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春秋戰國，儒家和墨家是顯學？發展為何大相徑庭？思想和實踐矛盾
春秋戰國時期，赤縣神州滄桑鉅變，皇皇周朝分崩離析；於是乎，一批掌握了時代智慧精華的思想家們大聲疾呼，尋覓社會真諦，諸子百家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群人；在先秦諸子學術流派中，尚有三六九等之分。這種區分依靠的，不是學說本身的品級高下，而是其產生的社會影響力；韓非子在其著作《顯學》中這樣寫道：“世之顯學，儒墨也”；意即春秋戰國年代，堪稱顯赫和熱點的學說學派便只有儒家和墨家兩派。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墨家為顯學
毫無疑問，作為顯赫一時的學說，儒墨兩家自然是追隨者甚眾；以儒家為例，孔子是儒家的開山鼻祖，杏壇設下筵席講學，號稱弟子三千人，其中最傑出者有七十二人，而這群人又作為儒家思想的踐行者與傳承人；由此構成了一個正向循環，儒家弟子、追隨者的數量便呈指數增長，影響宏大。
墨家學派則是形成了被稱為“墨者”的學術團體，同時也是一個具有鮮明組織性和神秘性的組織，這與儒家思想的“分散式”傳播模式構成強烈對比；“墨者”的首領被稱為“鉅子”，墨者中從事言談辯論者，稱為“墨辯”；從事武力俠義者，則成為“墨俠”。先秦時期維護公理和道義的所謂“俠士”者，便有著相當數量的“墨者”。
墨家思想創始人墨翟，提倡“兼愛”，也就是社會倫理主導思想乃是“眾生平等”而非儒家所倡導的“西周社會等級觀念”，同時，“墨者”大多來自社會下層的農民、手工業者。所以，墨者大多堅持不恂於個人私利，而將天下利害視為個人一生追求。
也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兼愛”思想為核心，墨家又提出了“尚賢”、“非攻”的思想，也就是抵制國家間的武裝侵略和大規模戰爭，而提倡將人才的發掘管理作為國家首要任務。所有墨者，無論在各國為官、還是隱居山林，悉當聽從“鉅子”命令，紀律嚴明，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實力不俗的武裝勢力。
墨家與儒家發展軌跡為何大相徑庭？
當我們考量同是諸子百家中“顯學”的儒家和墨家，其發展脈絡和命運軌跡卻大相徑庭，甚至可以說是天差地別。首先，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且通過“三綱五常”將儒家學說的倫理觀念灌輸到普通群眾的生活日常，由此開啟了“儒學”作為官方學說的扛鼎地位。
而後，在經過唐朝韓愈等人的儒學復興運動，儒家地位再次提高。到了宋明之際，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前赴後繼的發揚工作，逐步將儒學思想、孔孟之道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儒家”始終佔據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體系的主流位置。而反觀墨家學說和思想，卻只能看到一縷歷史的青煙。“墨者”作為先秦時期影響力、號召力乃至實行力極強的社會團體，曾是與“儒家”分庭抗禮的“顯學”，為何在秦漢之初便急轉直下、落下神壇？
考查諸多歷史典籍和前人著述，我們可以將墨家衰落的原因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墨家思想和行為實踐本身的矛盾性
墨家主張“兼愛非攻”，也就是反對兼併戰爭。為此，墨家的“墨者”們長期幫助弱小的國家抵抗強大的諸侯國；上文提到，墨者不恂私利，捨己為人，具有大無畏精神。他們不僅通過辯論去嘗試說服強國放棄侵略，如墨子“止楚攻宋”便是鮮活實例；一旦勸服不成，“墨俠”們便作為有生力量投入戰爭中，據西漢劉安《淮南子》記載：墨者“赴火蹈刀，死不還踵”，意為墨子門人參與戰爭，即便是身死依舊不願退讓一步。
墨家思想是高尚的，也因其高尚的境界使其在實踐中不斷消滅自己的力量。墨家脫離實際的理想追求，使得大量門徒減員，也正因為人員的傷亡將墨家推向了衰亡的深淵。
二、墨家精神和時代背景、現實趨勢相牴觸
春秋戰國本為一個紛亂的時代，道義早已成為了統治者的刀下亡魂。正所謂“春秋無義戰”，而墨家思想中的“非攻”主旨便是抵制不義的戰爭，為此墨家門下大量子弟不惜犧牲自我，追求和平。
然而墨家追隨者們沒有看到的是，在經過了長期的分裂局面後，無論是社會上層，還是下層百姓都渴望實現全域內的統一。諸侯爭霸雖是當時主要的社會現象，而暗藏在背後的時代發展趨勢則是走向民族融合和實現國家大一統。
顯然，墨者並沒有深刻地認識到自身的理念已然落後於時代的發展。他們依然對理想化的“兼愛眾生”的社會秩序、社會倫理孜孜以求，殊不知當時的社會條件並不能達到這一境界。墨家對於現實境況認知的不清晰和對天下形勢分析的不到位無疑是造成墨家江河日下的重要原因。
三、重大“文化滅絕”事件對墨家根基的挫傷
秦朝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之後，便著手開始對思想文化上實行酷治，試圖強行促成國家全民思想的徹底一致；於是乎，秦始皇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滅絕”事件——焚書坑儒。秦朝採用了韓非子、李斯為代表的法家思想理論，而墨家思想與法家相悖之處甚多，便成為了制裁大棒下的犧牲者。
秦始皇下令除了醫學、占卜、農作相關的書籍，其他的理論思想典籍一應燒燬，並且明令禁止私人辦學。作為私人學術團體的墨家，無可爭議地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而到了漢朝初年，漢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議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學抬高到一個無可比擬的主流地位，而墨家也就理所應當的成為了所謂的“末流”。在遭受了焚書坑儒這一物質打擊後，墨家又從社會思想地位領域遭到了全方位的抵制，墨家曾經的顯赫輝煌，也由此拉下了帷幕。
綜述
筆者認為，墨家作為先秦時期重要的思想哲學流派，對當時文化的推動作用自然是有目共睹。同時，墨家作為春秋戰國時期具有顯要影響力、號召力，且能與儒家分庭抗禮，並稱為“顯學”，自然是底蘊深厚、實力不俗。奈何，墨家中人大多隻會墨守成規，無法做到應時而變，同時長期與社會現實、時代趨勢脫節，也就造成了墨家流派的早早衰亡。
墨家早期的輝煌歷程值得稱頌，而他們作為“顯學”之所以江河日下直至消逝於歷史的塵煙之中，其背後的經驗教訓也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墨家追隨者“墨者”們是一群具有鮮明的社會理想、飽滿的平民情懷並且意志品質極為高尚的知識分子。然而，“識時務者為俊傑”，遵循內心的理想追求固然可貴，卻也應當落實於社會現實，分析時代趨勢，遵循時代步伐。
一個脫離甚至落後於社會現實的人，必然被時代所淘汰。而只有將純粹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發生有機共鳴，趨利避害、因時而變，讓先進思想與時代旋律共舞乃至引領時代思潮，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思想應有的光華。正如孫中山先生的不朽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參考文獻：《墨子》、《史記》、《漢書》、《戰國策》、《左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