦法（總比坐視不管好）。
問題在於，"斷腕"決不是把手臂一砍了事那麼簡單，如果沒有有效的後續處理（包紮、消毒等），等待這位"壯士"的，必然是流血過多或傷口感染，最終一命嗚呼……
九一八既成事實之後，中國當權者們作了什麼"後續處理"嗎？積極接應撤退？妥善安置難民？還是厲兵秣馬，防範敵人得寸進尺？都不是，就是一個撤字，繼續不抵抗，聽任敵人擴大侵略。對此我好有一比——
一個人被一頭惡狼咬住了手臂，此人既沒有力量打跑惡狼，也沒有辦法擺脫攻擊，而是聽任惡狼嘶咬，直到整條手臂被咬斷——斷臂之後，此人並不止血消毒，而是坐等惡狼繼續嘶咬身體其他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