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祥苓口述歷史》出國演出幾起幾落 調來耿其昌 出機場被扣留

(第四十一期)

誰知到了1976年,一天軍代表賀劍躍同志來我家,私下告訴我《智取威虎山》劇組要去日本演出,讓我做好出國演出準備。我知道他出於一片好意,但是上邊沒有宣佈我去,自己就練功吊嗓,可能惹下麻煩,也會被人取笑。實際上我就已經脫離劇組了。按當時講話,叫舞臺出路不給你了,可以幹別的了。當時有半年多我都不練功了,既然不能演戲,還練功幹嘛,什麼都不要了。我說老賀,你先別跟我說,你先問問老於我能不能去吧。沒過兩天真找我來了,說還真讓你說著了,既然不上舞臺了,就不必去了。我想,此事就此了結了。

在這以前已經是張學津在演楊子榮。去日本之前,不知何故調來了耿其昌,讓我給他說戲。


《童祥苓口述歷史》出國演出幾起幾落 調來耿其昌 出機場被扣留

耿其昌


不曾想很有意思,以後是三天兩天一個變化。沒幾天,老賀來傳信,說我好像也可以去,作為藝術顧問不參加演出。過兩天又來傳達,我可以演一場戲,整部戲當中的一場。再過兩天,說我可以演半場了。我說你真可恨。其實也不怨他,這個階段,就這麼折騰。等到臨近去日本只有十來天時,乾脆讓我演全劇了,而且在東京的首場就是我上場。我多少日子未練功吊嗓了,出國演出怎麼能這麼不慎重,老於真是犯病了。但是,淫威之下我也無可奈何,白天和韓奎喜、耿其昌他們都在練功房排戲吊嗓,晚上得打兩個小時羽毛球練體力。那時候身體真不行。

後來才得知,讓我出國演出是日方要求的。他們認為《智取威虎山》劇組全班人馬去日本演出,惟獨換了第一主角是不能接受的。迫於壓力老於不得已只能讓我去演。雖然能夠出國演出是每個演員非常榮耀的事,我的心情卻極為壓抑,簡直是心灰意懶。

去日本之前,《朝日新聞》記者要來家裡採訪我。1970年拍完電影回上海,我們家已經從五原路搬到淮海中路1285弄上方花園,一幢有三層樓,我住二樓。房子不錯,佈置實在簡陋不堪。客廳裡只有一個方桌、四個圓凳,臥室裡只有一張大床和一個衣櫃,孩子們的房間也只有一個木板搭的床和一個小衣櫃,整個房子是空蕩蕩的,這如何接待外國記者。我提出最好在團裡採訪,日方記者卻執意要在家裡。於是,大兒子請了幾天假,我們全家齊動手,猛地一通打掃房子擦玻璃。團裡拿來幾把椅子,還給我提出要求,讓我買兩個小沙發和一個小茶几,卻不給報銷。團裡還特別告訴南雲,假使問起她為什麼不演戲,就說身體不好,在家休養,也不要說在教戲。我們氣得沒辦法,為了接待外賓,找們不僅自掏腰包,還要自編瞎話弄虛作假。

採訪那天,劇組領導陪著三位日本記者來到我家。日本記者在瞭解了我的家庭生活後,真的問起南云為什麼不演戲,南雲照領導教的應付了一下。他們看見牆上掛的一張我和南雲年輕時的合影,那是在天津時朋友拍的,,問起拍相片時我們的年紀,我們告訴他們二十多歲。他們拍下了這張照片,還說童夫人非常漂亮,又給我全家拍了合影。日本記者參觀了每個房間後說,童先生舞臺上藝術造詣極高,生活中卻極為簡樸。我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話,只說勤儉持家,我想他們未必滿意這一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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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祥苓張南雲夫婦)


臨別時,日本記者說日本人民很瞭解我,稱我為巨星,對我出訪日本演出期待已久,這次中國巨星終於將在日本舞臺上閃亮登場,日本人民的願望終於要實現了。我心裡說,我不是巨星而是掃帚星,在舞臺上越是閃亮,家人越受牽連。

在日本演出時,我不僅在舞臺上感受到日本觀眾的熱情,在生活中也得到了日本朋友的關照,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日本期間,由於工作高度緊張和體力極度消耗,吃飯時我經常難以下嚥,這一細節被照料我們的日本芭蕾舞團團長清水正夫先生髮現了。他對我說,看到我經常吃不好飯,又消耗大量體力,會傷身體的,我需要什麼跟他說。我極為感動,對清水正夫先生說,感謝他的關懷,我不需要什麼。第二天,團裡總務送來一鐵盒餅乾,說是清水正夫先生送的。這盒餅乾凝結了他對我的深情厚誼,我至今難以忘懷。

去中島健藏先生家裡拜訪時,他給予我們的演出高度評價。我問起日本觀眾對現代京劇採用民族與西洋樂器合奏是否能接受時,中島健藏先生說,我們能把西洋樂運用到民族藝術中是一種了不起的嘗試。

到日本演出,代表團的領導有以前的文化部門老領導孟波,還有一個從外系統調過來的領導。我記得很清楚,日本人談判的時候說童先生需要些什麼,是不是需要專用汽車?因為日本國會議員都有專用汽車的待遇,那時候我是四屆全國人大代表。那位領導說,不要不要,這些都不要。這就算了。等一下飛機,代表團全通過海關檢查了以後進去了,卻不讓我進去。我一個人被落下了,居然沒人管我。語言又不通,我比劃了半天又不明白,好不容易來了一個翻譯,跟我說你不從這裡走,要打專門的出入口進來。為什麼呢?國會議員不能檢查,我出入是不能檢查的,這是專權。我說得有人告訴我啊,不能把我一個人扔在這兒。我要跑了呢?或者被人綁架了呢?你們怎麼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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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很無奈)


我記得剛進中國大使館,與日本外相會見了。在場的有那位新領導、孟波,我,還有清水正夫。日本人早就打過招呼雙方各講十五分鐘。日本人很講究這些細節,雙方各談十五分鐘就截止了。這樣的場合,說說中日友好什麼的客套話就可以了,但是那位領導跟人家講“運動”,講文藝革命,講著講著時間過了。人家幾次握醒他時間到了,他還在那兒講。清水正夫給他攔過來了。怎麼攔的?就說童祥苓先生是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相當於我們的議員。馬上外相就不跟他聊了。就跟我聊,你幾歲學戲這些了。回到上海,那位領導又去整孟波的材料,到上海京劇院開小組會,談孟波那些所謂的錯誤。後來開會,我們小組揭了他一通,我說要沒有孟波,他就玩完了,我們這洋相都出來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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