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代
夏二里頭文化期公元前1900-前1600年，二里頭文化期得名於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掘。二里頭遺址發現了相互疊壓的四個文化層，發掘了墓葬和宮殿遺址。目前二里頭發現的青銅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鏃及戈、戚等，但是發現了青銅禮器爵，爵的整個數字雖還不足十件，但在鑄造史上極為重要。從鑄造簡單的兵器、工具到鑄造容器，在技術上是一個飛躍。中國古代青銅器以禮器為主體。青銅禮器是青銅時代的主要徵象。二里頭文化中青銅禮器的發現。表明歷史已進入具有古代中國特色的青銅時代。
網格紋鼎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紀-前16世紀）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此器為斂口、折沿、環耳，空心四稜錐狀足，腹飾一週帶狀網絡紋，是迄今所見時代最早的銅鼎。
束腰爵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紀-前16世紀）
爵是古代的飲酒器，相當於現代的酒杯。這件3800年以前的爵，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銅器之一。它有一個較闊的鋬和狹長的流口，雖然它的形制還比較簡單，但整個造型趨於規整，表明鑄造技術已達到了初步熟練的程度。
角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紀-前16世紀）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
管流爵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紀-前16世紀）
一九八零年河南洛寧出土。 此角目前只剩兩件，是夏二里頭文化青銅容器的代表之一。由於其有管狀流，因此也有人稱其為管流爵。
管流爵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紀-前16世紀）
敞口弧沿，雙翼上展，狹長的器身下設有假腹，上有數圓穿，假腹下接三稜形的足。器身一側帶有管形流，流上有2曲尺狀裝飾。腹飾簡單的乳釘紋、弦紋。
爵和角都是用於飲酒的容器，但爵有流而角的造型則無流而具有若尾的雙翼。此器形似角而帶有管狀的流，屬於特殊形式的爵，非常少見。
銅長流爵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紀-前16世紀）
通高22.5、通長31.3釐米
爵前部有一個細長的窄槽形流，流尾部與爵身連接處立有兩個不發達的釘狀小柱，後部為微微上翹的尖尾，腹部一面有凸弦紋兩條，弦紋間橫列五枚乳釘作為裝飾。束腰平底，下鑄三條細高的錐足略向外撇。爵身一側有鋬。整體造型修長優美，為中國夏代青銅器中絕無僅有的國寶級精品。
青銅爵作為酒器最早出現於夏代，它的造型取材於陶爵。二里頭夏代遺址中迄今所出土的十多件銅爵中，只有這一件與短流、矮體的陶爵體型不同。此爵以其稜角分明的長流、束腰修長的身姿呈現出金屬器所特有的神態，成為時代最早、器形最美的青銅器典型代表。隨著青銅工藝的發展，銅爵的製作到商代晚期達到鼎盛。
鑲嵌十字紋方鉞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紀-前16世紀）
鉞是古代的兵器。此器方形平刃,闌旁有兩方孔,似用於皮條捆紮。器物中心有一圓孔,其周圍用綠松石鑲嵌卉紋六組，紋飾較為特殊。此方鉞大而且重,使用不便，還有綠松石作鑲嵌，當是儀仗用具。
商代
獸面乳釘紋銅方鼎
商代中期（公元前16世紀-前13世紀）
通高87cm，口長67cm，口寬61cm
1974年河南鄭州張砦南街出土。該鼎為多範分鑄而成。口呈長方形，上立二次鑄成的拱形立耳一對，深腹，腹壁微內斂，平底，下有四個上粗下細的空柱形足，器身四面和四隅各鑄單線獸面紋一組。每面兩側與下部飾乳釘紋，足上部各飾獸面紋。這是中國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大型銅方鼎，是研究商代前期青銅冶鑄的寶貴資料。
婦好鴞尊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45.9cm，口長16.4cm
盛酒器，形體呈貓頭鷹狀，昂首、圓目、寬喙、小耳、高冠，雙翅併攏，雙足與垂尾共為三點支撐，後頸有口，上有蓋，內壁鑄“婦好”二字銘文。背有獸首弓形鋬。器身滿布縟麗的紋飾，造型典雅凝重，為商器之精品。
婦好銅偶方彝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60cm，口長69.2cm，口寬17.5cm
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婦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是一名出眾的政治活動家和軍事家。據甲骨文材料記載，婦好曾頻繁地參與祭祀，主持王室的盛大祭祀典禮；多次率領軍隊出征，最多達一萬三千人，征伐與商作對的土方、羌人、巴方等方國，並取得了勝利，被譽為商代第一女將。1976年發掘的殷墟婦好墓，是目前所見第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員墓葬。墓內有殉人16具，殉狗6只，隨葬器物1928件。婦好墓宛如一座地下寶藏，向世人展現了殷商時期的王家氣派。
方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種特殊酒器。該方彝器身橫長兩倍於縱長，猶如兩個方彝之組合，故郭沫若先生稱之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絕無僅有的罕見器形。器身兩長邊口沿各有七個缺口，是專為放置酒鬥設計的。器蓋呈四面斜坡狀，斜脊線及坡面中線上均鑄出扉稜，極似商代宮殿之“四阿”式屋頂，有正脊與垂脊。器口前後各有七個方形和尖形槽，頗像房子的屋椽出梁頭七枚，反映出當時的屋簷多探出梁頭硬挑，前沿所出梁頭為大半圓形，後簷所出者為尖形，類似後世斗拱的雛形。蓋脊有二鈕，便於啟合彝蓋。偶方彝裝飾豪華大方，通體以雲雷紋做襯地，以浮雕枝法表現了獸面、鴟鶚、夔龍、大象等動物形象。偶方彝氣勢磅礴，威武雄壯。器底銘“婦好”二字，表明此器為商王武丁的配偶婦好所作。
司母辛四足觥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36cm，通長46.5cm
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盛酒器，器身奇特，前部似牛呈立獸狀，頭上有捲曲的犄角，中脊至尾為卷龍紋，後部呈鳥狀，足為兩蹄兩爪，尾部有獸首形扳。通體飾細膩精緻的紋飾，蓋內與器身內均有“司母辛”三字銘文。
窄流平底爵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紀-前13世紀）
通高14.5cm，流至尾長19.5cm
1974年河南新鄭出土。盛酒器，其流窄長，尾尖，有加厚的唇邊，流尾有一對小柱，長束腰，淺鼓腹，平底，下有三稜錐狀足，一側有鋬，半圓形帶鏤孔，腹壁較薄，質樸無紋。這是我國現知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二里頭期的典型器。
此爵與河南偃師二里頭第三、四期遺存所出銅爵十分相似，具有明顯早期銅爵特徵，是目前二里頭之外發現的唯一的早期銅爵。在二里頭遺址第三、四期遺存中先後發現了十多個束腰平底爵，形態大體分兩個亞種：其一為粗矮型、二是細長型，這兩種銅爵都與同時期的陶爵相近似。二里頭第三四期遺存的文化面貌接近於鄭州二里崗下層文化。放射性碳素的測定結果也表明，二里頭三期遺存的絕對年限距今是3210+90（公元前1245+90）年，樹輪校正年代範圍為公元前1590—公元前1300年，正在商早期的紀年範圍內。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中國早期青銅文化出現偏晚是不爭的事實。河南最早的幾處冶銅遺蹟絕對年代都在距今4000年前後，還未發現成型的器物。偃師二里頭和新鄭出土的早商青銅器的重要意義在於：為探索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七世紀年之間的青銅文化面貌和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起源找到了一個堅實的立足點。
青銅頭盔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高26.5cm，最大徑23.0cm
河南省安陽西北岡1004號大墓出土。許多殷代武士之青銅頭盔，正面飾以不同的饕餮圖案，兩側耳部各有凸出之圓形，常以中為蟠龍的冏紋飾之，盔頂有一圓管，似有羽毛之類的裝飾。本件裝飾為雙卷角的饕餮紋，眼、鼻、耳及角都相當凸出。
虎卣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35.7cm
共兩件，出土於湖南省安化、寧鄉交界，後來都流入國外，一件藏於法國巴黎市立東方美術館，一件藏於日本泉屋博物館。虎食人卣是中國商代晚期的青銅器珍品。造型取踞虎與人相抱的姿態，立意奇特。虎以後足及尾支撐身體，同時構成卣的三足。虎前爪持一人，人朝虎胸蹲坐。一雙赤足踏於虎爪之上，雙手伸向虎肩，虎欲張口啖食人首。虎肩端附提樑，梁兩端有獸首，樑上飾長形宿紋，以雷紋襯底。虎背上部為橢圓形器口，有蓋，蓋上立一鹿，蓋面飾卷尾夔紋，也以雷紋襯底，與器體一致。虎兩耳豎起，牙齒甚鋒利。該器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局部留有很薄的綠鏽，它和許多出土於湖南的商代後期的青銅器一樣，紋飾繁縟，以人獸為主題，表現怪異的思想。
象尊
高65cm，長96cm
湖南醴陵縣獅形山出土，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是商代鳥獸青銅器中一件造型、紋飾構成最具匠心的立體造型器物。也是是現存動物形尊中最大的一件。全器為象形，上揚的鼻為中空的流，流口是一組虎、鳥組合，鼻下有一蛇紋；象額有渦狀蟠虺紋一對；耳正面為雲雷紋，背飾鳳紋；器表飾龍紋、獸面紋。缺蓋，根據同類器推斷，蓋鈕可能也為象。
豕尊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40cm，全長72cm
1981年出土於湖南省湘潭縣，現藏湖南省博物館。商代晚期，中國青銅手工業興盛，鑄造了各種各樣的犧尊，其中的豕尊，風格別緻，別具一格。此尊的前、後肘部各有直徑約 1.4釐米的圓管孔，橫穿器身，該孔可能是用來貫穿繩索以便於扛抬之用的。器物外觀上逼真，有栩栩如生之感。器身呈巧立姿勢，整體比例關係與細部結構精確，面比較長，兩顆猿牙露在外面，具有很強的寫實性，追求形似。周身紋飾複雜多變，又和諧統一。其頭部施雲狀紋；四肢為倒立的紋，以雲雷紋為底；頸部、腹部則是面積較大的鱗甲紋。各種紋飾的變化與配合，處理得恰到好處。以豕為尊，在中國青銅犧尊中是相當罕見，特別是這紋飾精美、形象逼真的富有裝飾性的豕尊。
田告方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15.6cm，寬15cm，重1.68kg
陝西寶雞出土，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鼎長方體，方口唇，雙立耳，直壁，四柱足。有蓋，蓋扁平，上有一環形鈕。口下飾獸面紋，腹上有三排乳釘紋，排列成“凹”形，足飾三角雲紋。蓋與器有對銘，各2行6字：田告作母辛尊。銘文記田告為其母辛做祭器。
牛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73.2cm，口長64.4cm，寬45.6cm
1935年侯家莊北崗王陵遺址出土，現藏於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牛鼎長方、深腹、平底，器內底鑄有牛象形銘文；鼎四足為圓拄形空足，四足飾獸面紋和三角紋，鼎四壁中央為牛頭獸面紋，兩側有立鳥，四壁口下飾一週龍紋。遠在商代，人們就將牛作為圖騰，牛鼎構思巧妙，瑰麗精工，栩栩如生，凸現了牛作為生產力的重要作用，除形制無司母戊鼎碩大外，其他均優勝於貴族器物的工藝水平。
鹿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60.8cm，口長51cm，寬38cm
鹿鼎1935年與牛鼎一同於侯家莊北崗王陵遺址出土，現藏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鹿鼎長方、深腹、器內底鑄有一鹿象形銘文；鼎四足為圓拄形空足，四足上部飾鹿頭紋及三角紋，四壁口下飾一週龍紋，四壁中央為一帶角的鹿頭，兩側有鳥獸紋。商代人們將鹿這種吉祥動物作為圖騰，凸顯鹿得草而聚其眾，蜂得花而鳴其群的友愛合作精神，寓意著和諧的關係。鹿鼎構思巧妙，瑰麗精工。
人面紋方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38.5cm，口長29.8cm，寬23.7cm
1959年於湖南寧鄉出土，現藏湖南省博物館。該鼎為長方形體、二直耳、四柱足。器四角有較高的扉稜。器腹四面各高浮雕出形象相同的人面，人面方圓、高顴骨、隆鼻、寬嘴、雙目圓視、雙眉下彎、雙耳捲曲。腹內壁鑄銘文“大禾”二字，字體宏偉有力。人面紋方鼎的用途可能與祭天祈求豐收有關。此鼎器形雄鍵偉岸，在裝飾上又以人面為飾，更為孤例。人面的形象極為奇異，給觀者一種望而生畏、冷豔怪誕的感覺，是一件匠心獨運的青銅器精品。
西周青銅器
龍紋壺
西周
壺為西周時期最主要的容酒器。此壺直口，長頸，斜肩，鼓腹甚大，下承圈足。頸兩側設象鼻上舉的獸首環耳，套鑄有環。腹部有四等分界欄，界欄和圈足飾變形獸體紋，頸部和腹部界欄內均飾卷體龍紋。紋飾疏寬流暢，規整大方，造型典雅莊重，頗有特色。
青銅壺
西周
此壺形體較小，銘文自名為飲壺，故為飲酒器。整器呈橢圓形，垂腹，圈足，蓋頂有捉手。器、蓋四邊皆有勾曲的稜脊，蓋沿和圈足各飾對稱彎曲的蛇紋，器頸飾對稱的鳥紋，蓋面及腹部飾對稱的變形卷體龍紋。全器以細雷紋裝飾。
厚趠方鼎
西周
此鼎為飪食器。口沿外折，雙立耳，方腹直壁，由上向下漸有收分，下有四條細長柱足，四隅有稜脊。腹四壁均飾獸面紋，獸面紋長角下垂於兩側，體軀省略，圖式稀見。內壁有銘文五行三十四字，記述王在成周之年，厚趠受到廉公饋贈的事蹟。該器鑄作精細，在宋代即已著錄，流傳保存至今，實屬罕見。
妊簋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紀）
妊簋的圈足下設有四條象蹄形足，提高了器物的高度，是為了取食方便而進行的特殊設計，但與一般圓形器用三足的習慣有所不同，比較罕見。器身兩側設置象頭形的雙耳，長鼻翻卷如垂耳，極其生動。簋的腹部飾有百乳雷紋，是商代晚期盛行的紋飾，沿用至周初。
德鼎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紀）
德鼎是西周早期遺存的少數青銅大鼎之一。這一時期的鼎發現很少，在重視食器的當時，都是重器。德鼎的造型較商代晚期已發生變化，口部呈桃形，器腹微微下垂，平添沉穩的氣質。鼎的花紋仍採用帶地紋的獸面紋，但構圖趨於簡略，層次也不甚豐富，表現出周人獨特的簡約風尚。
鳳紋卣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紀）
卣是西周前期最主要的酒器，數目倍於商，並且有多種式樣的變化。這件卣紋飾特別精美，蓋和腹部的回顧式大鳳紋羽冠逶迤交纏，華美異常，範鑄技術也十分精湛，是西周卣中難得的精品。此卣出土於安徽屯溪古越族的墓葬中，同出器物多為春秋戰國之際的青銅器。在春秋戰國之際越人的墓葬中埋藏有如此精美的西周銅器，顯示了他們對先進的中原文化的仰慕之情。
父庚觶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紀）
父庚觶是圓體垂腹的觶，頸部飾蕉葉紋和分尾的鳥紋，腹部則為對稱的鳳鳥紋，昂首垂尾，華麗而精美。從西周初年起，鳥紋裝飾逐漸增多，並常作為主題紋樣，且形式日漸華美，尤以康王、昭王時代最為著稱。
效卣
西周恭王（公元前10世紀中葉）
卣是古代用於盛放香酒之器，多裝飾精美。這件器蓋部和腹部都飾有華麗的鳳鳥紋，鳳首回顧，生動多姿，器物的頸部和圈足上也裝飾有回顧的龍紋。此卣鑄有銘文七行六十八字，記效因受到父親公東宮轉賜的天子賜品而作器紀念。
保卣
西周
高蓋沿，圈形捉手，垂腹，圈足，獸首提樑。蓋、沿下、圈足各飾龍紋、聯珠紋、蟬紋。器蓋對銘46字，記召公太保受王命伐殷東國五侯。
大盂鼎
西周早期
通高100.8cm，口徑78.30cm，重153.3kg
西周西周康王時期。鼎高一百．八釐米，口徑七十八．三釐米，重一百五十三．三公斤，鼎身為立耳、圓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飾以饕餮紋帶，三足上飾以獸面紋，並飾以扉稜，下加兩道弦紋，使整個造型顯得雄偉凝重，威儀萬端，內壁有銘文二百九十一字，內容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國，周代忌酒面與，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輔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時記載給盂的賞賜相傳此鼎於清道光間在陝西眉縣禮村出土，為該地郭氏所得，後歸周雨樵。同治間左宗棠以重金購得，又歸蘇州潘祖蔭。解放後，1951年潘氏後人捐獻國家。為上海博物館所收藏，1959年撥交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件周康王時的大盂鼎，是現存西周青銅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莊穩重，渾厚雄偉，典麗堂皇，為世間瑰寶。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異凝重、雄奇恣放質樸平寶等數類。大盂鼎屬於瑰凝重這一類，銘文書體還保留有商代後期筆畫的首尾常作尖細狀，而筆畫的中間部分用粗筆的所謂波磔體特點。書體雄健有力，優美自然，氣勢磅礴，極富神采。故在成、康時代金文中，以書法的成就而言，當以大盂鼎居首位。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
師遽方彝
西周恭王（公元前10世紀）
彝為容酒器.此方彝兩側置有上卷的象鼻形雙耳,較為少見。蓋及器體飾變形獸面紋,口沿下及圈足飾獸體變形紋飾。蓋、器各鑄銘文六十七字,大意記載周王在王宮中舉行酒宴,師遽向王奉獻禮品,王命令宰利賜給師遽玉圭等物品，師遽因以作器，以答謝天子的賞賜。
史頌鼎
西周
大立耳，垂腹，近平底，三蹄足。口沿下、腹和足上分飾變形獸體捲曲紋、波曲紋、獸面紋。銘文62字，記史頌受周王之命省視蘇國。
德方鼎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紀）
西周早期的方鼎造型更趨淺腹，足部變得細長，這件鼎是這一時期的典型。鼎的銘文相當重要，共5行24字，記成王在成周洛邑祭祀武王，貴族德參與其事，受到成王賞賜，作器以記之。
春秋時期青銅器
子仲姜盤
春秋
這是一件春秋早期用於盥洗的青銅器。它形體較大，整器風格質樸渾厚。盤壁的兩側有一對寬厚的副耳高聳，其外側飾有云紋。盤的前後各攀一條曲角形的龍，龍首聳出盤沿，作探視狀；龍身躬背曲體似於躍入盤內水中。盤內底鑄有浮雕的魚、龜、蛙等水生動物，魚為七條一週，龜、蛙為相間排列，此種飾法極具春秋早期的特色。盤的中心是一隻帶有頭冠的雄性水鳥，邊上為四條魚，外圈為四隻頭上無冠的雌性水鳥，造型生動。最有特色的地方在於，所有的動物可以在原地作360度的轉動，這是以前青銅器中絕無僅有的。這件精美的青銅器在現今無數商周青銅器中無一能媲美，可見其是多麼的珍貴，同時這也告訴我們早在春秋早期，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得到了空前的創作與進步。
犧尊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紀上半葉-前476年）
犧尊的整體造型是一基本寫實的牛，凝重壯健。背上有三個孔穴，中間一穴放置一隻小鍋，用來盛酒；牛的腹部中空，與前後兩個孔穴相通，可以注熱水，是用以溫酒的溫酒器。其形制獨特，是一件極為珍稀的器物。
交龍紋鼎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紀上半葉-前476年）
更新期的鼎在形制和花紋上均出現了較明顯的地域特色，此鼎為典型的晉地作品，足部偏矮，蓋頂設有三個環形裝置，在器物放置時形成三個支點。鼎上的花紋為蟠曲的交龍紋，體軀扁闊，橫向或豎向交纏，顯得十分精細。
變形龍紋盆
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紀上半葉—前6世紀上半葉）
根據文獻的記載，盆在古代主要用於盛水，但出土青銅盆的銘文卻表明它主要用於盛食，應是兼可作盛食或盛水的器物。它是西周較晚時期才出現新型的食器，盛行於春秋時期。此盆侈口折肩，圈形蓋頂，裝飾精細的變形龍紋，製作十分精良。
秦公簋
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紀上半葉）
甘肅禮縣大堡子山出土，為春秋早期秦國國君的禮器。造型具有西周晚期同類器物的遺風，斂口，鼓腹，蓋有大捉手。器身裝飾獸目交連紋、垂鱗紋、橫條溝紋，蓋沿和口沿每組紋飾間還設有上下相反的浮雕獸首，殊為奇特。器、蓋對銘5字，記為秦公用器，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鳥獸龍紋壺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紀上半葉-前476年）
壺是容酒器。此壺圓體，寬頸，深腹外鼓。蓋及兩耳已失。器物主體紋飾是人首鳥體的怪獸和龍相互纏繞。在紋飾之間還有虎、牛、豹等動物的食人之像。腹下飾一週雁群紋，雁作昂首曲頸狀，體現了晉國青銅鑄造業的高度水平。
吳王夫差盉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紀上半葉-前476年）
吳王夫差盉肩部有一條弧形的提樑。整個提樑是一條龍,龍體中空,是由無數條小龍相互糾纏交結的形式組成,稱為透雕交龍紋,腹部呈扁圓形,飾變形的龍紋。腹的一側有一個短而曲折的龍頭流,圜底下置三個獸蹄形足,足的上部是變形獸面紋。盉的肩上有一週銘文,銘文大意是吳王夫差用諸侯敬獻給他的青銅,為一位女子鑄了這件盉。此盉是至今為止發現的吳王夫差唯一的一件青銅禮器。
獸面紋龍流盉
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紀上半葉--前6世紀上半葉）
盉為調酒器。此盉呈鈍三角形，長流作龍形，以張開的龍口為流口；蓋頂是一個盤旋而出的龍頭，與流口的龍頭層疊趨前，呈雙龍繼起的姿態。這是春秋中期南方的越族人模仿西周盉並加以創造的傑作。
吳王夫差鑑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紀上半葉-前476年）
鑑是盛水器。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兩側有虎頭狀獸耳，兩耳間的口沿旁有小虎攀緣器口，作探水狀。通體飾繁密的交龍紋三週。器內壁有銘文兩行十三字，記吳王夫差用青銅作此鑑，為吳王夫差宮廷中御用之物。
鑲嵌狩獵畫像豆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紀上半葉-前476年）
豆是一種盛食器。蓋、器扣合似球形，下承短柄圈足。器和蓋各飾狩獵畫像兩組，用紅銅鑲嵌，描繪巨獸中箭，各種禽獸飛躍奔走，而獵人處於獸群之中勇武行獵的情景。整個圖象結構基本上改變了商周以來的模式，成為戰國畫像藝術發展的先驅。
鄭義伯缶
春秋前期
通高65.4cm，銧距36cm，鼓距26.6cm，重34.6kg。
侈口，細頸，碩腹，附獸耳。有蓋，蓋口納於頸中，蓋鈕如繩，蓋頂面及邊均飾一道重環紋。器口下飾回紋，頸飾竊曲紋，腹飾鱗紋，鱗紋上下各飾一道相向的瓦紋。蓋口外沿有8行33字，器頸部有32字，蓋、器銘文大意相同。器頸部銘文為環行排列：鄭義伯作尊，以行，以順我鄭囗。我用以為粦順，我以囗獸。用賜眉壽，孫子唯永寶。大意是：鄭義伯自做祭祀用，持之以行，可以順我鄭國。我用它來和順鄰邦，用它在林中狩獵。祈望能降賜長壽，子孫永寶。該器造型莊重，紋飾肅穆，有西周晚期青銅器的遺風，是春秋前期青銅的代表作。
鑄子叔黑簠
通高17.8cm，寬27.6cm，重4.24kg
器斜壁，腹較淺，有簡化的獸首形環耳，器與圈足的底邊均有缺口。蓋可卻置。器、蓋對銘，各4行17字：鑄子叔黑（音夷）肇作寶，其萬年眉壽，永寶用。銘文大意為鑄國公子叔黑自作寶簠，祈望萬年長壽，永寶用之。傳此器為清光緒初年出土于山東桓臺。
梁伯戈
長17.5cm，寬9.4cm，重0.28kg
戈為魏國的兵器。援的前鋒呈圭角狀，上刃在援末揚起，與長欄的上端形成弧線，下刃與胡自然相接，內為長方形，有一長穿，欄上兩面各飾一獸頭，欄內側有三長穿。穿旁正反兩面共有銘文2行14字：抑鬼方，抑攻方。梁伯作宮行元用。銘文記述梁伯做的是近衛部隊宮行使用的戈，用來對付攻方敵人。圭形援頭流行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援的上刃與長欄相連成上揚的曲線則多見於春秋以前，而欄上飾物又常見於春秋早期以後。綜合考察，本器的鑄造年代當定於春秋前期。援: 青銅戈部位名稱，即戈前端兩側帶刃的部分，與柲方向垂直的兩側帶刃部分。柲即戈柄。胡：青銅戈或戟鋒刃曲而下垂的部分，一面為鋒刃，一面有案，以用線索固定於柲上。內：位於戈頭後部。當援戳刺敵人時，可增加力度與速度，也可以同援合力摚架對方的攻擊。欄：戈頭中部位於援、內之間的凸起的長條。穿：是用來穿系綁長柄的帶子的穿孔。
陳侯鼎
高23.6cm，口徑31.6cm，重5.58kg
鼎敞口，翻唇，口沿外附雙耳，盂腹，三蹄足，腹上部環飾竊曲紋帶。器內壁鑄銘文4行21字：唯正月初吉丁亥，陳侯作□媯四母媵鼎，其永壽用之。該器的鑄造時間為某年“正月初吉丁亥日”，鑄器者為陳侯，物主為“□媯四母”，“其永壽用之”為祈語。器物主人媯姓，女姓，名四母，出自陳侯王室，媯字前無法辨認的字可能是四母的排行字。從器物的特徵看，陳侯鼎的盂腹較似以毛公鼎為代表的西周晚期同類器，但已變淺，蹄足也向細長髮展，竊曲紋筆道略見粗疏。銘文在佈局上注意上下的排列，同時也考慮左右之間的交替，筆道流暢，遒勁有力，從銘辭內容看屬媵器之類。上述各項都具有春秋早期的同類器及其它類別的青銅禮器共有的時代特性，故定陳侯鼎為春秋早期器。該鼎原為前清翰林院編修陳介祺舊藏，《簠齋藏古冊目並題記》著錄。陳氏手拓其銘，傳之於世。五十年代，該器歸為國有，入藏故宮博物院。 秦代青銅器。
秦始皇詔文權
通高5.3cm，徑4.7cm，重0.260kg
此權圓臺形，鼻鈕。權身有18道瓜稜，稜間刻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詔書14行，詔文曰：“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及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漢代青銅器
七牛儲貝器
西 漢
儲貝器是雲南地區滇族青銅器的典型品種，多帶有生動寫實的裝飾。此器圓蓋上塑有七頭姿態各異的牛，形象生動。下方二虎張口卷尾，似乎正欲猛撲向前，具有高度的藝術性。
銅羊燈
西漢
通高11.8cm，寬14.5cm
銅羊燈雕作立角羊形，身體渾圓，四肢直立，昂首凝目，憨態可掬。羊背設計成可活動的燈盤，羊體中空用以儲存油脂。中國古代“羊”與“祥”通用，以羊形作燈象徵吉祥。漢代的燈主要以脂膏為燃料，一般是動物或植物的油脂。使用時將燈炷縛成束浸在脂裡點燃照明，古人稱其為“膏燭”。燈炷以剝去麻皮後的麻秸即麻枲（音喜）製成，將其置於燈盤中。
建武二十一年斛
通高41cm，高33cm，口徑33.5cm，盤徑57.5cm
器分上斛下盤兩部分，通體鎏金。斛有蓋，蓋中央飾四瓣葉紋，外圍飾兩週寬帶紋，其內圈寬帶紋上原飾有三隻鳥，現已殘失。斛身飾四周寬帶紋，兩側有對稱鋪首銜環。斛和承盤下各具三熊足，上嵌雜色寶石，現多數已失。承盤口沿下鑄銘文1行62字：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輿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閔瑰飾。銅承旋，徑二尺二寸。銅塗工崇、雕工業、涷工康、造工業造，護工卒史惲、長汜、丞蔭、椽巡、令史鄖主。在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四川成都一帶的銅工製造機構西工為皇帝作了一個帶承盤的量器--斛，以雕刻的蹲熊為足，上面有青碧和玫瑰色的裝飾物。銅承盤直徑為二尺二寸。這件斛是由銅工的金銀塗工崇、雕鏤之工業、冶煉之工康、總成之工業四位工匠具體制造的，而由上級派來的護工卒史鄆和本郡的長（指郡縣的主要官員）汜、丞（指郡縣的輔助官員）蔭、椽（指郡縣的佐治官員）巡、令史鄖各位長官主持製造。以上塗、雕、涷、造為四個銅工工種，崇、業、康、業是四個工匠之名，他們四人是該器的製造者，因此，銘文稱“造”。惲、汜、巡、鄖則是各官員之名，這四個人是該器的主造者，因此，稱“主”。銘文反映蜀郡工官為皇帝制造銅器分主造和製造兩級，也反映了當時銅器製作分工很細以及“物勒工名” 的制度。斛為量器。銅量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目前所知以戰國、秦、漢器物為多。此器的上半部分，以前有學者稱為奩，認為已失去了量穀物的本義。其實這種桶形的斛，在新莽時就已出現。東漢光武帝的建武年與王莽政權幾乎相銜接（中隔“更始”兩年），從器型發展的連貫性來看，建武廿一年仍採用桶形斛，實不足為奇。
博弈樂舞紋鏡
東 漢
面徑23.1cm
鏡圓形，圓鈕，水波紋方形鈕座，外圍雙線方格。方格外有四枚乳丁與方格四角相對，並將畫面分為四區。一區飾二人對坐博弈，二人均跪左膝而身體前傾，神情十分專注。一區飾一人跪抱長琴，與其相對的一人屈腿展臂而舞。一區飾馴獸圖，左側一人為馴獸師，中間一虎形巨獸人立而舞，右側一小猴席地而坐。一區飾一人居中端坐，左右兩人各伸臂作奉獻狀。各區人物、動物的神態遙相呼應，神完氣足。地紋為不規則的雲紋，鏡緣由裡及外飾三角紋和幾何紋各一週。此鏡圖案採用整體高浮雕，人物造型生動活潑，構圖豐滿，時代較以凸線刻畫紋飾的畫像鏡略早。
三段區段式神獸鏡
東漢
面徑17.1cm
鏡圓形，圓形鈕和鈕座，鈕上下之鏡面有二平行線將內區分為三段。上段中間為一龜負華蓋，龜右側有一高大人物，其左右各飾一侍者，右侍後有一蟾蜍。龜左側依次排列4人，最後一人身後立一鶴。中段左右各飾一舞獅。下段中間為盤絲形圖案，左右各2人，分別盤坐、踞坐。中區為一週半圓形流雲紋與方枚相間，地飾細點紋，每一方枚內各有銘文兩字，可連讀：“吾作明鏡，幽煉川岡。巧工所居，尾克童上。有四守名，流美宜王。”外區飾菱形渦紋。此鏡鑄造精湛，人物、動物五官均極清晰，花紋細密繁複，十分難得。此類銅鏡曾在陝西出土數面，僅細部略有不同。另羅振玉《古鏡圖錄》、日本《歐米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各收有一面，也十分近似。
北流型六蛙銅鼓
通高54.7cm，面徑98cm，足徑99.4cm
此鼓體形厚重碩大，鼓面伸出鼓頸外，面沿下折成“垂簷”，屬北流型銅鼓。此鼓通體飾花紋。鼓面，3弦分暈，18暈，1暈紋飾已模糊不清，2、9、11、16、18暈飾席紋，3、8、14暈飾四出錢紋，4、7、10、13、15暈飾雲紋，6、12、17暈飾圓錢紋，5暈飾半圓填線紋；鼓面邊緣塑6蛙，其中一對累蹲蛙對稱排列。鼓身，胸部6暈，1暈中飾四出錢紋，2、3、5暈飾雷紋，4暈飾圓錢紋，6暈飾席紋；腰部9暈，1、9暈飾四出錢紋，2、4、7、8暈飾雷紋，3、6暈飾圓錢紋，5暈飾席紋；足部7暈，1、2暈飾圓錢紋，3、6暈飾雷紋，4暈飾四瓣花紋，5、7暈飾席紋。耳邊飾乳釘，中飾辮紋。根據銅鼓上的四出錢紋即可推斷這種類型銅鼓的鑄造和使用年代上限只能在東漢靈帝中平二年（186年）以後。
建初元年朱提造洗
通高34.4cm、長58.1cm
此洗為盆形，寬沿微上翹，雙鋪首耳，惜已失環。洗身外側飾凸起的寬帶紋一道。洗內底兩側飾魚紋，中間鑄有“建初元年朱提造”7字銘文。
錯金銀龍紋銅犀尊
高21.4cm，口徑44.7cm
尊為古代酒器，也是祭祀禮儀中的重器，常以各類鳥獸作為造型，且形態傳神逼真，最能反映當時的工藝美術理念。犀這種動物，在今天的中國久已消失，但在幾千年以前，卻是古人最為熟悉的大獸之一，曾廣泛生活於黃河以南的地區，吳楚等國，更是以犀甲裝備自己的精兵。該犀造型即現代動物學分類中的蘇門犀。該器對犀牛形象的刻畫極其逼真，肌體富於力感。在裝飾技法上，採用錯金銀技術，遍佈華麗的錯金銀雲紋，金、銀、銅三色交相輝映。然而，這件器物的鑄造年代，卻有戰國、秦、西漢三種看法。憨態可掬的犀牛昂首而望，似乎正在企盼專家們為它的年齡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該尊1963年陝西興平豆馬村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錯金銀工藝在青銅飾件上的使用，始於春秋中期，盛行於戰國，西漢以後逐漸走向衰落。此種裝飾工藝通稱為“金銀錯”，又稱“錯金銀”。錯金銀工藝包括鑲嵌和錯兩種技術，鑲是把東西嵌進去或是在外圍加邊，嵌是把東西鑲在空隙裡，“錯”即用靨石加以磨錯使之光平，其工藝可謂精密細緻。
錯金銀牛形銅燈
高46.2cm，身長36.4cm
1980年出土於江蘇揚州邗江縣甘泉2號東漢墓，該燈不但設計精美，而且在製作時巧用銅銀二種不同材質的色澤，形成顏色的完美搭配。銅牛燈通體光滑，工藝精湛，整體紋飾運用流雲紋、三角紋、螺旋紋圖案為地，飾以龍、鳳、虎、鹿以及各種神禽異獸等圖案，線條流暢，飄逸瀟灑，是漢代眾多青銅燈具中實用與藝術完美結合的上乘之作。此燈是南京博物院十大鎮館之寶之一。
錯銀銅牛燈由燈座、燈盞、煙管三部分組裝而成。它的三部分均可拆卸，使用和擦洗相當方便。燈座是一俯首站立、雙角上聳、四足矮而敦實、尾捲曲向上、雄渾壯碩的黃牛。牛腹中空，揹負圓形燈盤，燈盤一側設置扁平把手，便於轉動燈盤，盤上飾兩片可以靈活轉動的燈罩，其中的一片刻鏤空菱形斜方格形紋，起到散熱、擋風和調光的作用。燈罩上緊扣穹頂形罩蓋，蓋頂之上均勻彎曲的煙管與牛頭頂上方凸出的短管緊密套接。當燈火點燃時，所產生的煙塵通過煙管導入燈座腹腔中的清水被溶解，從而確保室內空氣的清新。
青銅器物是銅錫合金，有較強的硬度，不像瓦當磚瓦、甲骨陶瓷及書畫碑帖等易於破碎，而是便於長期收藏。再則青銅器皿形態各異古樸典雅，線條暢達，這也是其他古玩所無法企及的。
首先，中國青銅器數量大，種類繁多。究竟中國有多少件青銅器物，這是誰也無法統計的數字。有人統計過，僅以有銘文的青銅器物而論，從漢代到今天，出土就達一萬件以上。若加上無銘文的銅器，其數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為數量大，中國青銅器的品種也極其豐富，不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禮器，還有車馬器、農具、工具及各類生活用具等一應器物。眾多的青銅器皿，造型生動、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數量大、品種繁的中國青銅器無疑增加了鑑定的難度，這是中國青銅器的特點之一。
其二，中國青銅器分佈地區廣，且質量上乘。中國青銅器出土較為集中的地區是中原，但它的分佈範圍遠遠超出中原地區，東北、西北、巴蜀、嶺南甚至西藏及東海漁島上都發現有青銅器。這些青銅器造型生動、精美，風格各異，呈現出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中國商周時代的青銅器，製作精湛、形狀瑰異、花紋隨意、富麗典雅，其精品不勝枚舉，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雙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蓮鶴方壺、雙雄寶劍、勾踐劍、長信宮燈、嵌綠松石臥鹿、銅車馬一流，鑄造精緻，具有撼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當然深受國內外藏家鍾愛。其他各類青銅器物，鑄造者根據不同的硬度要求，準確把銅錫比例，使器皿質量優良，這是國外青銅器鑄品望塵莫及的。
其三，器物銘文可以說是中國青銅器最大的特點。世界各地古青銅器絕大多數沒有銘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銅器或鑄有很短的銘文。中國古銅器有銘文者僅出土的就達一萬餘件，且名文長篇鉅製不少，如毛公鼎銘文長達497字。這些銘文字體，或粗獷放達，或蒼勁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書法欣賞價值。這些銘文也是鑑定中最難把握的一環。
其四，以容器為主的中國青銅器也在世界青銅文化中獨樹一幟。就世界範圍而言，從印度河流域到巴爾幹半島，從米諾斯文明到邁錫尼文明，其青銅器的代表作大多為武器，如戈、矛、刀、箭、劍、戟、鏃等，而中國卻以鑄造難度較大、紋飾複雜的容器為主。這些容器，尤其鼎，是為國家重器。其寓意深奧、內涵豐富，與政治糾纏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終是鑑定家及藏家們感興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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