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院判決看，什麼條件下“走單、走票、不走貨”不是真實的貿易
在貿易中，“走單、走票、不走貨”是指各方簽訂貿易合同，但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只有單據、票據的往來，卻並沒有實際貨物交付的情形。這種貿易形式，很容易被利用，表面是貿易，實際是融資或借款。
然而，現實的情況卻相反，這種形式的貿易一般被法院認定為是有效的貿易方式，除外情況是融資或借款。法院之所以這樣判，必須要明白法院的判決原則是什麼？這裡有法院審理思路轉變的歷史沿革。
2007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強調要樹立交易效率與交易安全並重的意識。與傳統民法規範相比，商法更加註重保護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為保障交易便捷，商法確立了契約定型化、權利證券化、交易簡便化等制度。為保障交易安全，商法強調公示主義、外觀主義、嚴格責任主義等規則。
2013年全國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強調，要正確理解和認識商事審判與傳統民事審判在理念上、價值追求上的差異。在商事審判中，要注重保護當事人的締約機會公平、形式公平，強調意思自治、風險自擔；法官應儘量減少以事後的、非專業的判斷，代替市場主體締約時的、專業的商業判斷。
上述變化表明，法院在審理商事案件時審判思路已經變為，強調當事方自治，儘量減少事後的、非專業的判斷，代替市場主體締約時的、專業的商業判斷。
表現在審判實際的判決就是以（2013）民再申字第15號民 事 裁 定 書和（2014）民二終字第00056號民事判決書為代表。
（2013）民再申字第15號民 事 裁 定 日期為2013年9月，恰好是在2013年全國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之前。該裁定的理由部分有兩個核心點1、交易模式不符合常理；2、票據、單據的交付不能證明有實際貨物的交付，基於此兩點，判定名為買賣實為借款。
然在2013年全國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後，最高院應該是形成了統一認識，最直接的就是（2014）民二終字第00056號民事判決書，該判決書確認，“走單、走票、不走貨”的交易也是真實存在的，故判定為買賣合同成立。
以下以2013年全國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為時間點，以列舉最高院的判例的方式，來再次推斷最高院關於此類案件的審理思路。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認定買賣合同成立的，代表案例為（2014）民二終字第00056號，（2014）民二終字第241號，（2014）民申字第1894號，（2014）民申字第2094號。
第二類名為買賣實為借款。代表案例（2014）浙商終字第61號，（2015）民申字第1388號，（2014）滬高民二（商）終字第16號，（2015）民申字第680號。
為了更好的說明問題，在此還將提到最高院2013年以前的判例(2010)民提字第110號，（2011）民提字第227號，上述判例可歸於第二類判例。
通過分析第二類案例（2014）浙商終字第61號，（2015）民申字第1388號，（2014）滬高民二（商）終字第16號，（2015）民申字第680號，(2010)民提字第110號，(2011)民提字第227號，發現上述案例法院在判定非買賣合同的核心理由又可分為兩類：
1類是，公安機關以刑事案件立案偵查，各方在公安機關的詢問筆中承認是借款，而非買賣。（2014）浙商終字第61號，（2015）民申字第1388號,(2010)民提字第110號，（2011）民提字第227號。
2類是，各方承認是非買賣合同關係。（2014）滬高民二（商）終字第16號，（2015）民申字第680號。
綜合上述分析，不難看出，法院的審理思路還是探求各方的真意思表示。不同的是，有一個前提，也就是2013年全國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強調的當事方自治，儘量減少事後的、非專業的判斷，代替市場主體締約時的、專業的商業判斷。翻譯過來就是，強調公示主義、外觀主義、嚴格責任主義等規則。其實就是，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有另外的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合同約定的是什麼就是什麼。法院不要依據自己的主觀去判斷。
如何才能證明合同約定的內容不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呢？一般來講有兩種方式，其一是就合同涉及的客觀事實，舉證證明是虛假的；其二是各方承認另有其他目的。但是在上述其前提下，就合同涉及的客觀事實，舉證證明是虛假的難度非常大，因為交易涉及的文件、單據一般情況下都是真實的，很難讓法院主動介入調查。那麼讓各方主動承認另有目的，顯然有一方正常情況下不會承認，所有才有另一方報警，然後以刑事案件詢問筆錄作為證據，證據各方真實的意思表示，從而法院判定名為買賣實為借款。
從筆者辦理的最高的相關案件的過程及結果來看，更進一步印證了上述推論。該案是典型的“走單、走票、不走貨“轉口貿易形式，最高院一開始的態度就是：走單、走票、不走貨“交易模式是被認可的。除非有其他證據證據各方另有其他目的。案件在到最高院之前，已經經過浙江高原二審，就合同涉及的客觀事實，在一審、二審中已經有過充分的舉證，但是都沒有被法院採納。再審期間，我方提交了一份刑事判決書（不涉及再審案其他各方），載明再審案件的主要當事方（也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承認，其從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與多個公司有業務往來，但是貿易都是虛假的，是為了融資還借款。恰好再審案件涉及的貿易合同發生在上述期間，所以貿易為假，融資為真，但是該證據仍然達不到法院“有其他證據證明另有其他目的的證明標準”。當然本案還涉及其他再審理由，在此不在贅述，總之，最高原駁回再審申請。
如果筆者的推論是正確的，筆者對2013年全國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的精神是贊同的，但是筆者認為在堅持2013年全國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精神的前提下，（2013）民再申字第15號民事裁定所載明的判斷理由也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並且上述理由也有相應的法律依據，而非憑空判斷。還需要指出的是2013年全國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的精神是強調的是“儘量減少事後的、非專業的判斷，代替市場主體締約時的、專業的商業判斷。”而非法院不做專業判斷。
最後，因為涉及的案例有限，僅就有限的案例進行分析，結論有不恰當之處還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