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記者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第三次採訪了“空姐殺害情夫案”的犯罪嫌疑人楊暘。經過接近2年的監獄生活，她顯得憔悴了很多。楊暘在當空姐時認識了富商高曉兵，楊暘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在高曉兵的瘋狂追求下與之同居。之後，楊暘發現高曉兵在老家已有妻室，為了達到與高曉兵結婚的目的，楊暘逼迫高曉兵離婚，之後又給高曉兵的妻子下毒……最後，在楊暘即將出國的前夕，她殘忍地殺死了高曉兵，也揮刀斬斷了自己的情婦生涯。
2003年3月，引起京城廣泛關注的楊暘殺害情夫案開庭審理。
2002年9月9日，記者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到秦城監獄為“空姐殺害情夫案”的犯罪嫌疑人楊暘宣判時，法官問楊暘有沒有思想準備，楊暘說有。法警問楊暘宣判時要不要攙扶，楊暘說不需要。當法官宣判一審判處楊暘死刑時，她的眼光在瞬間的驚恐和木然之後轉而坦然，她說：“既然我做了，就要承擔——”。
你能夠相信嗎？一個曾經當過空姐、上過北大、留學瑞士的只有25歲的漂亮女子，竟然在講述她給情夫的妻子下毒和殺死情夫的過程中，能夠無數次燦爛地笑出聲來。甚至在記者給她拍照時，她還提醒記者從哪個角度能夠把她拍得更漂亮。
2002年9月2日上午9時30分，記者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第9法庭，第一次見到了剛從秦城監獄押解到庭的“空姐殺人”的犯罪嫌疑人楊暘，並對她進行了整整兩個小時的獨家專訪。這是楊暘殺人以來接受的唯一的採訪。之後，記者又兩次採訪了她。
無論怎樣挑剔，坐在我面前的楊暘都是一個年輕漂亮和極好心理素質的女人，但是她的這種超人的心理素質和她的所作所為，在她時而笑語朗朗、時而充滿艾怨、時而語氣淡淡地講述她對情夫的妻子下毒、殺死情夫的過程中，讓我感到她的理智和冷靜實在讓人有些毛骨悚然。在初秋天氣還非常炎熱的法庭上，儘管有手持警棍的法警和表情嚴肅的法官在場，看著楊暘粲若鮮花的笑臉，聽著她銀鈴般的笑語嫣嫣，我的後背還是感到一陣陣冒著冷汗。
我想到了罌粟，是畸形和偏執的性格讓這個美麗的女人變得像罌粟一樣，把美麗和邪惡集於一身。她和情夫超越道德的瘋狂戀情最後以悲劇告終，但在採訪過程中，楊暘始終沒有對她行為作出懺悔。她一直在講述自己的美好，講自己本性善良，講自己下毒和殺人是在某種特定的因素下突然迸發出來的惡，甚至是小孩子式的惡作劇……
以下是楊暘的講述：
飛機上的邂逅，北大門口的鮮花，羅馬花園的豪宅，使我愛上了那個年輕的富翁。
我今年25歲，出生在哈爾濱，在廈門長大。我從小倔強，小時候，媽媽給我梳辮子，稍微有一個辮子歪一點我都不幹，都會哭鬧著讓媽媽梳理好。我的性格非常獨立，甚至特別偏執，什麼事情都自己作主，我追求完美，誰的話我都不聽，長大以後，還是這樣。上中學的時候我就開始住校，後來到航空公司，也是自己作主，包括我放棄做空姐到北京讀書和愛上高曉兵。我性格的形成，跟父母的離異可能有點影響。他們離異後都又重組了家庭，父母跟一個外國人結婚，定居在加拿大。
我畢業於廈門一個職業高中，這個學校與廈門航空公司在全省招一個班，30個人，如果考試全部合格就可以當空姐。那時候，在學校我是學生會主席，是個很活躍的人物。1997年我做了空姐，領導對我不錯，很賞識我，讓在示範組飛。大家覺得我幹這行能夠乾得很好，但我覺得中專文化不夠，將來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快，對學歷的要求越來越高。實習半年後，在最後轉正的時候，我放棄了合同的簽訂，離開航空公司到北京大學讀書，並在北京愛上了高曉兵。
說來也是有緣。作為空姐，每天都會接觸很多旅客，但都是匆匆過客。我在航空公司實習的時候，在飛機上我邂逅了高曉兵，這一年我21歲。那天是從北京飛回廈門，因為要按照規定巡視客艙，我一路走過去，就看見一個小夥子特別燦爛地看著我笑。他像一個年輕的銷售人員，留著小平頭，穿得樸樸素素的，很有朝氣。當時我看著他，就覺得這個大眼睛好像上輩子見過一樣，印象特別深刻。
高曉兵不停地要咖啡，要可樂，不停地找機會跟我說話。當時要填寫旅客意見卡和一些優惠的卡片，他就裝作不明白，纏著我給他留個電話，藉口是以後好找我諮詢。當時公司對我們的要求是對旅客有求必應，因為留電話是自由的，再就是看上去他挺誠懇地一再要求，我實在不好意思，就留了傳呼給他。我想，反正手機和家裡的電話都沒有留，就一個傳呼，回不回也就那麼回事兒。
後來到了廈門，他就經常呼我，約我見面、吃飯，我就回過一次電話，我以沒有時間推辭了他。當時我想，儘管是一個善緣，彼此看一眼覺得眼熟，但他在北京，我在廈門，不可能交朋友，就是普通朋友也不可能。回個電話只是出於禮貌而已，不會有什麼了。
除了那個電話，就沒有別的聯繫了。這個期間，他每次來廈門都呼我，但我除了忙於航空公司的工作，還在到處找學校，沒有理高曉兵。後來我爸爸說，到北大讀書吧，專業好，牌子硬，我就到了北大讀書，學工商管理。
我和高曉兵相愛是一年之後的事情了。已經是我上學的第二個學期了。突然有一天，樓下的阿姨喊：“楊暘，你的電話。”我跑去接，對方“喂”了一聲，我也“喂”了一聲，我一下就特別清晰叫出了他的名字“高曉兵”。雖然隔了了一年了，但他的聲音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我很激動，這個人竟然還這麼執著，還記得我。我就問她怎麼知道我的電話，他告訴我，是我把呼機留在了廈門，他呼我，我媽媽回了傳呼，覺得高曉兵這個人特誠懇，就把我學校的電話留給了高曉兵。
第二天，高曉兵就開著車來北大接我。那天他打扮得特別時髦，西裝革履地抱著鮮花，還噴了香水。我出了學校，不知道為什麼，看見前面一輛車就停了下來，果然是他。
就這樣，高曉兵對我展開了愛情攻勢。他這人特別會交際，特別會搞人際關係。他在北京做了10年生意，經歷當然豐富。對我這個那麼年輕，又沒有感情經歷的女孩子來說，他對我的那種好，是非常感動而且很難拒絕的。那時候我非常單純，不是因為金錢去追求某種繁華生活，純粹是因為感情。當時他非常向上，非常有朝氣，是個充滿希望的年輕人，他的自信是很讓年輕女孩仰慕的。
就這樣，他經常捧了鮮花來學校門口等我，因為他知道我特別喜歡鮮花。他開車的技術非常好，開得很穩，讓你坐在車上就像坐在房子裡一樣。他很懂得生活，很會尋找男女之間生活的那種精神感受，他陪我說話，帶我去十三陵。為了追求我，他甚至在北大報了一個英語學習班，從ABC開始學習。我想，這人挺上進的，30多歲了還那麼愛學習，雖然他學習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讓我每次陪他去聽課，但我說我也要上課啊，我也沒有時間。後來他來了兩趟，就不來了。
當時他沒有告訴我他結婚了，有時候他對我說，你看現在像我這樣大的人，都結婚生孩子了，你看我多年輕啊，根本不像30多的人。那意思是想告訴我說，他還是單身。
有一天，他突然讓我下課之後去亞運村的羅馬花園。我去了才知道，為了離我近一點，他在羅馬花園租了一套房子，讓我去是籤租房的合約。到了那裡，我很意外，他的家裡有好多人，有他的同事、司機和他公司的很多人。我一下子愣了，其實我跟高曉兵的關係還沒有到那種火熱的地步，但他這樣做有一種公開我們情侶關係的感覺。高曉兵跟我說，學校的條件畢竟差一些，就搬過來住吧，我就搬進了羅馬花園。
就這樣，我們渡過了愛情生活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他的老家早有了孩子，而我又懷了他的孩子，我給他期限，讓他必須在一兩年內離婚，跟我結婚。
因為生活在一起，他的一些事情就瞞不了我了。有時候他打電話，我隱約能聽出來他一些事情瞞著我。雖然我在閩南長大，但長期在學校和生活在來自北方的家庭，沒有閩南的語言環境，一直沒有學會閩南話，但我聽高曉兵打電話的語氣會聽得出來。有時候他打電話的時候，叫小孩，我差不多就知道了他在泉州有家庭。我就問保姆，保姆是泉州的，對高曉兵比較熟悉。但保姆支支吾吾不肯說，只是對我說，高曉兵這個人挺好的，你好好待他就好。雖然我愛高曉兵，但我不能容忍他欺騙我，尤其是他在老家有了妻子和孩子。
對待這件事情，我非常生氣。有一天我們專門談如何解決這個事情，當時我就哭了，我說，你不該欺騙我，你要說清楚到底怎麼回事。他當時也哭了，一個平時非常堅強的大男人，嘩嘩地掉眼淚。他說他婚姻很不幸，跟妻子沒有共同語言。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尋找著真愛。他說，結婚的時候還年輕，不懂得愛情，但後來有了孩子，就拖下來了，現在不想再將就著過日子。他還告訴我，在我之前，他曾經有一個女友，是服裝學院的一個學生，後來那個女孩跟別的男孩好了，就離開他了。我說，如果僅僅是你結婚了，跟你妻子兩個人還好辦，但現在有了個孩子，小孩那麼小，現在怎麼解決？
就在這個時候，我懷了高曉兵的孩子。因為是第一次懷孕，我很害怕，又在學校裡，就瞞著家裡把孩子處理掉了。這件事情，到現在我都耿耿於懷。我覺得女孩子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情，心理上一直不平衡。但他態度非常誠懇，特別加倍呵護我。但對他離婚的事情，他說，孩子那麼小，如果父母離婚的話，肯定對孩子的心靈造成創傷，不能因此傷害了孩子。我說，我給你一段時間的期限，一兩年內，看你怎麼處理這件事情，然後決定是否分手。
這個期間，我們兩個人正是相親相愛，難捨難分的時候。而且在我那麼小的年齡，只有22歲，出現這個狀況，我很難理智地選擇分開，而且我也分不開。一是都在北京，斷不了電話聯絡，二是我也無法獨立生活。對於這個問題，法院開庭的時候，法官說我是爭取一份不該屬於我自己的幸福，意思是說假如我果斷地離開高曉兵，就不會出現後來的情況了。其實，兩個人在一起生活，積累下來的點點滴滴的情感，很難一下子割捨。人的生活不是一個階段過去了，一下子斷裂開，重新開始另一種階段。那時候我沒有能力重新選擇一種新的生活。現在看來，我的確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當時太優柔寡斷。但那時候我特別愛他，又是我的初戀，他對我也特別好，所以我也很難離開他。
生活就這樣繼續下去了，但我心裡一直有個疙瘩。一個女孩子，面對這些問題，情緒不免受到影響，生活上遇到一點小事，我就會很煩躁，有時候就會無緣無故地跟他吵，但他一直謙讓著我。
這個期間，他的妻子趙麗晶雖然沒有來過北京，但他的妻子的存在，對我而言是一種恥辱。高曉兵對我說，你不是什麼第三者，不是你來主動破壞我的家庭，是在你不知道我的家庭的情況下，我們相愛的。後來高曉兵的媽媽來北京，跟我們一起住，看到我們吵架，她媽媽還說他，你看你們吵什麼，這不是你一定要選擇的人嗎？高曉兵的媽媽不太喜歡我，嫌我瘦。按照閩南人的審美觀，她媽媽喜歡那種圓頭圓臉的人。當然也有心理因素，因為我的身份是很尷尬的。
春節期間的離婚鬧劇，生活中的糾紛，他離婚無望，我遠赴瑞士逃避感情。
轉眼到了1999年的春節，我跟高曉兵一起回福建過年。我對高曉兵說，在春節期間，你要把你家庭的事情解決了，畢竟我在你們夫妻之間存在著，這種關係不能持續下去了。他雖然答應了，但做起來是有顧慮的。臘月而十九那天，他從泉州來廈門找我，雖然沒有談他家庭的事情，但我們兩個人心裡都明白，這個春節他必須跟妻子攤牌。我對他說，你要自己作出選擇，要麼離婚，要麼我們分手。
最後他要回泉州的時候，我說我送你一段吧，他說可以。快上高速公路的時候，見我還沒有下車的意思，他就有點生氣，以為我要跟著他到泉州去挑明這件事情，去鬧事。我這個人特倔強，越這樣我就越來氣。我說，那我就跟你回泉州。其實我沒有跟他去泉州的打算，我下樓的時候，包和衣服都沒有帶。他說，走就走，一起去你跟趙麗晶說。兩個人一較勁，我們就鬧著去了泉州。我說你給你妻子打電話說我要去泉州，他就打電話告訴了他妻子。在當時，趙麗晶還不太相信，以為高曉兵開玩笑。
一路上，高曉兵告訴我，他和妻子趙麗晶認識不長時間就結婚了。他的妻子非常善良，是個家庭婦女型的女性。高曉兵說，我要跟趙麗晶離婚，就要分一半家產給她，這樣咱倆就沒有什麼了。但我說我不管這些，你怎麼補償人家是你的事情，我們這個關係得弄清楚。我媽後來說，高曉兵太貪了，什麼都想要，什麼都不放棄，這樣不行，這個社會不允許，法律也不允許。
到了泉州，我沒有去見趙麗晶，高曉兵把我安排到酒店住下。大年三十的時候，我打車回了廈門。臨走的時候，我對高曉兵說，既然事情已經挑明瞭，你看著辦吧。大年初三的時候，高曉兵來找我，說大年三十晚上他在家裡鬧了一場，他媽媽又哭又鬧又要上吊，問我怎麼辦？我說，不是我逼著你怎麼辦，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
這件事情就這樣不歡而散。我也沒有敢跟家人說，因為我爸爸比較嚴厲，直到現在出事後，爸爸才知道我那時候談戀愛了。過年後我們回了北京。剛到北京，高曉兵的媽媽就以生病要到北京治療為藉口，目的是來北京看看我們是什麼狀態。他們在北京住了幾個月就走了，高曉兵父母對我們的態度是模稜兩可的，他們基本能夠接受我，但泉州那邊的趙麗晶也不想放棄，畢竟已經有了孫子。高曉兵的父母還跟我說，我們也不想傷害你，你看高曉兵這麼喜歡你，將來你要有了孩子，也是我們郭家的孩子，也是我們半個兒媳婦……
這個期間，我跟高曉兵和他父母產生了一些矛盾。有一次高曉兵的勞力士手錶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他們就認為是我拿的，我百口莫辯，兩個人冷戰了一個月。高曉兵對我態度也變了，突然出現的不信任，對我傷害特別大。
這是1999年，我22歲。到了下半年我離開了北大，跟高曉兵生活在一起。這時候我產生了出國讀書的念頭。我出國兩個目的，一個是學習，提高自己的水平；二是逃避感情，互相給對方一個思考的空間。我的父母都出過國，尤其是母親，常年定居國外，他們也希望我能夠出去讀書，高曉兵也很支持。
2000年4月，我去了瑞士讀書。本來以為這樣我們兩個人可以冷靜一下，但實際上根本冷靜不了。他的電話無時無刻就會來，有時候上課都會打來。我們的學習是邊工作邊學習，就住在學習的酒店。晚上我把手機關掉，他能從酒店的6層挨個房間一直打電話，直到找到我。他腦子特別靈，有時候找我同事，我同事不願意叫我，他就騙我們同事說他來瑞士了，讓我同事滿樓裡找我接電話。
我到瑞士的第一個月，他的手機費就花了3萬多。我們的學習是3個月一個學期，一到學期結束的時候，高曉兵就打電話給我說，你快回來吧，我想你想得不行。就這樣，一到放假，我的同學都到周圍的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去旅遊，我就回國跟他團聚。我們同學都說我坐飛機就象打的一樣。
當時我們兩個人雖然有點矛盾，但我們分開後還是互相想念，每次團聚都有種小別勝新婚的感覺。
慢慢的，高曉兵變了，我們開始有了分歧。每次回國，我都發現高曉兵的變化越來越大，越來越物化，大概是生意上的壓力大的原因。開始他跟別人合股做汽車零部件的進出口貿易，後來貿易不好做，趕上房地產熱，他就改行做房地產。跟高曉兵合作的那個香港老闆對高曉兵的影響很大，那個人每次來北京都會換女朋友，都是大學生、研究生。那個人在南方有3個老婆，廣州一個、深圳一個、香港一個，還有5個孩子。我不喜歡高曉兵跟這樣的人在一起，但我又無法勸阻他。為了應酬，高曉兵天天在KTV包間裡鶯歌燕舞。有一次我從國外回來，去找他，正好他跟客戶在KTV包房裡，他還把手放在人家小姐的腿上。我特別生氣，把手上的包一下砸在他身上，在那裡大鬧一場。
高曉兵是一個敢做敢為的人，他很有性格，也很要面子，這是我喜歡他的一個主要原因。那一次，他覺得我很不給他面子，把他的客戶給得罪了，往回走的時候，他非常生氣，我們一路吵鬧著回家，快到家的時候，他氣急了，從地上拿起一塊磚頭，照我腦袋打過來，把我打得頭破血流，去醫院縫了3針。但我想，一個巴掌拍不響，我也有不對的地方，加上他後來又道歉，我就原諒了他。
我們在價值觀上也有了分歧。我剛認識的時候的高曉兵是個好學上進的年輕人，而現在他完全變成了商人。我很痛苦，有時候我問自己，我是愛現在的他還是以前的他？他現在已經變了，我很難接受這個現實，但我必須接受這個現實。
給他妻子下毒，又親手殺了他，我用尖刀結束了我們的恩恩怨怨。
我又要回瑞士了，去機場送我的時候，高曉兵告訴我，在我出國期間，他在現代城買了一套房子，是用趙麗晶的名字買的。高曉兵解釋說他是香港身份，現代城的房子是內銷房，不能買，只能用他妻子的身份證買。我非常生氣，但高曉兵說，用趙麗晶的名字買房，我們都不會吃虧，因為將來離婚，家產也是一人一半。高曉兵還告訴我說，我回瑞士後，趙麗晶就要帶孩子來北京，是高曉兵的父母提出來的。我一聽就明白了，他們是要鞏固夫妻感情。我問高曉兵是什麼態度，但高曉兵既想跟趙麗晶分手，又有兒子和父母，夾在我和趙麗晶之間很為難。
我想，高曉兵那麼熱情地把我從瑞士接回來，兩個人在一起，多麼恩愛，但我轉身一走，他又要把老婆孩子接回來，我無法接受這個現實。
就在首都機場，我臨時決定去泉州，我想去跟趙麗晶談談，讓他們分手或者想辦法讓趙麗晶來不了北京。我把去瑞士的機票換成3天以後的，買了一張機票去了泉州。我正不知道用怎樣的手段讓趙麗晶來不了北京，恰好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小孩喝了水銀肚子痛，就買了10支體溫計砸碎，找了個小瓶裝了水銀，想給趙麗晶喝下去。我想起高曉兵曾經提起過給趙麗晶辦理移居香港的事情，就給趙麗晶打電話，告訴她我是辦理香港移居的人員，約她面談，趙麗晶答應了。
我們見面後，趙麗晶問了我辦理去香港的情況。我說移居香港要作身體測驗，就給她一張避孕試紙，讓她含在嘴裡，接著我就讓她喝了水銀。見她喝完水銀之後，我很害怕，匆匆找了個藉口離開了，趕忙回了北京。我讓趙麗晶喝水銀的事情，高曉兵當天就知道了。而我趕忙回了瑞士。
在瑞士我一直忐忑不安。但事情已經出了，後悔也沒有辦法。好在後來趙麗晶經過多方治療後痊癒了，沒有留下後遺症。
經過這些事情，高曉兵也開始疏遠我，我對我們感情的事也心灰意懶，打算跟他分手。這個期間，已經移居到加拿大的媽媽也打算讓我到加拿大唸書。
2001年4月，我從瑞士回國辦理去加拿大留學的簽證。從國外回來，我的心氣也高了，加上價值觀不一樣，我媽媽也強烈地要我跟高曉兵分手。去加拿大學習，一是投奔母親，二是學習，三是逃避感情。雖然高曉兵因為我給趙麗晶下毒的事情疏遠了我，但我們仍然交往，他也經常幫我去跑著辦簽證。那時候我和高曉兵的關係已經心照不宣。以前我是跟高曉兵同居在一起，現在他在現代城的房子，連鑰匙都沒有給我。在等待簽證的期間，我在外面租了個房子居住。
2001年6月27日晚上12點之前。我從我的住處打車到了現代城，從車庫坐電梯到了高曉兵家門口等他。因為生意上忙，他經常晚上12點才回家，我就趕在這個時候去找他。12點左右的時候，高曉兵回來，一見我就問，你怎麼又來了？我說，我想見你，有事情跟你說。他說，明天早上我還有事情要早起，你回去吧。我沒有走，他把門打開，我們就進了門。
進門後，我們兩個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我問了他一些最近的工作情況，他沒怎麼理我，然後就進了衛生間。我聽見他在衛生間打電話，好象是給一個女孩打的。我很生氣，關掉電視，就脫了衣服上床等著他。他進臥室後，我跟他說我有了男朋友和一些氣他的話。他很生氣，一下子過來把我摁在床上，瘋狂地跟我做愛。
完事後，高曉兵睡著了，但我翻來覆去睡不著，一直在考慮我跟他這些年來發生的一切。想起剛才他打的那個電話，我想看看他是給誰打的，就拿了他的手機和電話本對照著看。大概是聽到手機按鍵的聲音，他醒來後看我查他的手機，非常生氣，邊搶奪電話本，邊打我，一邊打一邊罵我說，就不該讓你進來，上次就該打死你……
追打我的時候，高曉兵跑儲物櫃去掏東西，我知道里面有把錘子，就往外跑。他拿了一把刀子追了過來。我把電話本甩給他，把手中的衣服和包扔到他臉上，趁這個時候，我衝過去按住他手上的刀，只聽他“啊”了一聲，可能是刀子碰到他身體什麼部位了。這時候我已經抓住刀柄，在搶奪中，我一使勁就把刀子捅到他肚子裡。我立刻把刀拔出來，我們都愣住了，對視了幾秒鐘，他突然把我推向大門口，大喊，救命啊，有人殺人啦。
我在跟他的搶奪中，又把刀刺向了他的脖子和胸部，總共有十幾刀。最後我們都沒有力氣了，我和他面對面坐在地上，他說，你走吧，我恨死你了。我說我要帶你一起走。然後我把他抱到洗手間，把房間裡的血跡打掃乾淨，把帶有血跡和床單和窗簾放到洗衣機裡洗了。
我找了個垃圾袋把刀子和擦拭血跡用的手紙和毛巾裝好，下樓開著高曉兵的奧迪車，到附近的一個小區裡扔掉。然後我打車回我租住的地方拿了一個大箱子，又返回現代城。我把他用垃圾袋把上半身套起來，把他放進箱子裡。因為箱子小，放不下他。我就下樓去附近的藍島大廈買一個更大的箱子。等我回去，還沒推開樓道的門，就聽見保姆李大嫂在報警。我想可能是她發現了高曉兵，就趕緊離開了現場。
我到高曉兵的奧迪車裡哭了一會兒，接著回到我租住的地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然後去一家醫院去治療手上的傷。
幾天後，我在亞運村一個地方租了房子住了下來。我當時不知道高曉兵是死是活。這個期間我還一直在上課，加強英語學習，準備去加拿大讀書。我一直想打聽高曉兵的情況，但我不敢，怕他的弟弟來報復我。我想，只要高曉兵活著，就不會報警，因為他愛我。直到2001年10月8日，我去加拿大大使館辦理簽證，被警方抓獲。
之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講了……
在採訪之前，楊暘曾強烈地拒絕採訪，她說，這是她的人權。在記者出門接電話的時候，她小心地問法警，她不接受採訪會不會影響她的判決。看來，她對自己的將來還充滿了生的希望。後來經過記者接近半個小時的勸說，她終於答應接受採訪。整個採訪過程，楊暘一直表現得非常輕鬆，包括講述她下毒和殺人的經過。筆者最後問，作為一個女性，在你有條不紊地實施犯罪的過程中，你有沒有覺得你所做的一切已經超越了一般女性的那種理性和邏輯性？楊暘說，我從小就這樣，決定了的事情就一定去做，沒有人可以阻止。
採訪結束的時候，我提出給楊暘拍幾張照片。她象開始拒絕採訪一樣拒絕拍照。當然，楊暘最後還是配合記者拍了照片，甚至在拍照的時候還擺了一些鏡頭感很強的動作，並且讓記者儘量把她拍得好看些。
在記者拍照的時候，楊暘突然對記者說，你問了那麼多，為什麼不問問我現在是怎麼想的。我說你說吧，楊暘看了看法官，說了如下的話：既然我做了這個事情，就會勇敢地去承擔。我跟高曉兵的關係不知道法律上怎麼界定，我認為是實質的婚姻關係。我不應該對高曉兵下毒手。發生這個結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是我不懂法，二是性格比較倔強，處理事情比較容易偏執。如果當時冷靜一點處理這個事情，去自首或者儘快去救護，他也不會死。在感情方面，我想徹底忘記高曉兵，忘記我們之間的相互傷害，忘記我為他付出的這麼多。現在我特別痛苦，特別不值得，他也不值得……《解密中國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