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著，一面想，幾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擱起，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麼意思？獎他麼？我還能裁判車伕麼？我不能回答自己。
一個人的高尚，就是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資格去審判別人，更沒有資格凌駕於其他人之上。
在1919年11月，魯迅寫下了一篇文章《一件小事》，在12月份發表在了北京《晨報》“週年紀念增刊”上，同樣收錄在了《吶喊》的小說集之中。
在1919年爆發出“五四”運動，這一場運動讓知識分子在勞動人民身上看到了民族新的希望，所以提出了一個“勞工神聖”的口號。
此時工人的地位大大提升，工人的形象也日漸偉大起來，而魯迅這一篇《一件小事》寫於1919年11月，其中的主角人物“車伕”，便是基於這種背景之下所塑造的光輝形象。
文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
民國六年的冬天，“我”因為生計關係，出門就僱了一輛人力車，走在路上，車伕不小心把一個衣衫襤褸的婦女撞倒了。
這個時候並沒有其他人看見，這個婦女彷彿也沒有大的妨礙，“我”就非常不以為然，自己當時又趕時間，就揮一揮手讓車伕趕快走。
誰知道這個車伕並沒有理“我”，而是將婦人摻起，送到警署局檢查傷勢，當看到這一幕之後，“我”心裡的愧疚感油然而生，後來巡警讓“我”再次僱車的時候，“我”託巡警將一把銅元給了那名車伕。
在魯迅的作品中，訴說的不僅是底層民眾的悲哀命運，更是上層人士的冷血和壓迫。
比如說受盡嘲笑的孔乙己和被現實逼死的阿Q，以及在眾人虛偽的善良下，悲劇致死的祥林嫂，都是用上層的冷血對比出下層的壓迫與無奈，諷刺了人性的現實，以及封建社會的冷酷無情。
而在《一件小事》之中也是如此，車伕的善良和理性凸顯出我的冷血無情，在那一刻“我”甚至需要仰視才能看得到車伕的身影。
在人與人之間最大的隔閡，就是階層之間的差距，而最殘忍的事情就是一個人拿階層優勢當做自身的優越感，而失去該有的信仰。
而在文章中，這種可恥的優越感表現在三個地方：
01：“我”從鄉下到京城六年時間養成的臭脾氣
文章開頭便說，“我”從鄉下跑到京城六年的時間，也聽過許多國家大事，但是在心裡並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如果說在這六年時間內對“我”產生了什麼影響，那麼就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02：我看到婦人被撞之後的冷漠
當車伕要去將婦人扶起時，“我”還怪車伕多管閒事，催促著車伕，說道：“沒有什麼的，走你的罷。”
因為“我”看她只是慢慢的倒地，怎麼會摔壞呢？或許只是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惡，車伕也是多事，怎麼能自討苦吃呢？
當“我”站在一個局外人的角度看笑話一樣，諷刺車伕的無知，嘲笑車伕太過於老實，容易被欺負的樣子時，卻沒有覺察到此時顯出的只是自己廉價的優越感。
作者在這裡借“我”與車伕之間的形象對比，襯托出車伕樸實善良的偉大形象，這也是這篇文章中的一個亮點。
03：“我”將銅元交給巡警的那一刻
很多人看到這裡的時候，未曾發覺其中有什麼異樣，覺得作者能夠將自己的銅元交給車伕，是被車伕的善良所感動。
但是我們且看下一句，文章中接著又說：“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麼意思？獎他麼？我還能裁判車伕麼？我不能回答自己”。
“我”的形象早就被車伕的偉大所弱化，我已經沒有資格再去評價車伕，更沒有資格去同情車伕，但是我卻拿出自己的銅元給了車伕。
我有什麼資格呢？我是拿自己可恥的優越感當做資本，還企圖凌駕於車伕頭上嗎？
人性之中最可笑的地方，並不是做了某一件壞事，而是在無形之中拿偽善施捨自己的同情心，這才是一個人卑微之處。
在魯迅的《一件小事》之中，不僅表現出車伕的偉大善良形象，同樣也表現出了整個時代畸形價值觀所帶來的危害或者迫害。
我們總是能輕易的察覺出來人生明顯的錯誤，但是卻感受不到那一些藏在骨子裡，可恥的優越感和偽善，就像祥林嫂身邊的柳媽一樣，揭開了祥林嫂的傷疤，還總有人將她當做了善良的楷模。
而這也正是魯迅文章中最耀眼的地方，有人覺得魯迅的文章醜化了人的形象，但是魯迅的文章何嘗不是剖析出了人的劣根性呢。
如同一把手術刀，將一件事情細緻的剖析開來，讓每個人都能看清其中的錯誤和問題，如果一個人乃至一個群體，連看清自己問題的勇氣都沒有，依然沉浸在自以為是的可恥之中，那才是最可悲的。
這“一件小事”並不是小事，其中藏著一個人正確的價值觀和一個民族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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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今夜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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