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駕崩。
消息傳出後，舉國為之披麻戴孝，就算是遼國，亦是“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對這位南面兄弟的離世表達了無限的悲傷，不由喃喃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為寄託哀思，甚至給宋仁宗立了衣冠冢。
脫脫主持編纂的《宋史》，對宋仁宗的評價是：“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要說宋仁宗這個人，確實是天性仁厚。比如，包拯為了阻止宋仁宗任命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為節度使，便不停的進諫，說到激動之處，一口吐沫星子噴到了宋仁宗臉上，好在趙禎脾氣好，自己用袖子擦掉了。
關於“仁”，商鞅在其變法中用實際行動做出了詮釋，其核心指導思想就是“大仁不仁，以刑去刑，不急而速 ”，其實，商鞅的這個思想來源於莊子：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忮。道昭而不抄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
很顯然，這裡的“仁”，其受眾應為“天下”。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遼宋之間確如遼道宗所言，兩國久無交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宋朝無邊事，其治下子民更非像宋代文人所述的幸福感爆棚。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宋仁宗的“仁”，到底是何種程度？
客觀的說，宋朝子民比五代十國好些，畢竟兵災少了，但是，百姓的負擔卻是逐年加重，而這一切，追本溯源都是由西夏引起的。
一、西夏的崛起
西夏是由党項人建立的政權，唐朝末年的李思恭對西夏的建立居功至偉。李思恭其實不姓李，如果再往前數的話，李思恭本姓拓跋，是不是很熟悉？沒錯，他祖上就是北魏皇族。因其在唐僖宗時期剿滅黃巢有功，被賜姓李，封夏國公，“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
在五代十國混戰之際，李思諫等開始以夏州為依託，逐漸蓄積自己的勢力。到了宋太宗時期，已經成為割據西北的一方軍閥。
太平興國七年，李繼捧向北宋交出夏、綏、銀、宥、靜五州之地，這意味著北宋已經成為夏州的實際統治者，但是，李繼捧的族弟李繼先與李繼衝、張浦等人率領党項族人叛宋，並向外拓展，佔據河西走廊之地。
李繼遷後來在與吐蕃對陣中傷重不治，彼時，他的兒子李德明尚幼，西夏面臨“國危子弱”的局面，為防止北宋趁虛而入，他臨終交待“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 封章，以祈見聽”。
李德明審時度勢，在第二年便向宋朝遞交降表。
宋真宗一看，既然你都服軟了，哥兒們也得拿出點誠意來不是？對他封官許地，實際上，李家依然控制著西北之地。
不過，這一切，隨著李德明的兒子李元昊的即位發生了變化，李元昊是個有著遠大理想的青年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
西夏，終歸在李元昊時代立國了。
立國後，麻煩接踵而至，首先就是一個生活必須品的問題。
党項為遊牧民族，主導產業為畜牧業，對農耕文明有著天然的需求，也就是說，糧食、布匹、醫藥等一些必需品，西夏並沒有能力生產，更不要說貴族階層所享受的絲綢、瓷器、茶葉之類了。
怎麼辦？
“則態意討掠，大則侵奪疆土，上下俱豐，於我何恤”。為了達到“上下俱豐”的目的，只有靠搶！
北宋是怎麼應對的呢？
自從宋太宗幽州之敗後，北宋再不敢言邊事，他曾經對臣下說，“國空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北宋的具體做法就是送錢又送地，應該說，西夏崛起的過程，其實就對中原充滿了覬覦之心。
在李繼遷時代，北宋就將銀夏五州之地賜還給了他，另外，又將西北重鎮靈州劃給了他們，合著這麼一折騰，地盤反而坐大了。
另外，宋夏之間雙邊貿易紅紅火火的開展了起來。有多熱鬧呢？范仲淹如是記載：
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羊駝馬之產，金銀增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如雲，甲宵塵委，養生送死，各終天年。
但是，這種花錢買來的和平，註定不是長久的，李元昊開始頻頻對北宋用兵了。
二、宋夏戰爭對宋朝的影響
在花錢買和平的思想指導下，“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整個北宋洋溢在“天下久安”的氛圍之中，以至於眾多朝臣失了進取之心，邊關將士畏敵避戰，“邊防機要，置不復修”。
而在這期間，西夏卻沒有閒著。
經過幾次試探，李元昊終於探清了北宋“外示雄壯，其中空洞”的本質，“頗窺邊境”成為一種常態，北宋的對策依然是“約束邊部，毋相攻劫”。
北宋的這種曖昧態度，助長了西夏擴張的態勢，在侵回鶻、略吐蕃後，西夏根基已穩，李元昊終於騰出手來對抗宋朝了。
“點其軍作五頭項,每頭項作八溜,共四十溜,脅降屬戶,悉壞沿邊籬落,七百里中兵烽不絕”，其兵鋒直指渭州、長安，李元昊甚至喊出了“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的豪言壯語。
宋朝這才意識到，折騰了幾十年，原來是“養虎為患”，便開始組織軍事力量，意圖固守陣地，但為時已晚。
三川口、好水川之戰，宋軍皆敗，這更是給北宋當頭棒喝。
魏公（韓琦）還至半途，而亡卒父兄妻子號於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徵，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而歸乎？”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
西夏不斷南下劫掠，給邊地百姓帶來了莫大災難，李元昊不僅掠奪生存物資，為壯大西夏規模，還頻頻遷內地人口至西夏，“今老弱罹殺害,而壯者悉被驅虜,將來縱有歸業,皆家資蕩然,不能自耕其田土”。
這種掠奪對社會的破壞極大，導致民田“尚多荒廢”，在一段時間內，宋朝為避免邊地百姓被掠奪，將其內遷，此舉也導致了眾多農田“無復農作”。
為了應對李元昊的進攻，宋仁宗開始了大規模徵兵。
到慶曆年間，軍隊已經達到了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比宋真宗多出三十四萬餘人，這其中，有二十幾萬是新增在宋夏近兩千裡的邊防上。
“輸挽供給 , 天下為之勞敝”，為了供養這個龐大的軍隊，北宋財政的六分之五都用在了這上面，“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
為了應對嚴重的財政赤字，北宋採取了近乎涸澤而漁的方式，“凡百所有，無一不徵”。
歐陽修曾經說過這麼一個案例：
河東買撲酒戶，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蒿頭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姓陳明狀稱，元有蓋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蒿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
人都沒了，還要交稅？
在宋夏交界地方，百姓面對的壓力更大，“凋殘尤甚”，重壓之下的結果便是“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邊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棄耕、棄牧現象，更嚴重的甚至“父子夫婦攜手赴井而死者”，從朝廷稅賦的角度上說，這又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赤字。
三、宋夏對峙對西夏的影響
西夏人口頂峰時期不過三百萬而已，但是，李元昊在向宋朝發動衝擊的時候，輕易便能集結三十萬，十抽一，這是典型的全民皆兵。
在西夏，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都是國家的兵員。根據曾鞏的《隆平集》記載：
其部族一家號一帳，男年十五以上為丁，有二丁者，取正軍一人、負擔一人，為一抄。負擔者，隨軍雜使也。四丁為兩抄，餘為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為負擔，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為之。故壯者皆戰鬥，而得軍為多。
雖然西夏對北宋勝多負少，但這也不意味著西夏可以高枕無憂。
隨著宋朝邊民內遷，李元昊可掠奪的東西越來越少，以至於“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裡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已盡矣”。
居然搶不到東西了，這咋整？
另外，西夏施行的是軍需自費制度，也就是說，出征士兵的一切費用，包括鎧甲、刀劍、馬匹等均自理，“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
雪上加霜的是，宋朝對西夏全境關閉榷場、停止互市。
這樣的結果就是西夏境內“尺布可直數百”，“民間升米百錢”。
困境之下的李元昊就找契丹做生意，契丹的東西也是從大宋輸入的，再者數量亦是有限，不可能扮演大宋的角色，西夏終於“國中困於點集，財用不給，牛羊悉賣契丹，飲無茶，一絹之直八九千錢，（民間）相為‘十不如’謠怨之”。
西夏已經步入崩潰的邊緣，“兵行無百日之糧，倉儲無三年之蓄”，最終不得不向大宋低頭，乞求互市。
結語
北宋為了供養龐大的軍隊，“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導致“中國虛耗，不復富貴”，而西夏同樣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對於這種局面，用現在的話說，可謂是“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在李繼遷死的時候，曹諱曾提出，“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本著“欲以恩啟德明”的宋真宗壓根就沒考慮這事！北宋也由此錯過了降服西夏的時機。
到了宋仁宗，本可通過貿易壓制西夏，但是宋夏之間的互市卻搞的如火如荼，西夏逐步做大。
同樣是百姓受苦，如果犧牲一代人而“復河西為郡縣”，西垂之地將再無邊患，整個北宋子民也不會承受高額的賦稅。
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免遭生靈塗炭，這才是大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