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出現了多次高潮期，春秋的諸子之言、漢魏的賦文、唐宋的詩詞和明清的小說，每一個時期都有它所代表的文學類型。從詩賦詞曲發展到小說，這看似是文學的進步，也符合後來人的文化興趣，但這其實卻是統治者推波助瀾的結果。
如果要從上述各個時期找出文學的鼎盛期，那麼非春秋和唐宋莫屬了，因為這兩個大時期，統治者對文學的發展是持開放態度的，沒有絲毫的禁錮和約束。所以春秋時期，諸子百家屢出經典文籍，其中許多文章和百家之言都搬上了當今的語文課本，而唐詩宋詞也成了後代學者必讀。
但是到了明清時期，不論是賦文還是詩詞，都不再有之前的輝煌。你可以看作這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但是仔細想想的話，就會明白這是古代文學遭到“打擊”後的結果。
從元朝開始，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就限制了人們讀書識字，這樣一來宋時期各個詞派都逐漸覆滅，雖然衍生了新的一種文學形式——曲，但這也只是之前文學成的就九牛一毛。而到了明初，因為統治者需要大量的儒生幫助自己治理國家，就大力開放文化教育，但同時也是做了一些防備措施。
其典型措施有兩點，一是“八股文”；二是“文字獄”。前者是限制，後者是懲罰。
八股文束縛讀書人的思想
八股文我們都知道，這是一種寫作形式，但是其限制卻很多。首先從作文來說，文章必須是由前後對仗對偶句組成，所有句子的長短必須一致，而且句子聲調也要前後相同（比如前句是平仄平仄仄，後句也要是平仄平仄仄）。其次作者在作文時，也必須沿著古人的語氣、見解來發揮自己的文章，不能有個人獨特的看法。
這樣一來各個讀書人在十年寒窗苦讀的同時，其文學創作思想也漸漸被統治者“奴化”，讀書人完全是為了在科考時做出一篇符合閱卷要求的答卷文章，而不在奢求通過自己的貢獻讓當時的文學成就再現昔日輝煌。
大興文字獄捕殺“出言不遜”的讀書人
雖然統治者對讀書人採取了限制和約束，卻仍有不少人淡泊功名，不願意為了一頂七品烏紗帽而改變自己的文章風格，但是這些人大多沒能逃過統治者的屠刀。明太祖在修訂《大誥》時加了這樣一句話：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莫其家，不為之過。大致是說：生活在王土上的人全都是王者的臣民，如果這些不受教化的知識分子不能為我所用，那麼殺了他甚至滅其家族，也不是不可以的。
因而在洪武時期，太祖廣興“文字獄”，從那些不服從他的讀書人寫的文章中，斷章取義找出所謂的反抗話語，然後對其施加刑罰。比如教諭許元作的《萬壽賀表》中，出現一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而被殺；訓導吳憲作的《賀立太孫表》中，出現一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而被殺。
此二人被殺是因為，太祖認為許元諷刺他曾經當過和尚，詛咒他早日丟掉江山；而又認為吳憲嘲笑他這一朝，天下的盜賊全都是出自寺廟，諷刺朱元璋盜取元朝天下。除了這二人之外，還有許多的讀書人和教育工作者，因為好好的一篇文章或文章中的一句話遭到朱元璋的猜忌，而最終丟掉性命。
所以在此大興“文字獄”的情形下，讀書人就越發不敢寫抒發個人觀點性強的文章和詩詞，從而把目光轉向了小說題材。我們知道小說這一題材的創作內容都是作者根據所見所聞，然後加以修改杜撰而成的，主要是以講故事為主，然後捎帶上自己的個人情緒和看法。但是這仍然逃不過統治者的“追責”。
比如四大名著中的《西遊記》，中間有一個故事情節說的是：唐僧師徒四人在車遲國和修道的虎力、鹿力、羊力大仙鬥法，改變了國王寵信道士而使得國家民不聊生的現狀。但是在同樣修道的嘉靖皇帝看來，這是諷刺他不務正業，遲早會讓國家斷送在他的手上，所以就下令全國禁止刻印銷售《西遊記》。
到了明中期，雖然著名文學家李夢陽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希望明朝讀書人能壯大本朝文化成就，文章可與秦漢賦文比肩，詩詞能與唐宋大家媲美。但是經過一百多來年，統治者對文人思想的限制，使得他們漸漸屈於現狀，即使有個別學者能突破文化桎梏，但終究掀不起改變形式的風浪。因為當時讀書人已經習慣了寫小說，而百姓也樂於此道。
就這樣到了清朝，小說的發展已經被推到了最高峰，然而此時統治者卻又把屠刀伸向了眾多小說家，因為新一輪的“文字獄”開始了。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清廷從順治到乾隆，在全國範圍內查找並銷燬對自己統治不利的書籍，抓捕下獄反書作者，簡直就是“焚書坑儒”。
據統計，所謂的“反書”數量達到了13600卷。這些書籍在今天只知道其書名是什麼，而完全不知道其內容如何，就算是那些保留下來的書，也大多被統治者篡改修整過。在這樣的形式下，讀書人們只能再次自束思想，以求得日後不會因為一句話或一個字而被拉出去殺頭。
就此看來，明清之際的小說發展之所以這麼興盛，其實主要是拜統治者所賜，這雖然成就了一種新的文體形式，但同時也斷絕了中華傳統的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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