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學者:破“四唯”是“換湯不換藥”,未解決科研管理體制問題!應減少各類評審、評價、評估

本文來源:科獎中心

轉自:墨香學術

觀點||清華學者:破“四唯”是“換湯不換藥”,未解決科研管理體制問題!應減少各類評審、評價、評估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發《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科技部會同財政部印發《關於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

我對當前科研管理體制的幾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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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現在的科研管理體制和管理思路是改革開放之後30年左右的時間逐漸建立起來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當時國情的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快速解決了前一階段改革開放 (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 所面臨的科研水平低下、科研力量薄弱等一系列實際問題。經過40年的發展,我國的科研體制和人才隊伍已經基本健全,科研水平也已經大踏步地趕上或接近了世界先進水平,因此科研管理體制以及科研管理思路必須相應有所變化。和其他領域的改革一樣,科研管理領域的改革可以說現在也已經到了一個深水區,需要有一種刮骨療傷、壯士斷腕的改革精神

2、科研成果不是計劃出來的,科研人才也不是計劃出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提出了幾十年,而我國的科研仍然是計劃體制的思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組織一批專家做科研計劃,然後組織科學家在這個計劃的框架開展內科研活動,而後成果束之高閣,再啟動下一輪計劃。可以說,正是這樣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思路導致了當前我國科研領域的所有窘境,極大地限制了科研工作者的主觀能動性,使得我國的科研成果表現不出應有的獨創性。人才隊伍建設也是同樣的問題,每隔三五年就出臺一個人才計劃,從表面上看是“湧現”了一批耀眼的明星學者,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壓制了更大的一批有能力有學識的科研人員。因此,中國急需建設的是一個具有“市場”性質的科研管理體制和運行體制。

3、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愛國的是有覺悟的。這一點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已經做過精闢的闡述。中國的知識分子不需要嚴格的管理,只要給他們足夠的空間和足夠的條件,他們就能全心全意地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而這裡所說的空間和條件就是我們的科研管理體制和思路所必須考慮的問題。在這裡我用“管理體制”這個詞是以當前的實際情況為基礎的,但是這個詞改為“服務體制”、相應地管理部門轉變為服務部門或許更為恰當。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各個職能部門都已經開始逐漸從“管理”向“服務”過渡,唯有科研領域仍然是把“管理”作為主要職能。中國的科研急需以“服務”為宗旨的管理體制。

4、科研需要資源,具體地說就是經費和設施。當前中國的科研資源已經不是稀缺品,但分配嚴重不公。這是制約科研發展、誤導科研方向、挫傷科研工作者積極性的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而導致資源分配不公的根源仍然在於體制的“管理”特性。

為了資源,科研工作者不得不向管理者點頭哈腰,不得不鑽營不得不違心地做一些不符合身份的事情。而管理者為了便於管理,時不時制定出五花八門的規章制度或行為指南,指揮棒胡亂一揮,千軍萬馬就盲目地追隨。這是導致我國的科研生態不正常的重要原因。

5、科技部2020年2月17日印發的《關於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措施》) 文件中仍然是以“評審、評價、評估”作為導向,這仍然是“管理”的思路而不是“服務”的思路,仍然是一個“指揮棒”而不是一個“加油站”。不客氣地說,科技部以及科技部所指定的那些專家們目前還遠遠不具備對科研進行“評審、評價、評估”的能力!

近年來,科研管理部門結合“破四唯”做了很多工作,也發了不少文件,但本質上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行為。“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根源究竟在哪?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一直就沒有得到重視。坦率地說,“四唯”實質上就是科研管理部門強加在科研工作者頭上的緊箍咒。如果科研管理部門不強調論文、職稱、學歷和獎項,不用這些花裡胡哨的數據來約束科研工作者,科研工作者怎麼可能自己為自己加上這些緊箍咒?而所謂的新措施仍然是以“管理”角度出發,

最終的結果恐怕就是去除了舊的“四唯”,又樹起了新的“四唯”,甚至“十唯”、“百唯”。

6、科研需要的是一個寬鬆的環境,科研過程應該由科研人員自己掌握。作為管理者,只需做好兩點:一是公平合理配置資源,二是執行嚴格驗收制度。所謂“評審、評價、評估”,從某種意義上說更應該是科研管理部門對自身的“評審、評價、評估”:立項是不是科學合理?評審是不是公平公正?驗收過程是否打了折扣?等等等等。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才有可能使中國的科研工作走上健康的軌道。

所以,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快科研管理體制的改革,而不是對科研人員提出“評審、評價、評估”方法。科研管理部門必須改變工作思路,端正工作作風,真正實現為科研工作者服務的宗旨,才有可能徹底改變中國科研目前面臨的窘境。

任何措施、意見和政策都應該以充分相信中國的科研工作者為基礎。

任何措施、意見和政策都應該站在服務科學研究的立場上來制定。

任何措施、意見和政策都應該是宏觀調控,而不是實時監控。

任何措施、意見和政策都應該都應該服從科學研究活動的自然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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