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第一回说:
假如一个人到了那穷苦的田地，受尽无限凄凉，耐尽无端懊恼，晚来摸一摸米瓮，苦无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厨前，愧没半星烟火，妻子饥寒，一身冻馁，就是那粥饭尚且艰难，哪讨余钱沽酒！更有一种可恨处，亲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凌云志气，分外消磨，怎能够与人争气！正是：
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
这个教训，想一想，就是张仪苏秦故事的翻版。这两个策士，逞口舌之能，游走列国，不成功的时候回到家里，妻子不理睬，家人不做饭，我们觉得太不近人情了。等到成功了，家里人也要匍匐在得，毕恭毕敬。刘邦成功了，也要对自己父亲说，你总说我游手好闲了，无所事事，你看我比老大老二谁干的事大！
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感受特别深刻惨痛。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史书里，遍布这种惊恐的事实，它恐吓人，告诉人们，穷困潦倒是多么可怕。即便现代中国人，仍然走不出这样的人生教训。但是一个中国人走在纽约、伦敦的街头，看到那种破破烂烂的人，手里拿一瓶啤酒，长时间太阳下闲聊，不免会替他操心：这种人今后日子怎么过啊？总觉得西方人，一周一周的发工资，坐吃山空，似乎没有替未来打算的意思，不想他的儿女，怎么缴学费，他的父母住院，谁去替他付药费？但是这些浪荡的人，似乎没有为明天的生活操心，丝毫没有明天就要过不下去的感觉。孩子上学、老人看病，政府来承担，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往上再推两千年，亚历山大遇到第欧根尼，第欧根尼躺在大街上，说，别挡住我的阳光。我们也没觉得第欧根尼明天就无法生活。反倒是亚历山大似乎羡慕这个哲学家的生活，说，如果我不做亚历山大，就做第欧根尼。黑格尔对论语失望，觉得这不就是讲的功名利禄吗？倘如此，精神自由在哪里？
当然，在中国，老子也自由，庄子也逍遥，但是这种逍遥和自由为什么后来就很难兑换成日常生活的自主？金瓶梅里大量的僧道，哪里能看出精神的逍遥和自主？那些人也不都是汲汲于名利？
在传统集权社会织就的网络中，个人生存缺乏保障、人生缺乏最基础的安全感。人生只能在一条狭窄的政治道路上往上爬，人的基本的生存，诸如教育、医疗、养老、司法，社会和政权要么不负责任，要么责任极小。个人乃至家族，必须依靠自我去获得生存安全。你的问题你做主。你只有成功才能获得认可，只有成功才能生存。中国人的个体行为和精神自我，是深深嵌套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他自我的人格是不独立不自由的。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明清小说，里边大量的不自由和感慨都和人生进退相关，中国人的入世和出世，不是精神的自我追求导致的，是成功不成功导致的。大量的人生告诫都是，你不成功，你就会被社会抛弃，连家庭、父母妻子都会不理睬你。西方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把个人从家族、宗教中解脱出来后，使人在整个政府、社会、文化编织的网络中，给人有了承托，使人获得了生存安全感。对现代人来，法制、教育、言论、医疗，这些基本的权利给了现代人极大的生存安全感。
所以，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的感受，对家庭伦理的分外看重，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个人一旦遭遇上述问题，立即走投无路。而要解决问题，似乎只有靠家族亲朋的传邦带，背叛这种传帮带后果十分严重。但是这种伦理关系限制了个人自由，使得人的交往完全陷入物质的境地。人似乎不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只是物质的附庸。西门庆的交往，就是一个物质世界的交往，应伯爵之流是物化的，西门庆是物化的，金、瓶、梅也是物化的。潘金莲之所以能得到现代人的同情，认可了她对的性的追求，是因为她尊重了个人的追求和性情。我之为我，其码有自己对抗命运的个性在。
从一个现代人的观念看，大量传统文学，都把社会和政府应尽的义务，委托给个人，委托给个人道德，使得个体承担无限责任，承受无限重压，让个体生命变得无比沉重。任何个体生命的欢愉都显得不道德，特别腐敗。
我长久以来不能从这些经验得出个体人格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假如一个人，他没有能力养家糊口，光宗耀祖，甚至他也不愿意这样生活，他是否在这个世界有存在的价值。他活着有什么意思？或者俗话常讲的：要你有啥用？传统文学对世态炎凉的描写特别让人后怕，特别能吓唬人。这种状况常常作为父母教育子女的材料。我在小时候就感受到，我不好好学习，将来肯定养不活家人，亲朋好友也不会理我，我注定要孤独一生。我仅有的那一点儿努力，我心里知道，都是被教训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