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一个人的高尚，就是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更没有资格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在1919年11月，鲁迅写下了一篇文章《一件小事》，在12月份发表在了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上，同样收录在了《呐喊》的小说集之中。
在1919年爆发出“五四”运动，这一场运动让知识分子在劳动人民身上看到了民族新的希望，所以提出了一个“劳工神圣”的口号。
此时工人的地位大大提升，工人的形象也日渐伟大起来，而鲁迅这一篇《一件小事》写于1919年11月，其中的主角人物“车夫”，便是基于这种背景之下所塑造的光辉形象。
文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民国六年的冬天，“我”因为生计关系，出门就雇了一辆人力车，走在路上，车夫不小心把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撞倒了。
这个时候并没有其他人看见，这个妇女仿佛也没有大的妨碍，“我”就非常不以为然，自己当时又赶时间，就挥一挥手让车夫赶快走。
谁知道这个车夫并没有理“我”，而是将妇人掺起，送到警署局检查伤势，当看到这一幕之后，“我”心里的愧疚感油然而生，后来巡警让“我”再次雇车的时候，“我”托巡警将一把铜元给了那名车夫。
在鲁迅的作品中，诉说的不仅是底层民众的悲哀命运，更是上层人士的冷血和压迫。
比如说受尽嘲笑的孔乙己和被现实逼死的阿Q，以及在众人虚伪的善良下，悲剧致死的祥林嫂，都是用上层的冷血对比出下层的压迫与无奈，讽刺了人性的现实，以及封建社会的冷酷无情。
而在《一件小事》之中也是如此，车夫的善良和理性凸显出我的冷血无情，在那一刻“我”甚至需要仰视才能看得到车夫的身影。
在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隔阂，就是阶层之间的差距，而最残忍的事情就是一个人拿阶层优势当做自身的优越感，而失去该有的信仰。
而在文章中，这种可耻的优越感表现在三个地方：
01：“我”从乡下到京城六年时间养成的臭脾气
文章开头便说，“我”从乡下跑到京城六年的时间，也听过许多国家大事，但是在心里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说在这六年时间内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那么就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02：我看到妇人被撞之后的冷漠
当车夫要去将妇人扶起时，“我”还怪车夫多管闲事，催促着车夫，说道：“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因为“我”看她只是慢慢的倒地，怎么会摔坏呢？或许只是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恶，车夫也是多事，怎么能自讨苦吃呢？
当“我”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笑话一样，讽刺车夫的无知，嘲笑车夫太过于老实，容易被欺负的样子时，却没有觉察到此时显出的只是自己廉价的优越感。
作者在这里借“我”与车夫之间的形象对比，衬托出车夫朴实善良的伟大形象，这也是这篇文章中的一个亮点。
03：“我”将铜元交给巡警的那一刻
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未曾发觉其中有什么异样，觉得作者能够将自己的铜元交给车夫，是被车夫的善良所感动。
但是我们且看下一句，文章中接着又说：“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我”的形象早就被车夫的伟大所弱化，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去评价车夫，更没有资格去同情车夫，但是我却拿出自己的铜元给了车夫。
我有什么资格呢？我是拿自己可耻的优越感当做资本，还企图凌驾于车夫头上吗？
人性之中最可笑的地方，并不是做了某一件坏事，而是在无形之中拿伪善施舍自己的同情心，这才是一个人卑微之处。
在鲁迅的《一件小事》之中，不仅表现出车夫的伟大善良形象，同样也表现出了整个时代畸形价值观所带来的危害或者迫害。
我们总是能轻易的察觉出来人生明显的错误，但是却感受不到那一些藏在骨子里，可耻的优越感和伪善，就像祥林嫂身边的柳妈一样，揭开了祥林嫂的伤疤，还总有人将她当做了善良的楷模。
而这也正是鲁迅文章中最耀眼的地方，有人觉得鲁迅的文章丑化了人的形象，但是鲁迅的文章何尝不是剖析出了人的劣根性呢。
如同一把手术刀，将一件事情细致的剖析开来，让每个人都能看清其中的错误和问题，如果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连看清自己问题的勇气都没有，依然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可耻之中，那才是最可悲的。
这“一件小事”并不是小事，其中藏着一个人正确的价值观和一个民族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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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今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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