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挾書律"是秦始皇在進行焚書時實行的一項法令:"敢有挾書者族"，即對收藏違禁書籍的人處以滅族的酷刑。"挾書律"和"焚書令"，都與欣賞和實踐法家專制思想有關。西漢王朝初期，制度基本上是繼承秦朝，實行自秦以來的“挾書律”苛法。
漢惠帝劉盈
漢惠帝劉盈（公元前210年-公元前188年9月26年），漢高祖劉邦與呂后之子，西漢第二位皇帝。劉盈即位後實施仁政，政治清明，與民生息的政策。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下令“除挾書律”：“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挾是藏的意思，“除挾書律”廢除私家藏書的禁令，允許民間自由藏書，給“吏民”以方便與自由。這件事，與“皇帝冠，赦天下”在同一天施行，足見其隆重。“除挾書律”是漢代一項極為重要的書籍政策，在中國古代書籍史與文化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廢除“挾書律”的直接原因
秦始皇焚書
頒佈“挾書律”，正是秦始皇推行最落後保守文化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
據《漢書·惠帝紀》師古注引張晏日：“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秦始皇焚書之外，允許保留的只有兩種書：一是“博士官所職”之書，一是“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前者為官書，官書本在官府，不在民間;後者為科技類書，流通範圍僅限於少量專業人員。而焚書令又規定“以吏為師”，實則就是取消私學。戰國以來蓬勃興起的私學，是民間書籍流通的重要渠道。由於當時書肆尚未誕生，秦始皇取消私學就等於取締了民間書籍流通的渠道。結果就如西漢劉歆所說，惠帝之前，“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秦代的“挾書律”再加“焚書坑儒”，民間即使有書也不敢公諸於世。因此，惠帝四年的“除挾書律”，首先是對秦法“挾書律”的廢止。
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上看，“除挾書律”最深遠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打破了自西周以後延續了約九百多年的官書壟斷傳統。
西周以後書籍典藏和流通方面的基本特徵，就是官書壟斷。其歷史根源則是以西周為代表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內容特徵，主要是君權至上與日趨世俗化;史官文化的社會特徵，就是官方全面壟斷文化。
二、孔子辦學衝擊官書壟斷
孔子講學圖
自春秋後期的孔子開始，社會上出現了辦私學的浪潮;隨著私學而出現的諸子著作，成為對官書壟斷的最大沖擊力量。從歷史發展看，到戰國時期，鐵桶般的宮書壟斷終於出現了冰山一角。首先，孔子辦學大獲成功以後，民間就逐漸有書了。
大漢王朝建立之後，十分重視文化建設。首先在未央宮內建築了三座藏書閣，即“石渠閣”、“天祿閣”和“麒麟閣”，從此確立了我國藏書史上的皇家藏書制度，習慣上稱稱之為“官藏”。為了防火防潮，漢代把藏書室用石頭砌為“石室”，把書櫃用銅皮包為“金匱”，這就是史書上所說的“石室金匱”，併為後世所沿用。
漢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寫書之官’：就是負責抄寫和製作書籍的官員，可見漢朝廷藏書也是通過自己抄寫複製獲得的。藏書者自己抄寫複製，古代稱“撰寫”。不論官府還是士大夫，都主要通過撰寫的方式獲得書籍。西漢至東漢間的樑子初和楊子林，兩人共寫書多達萬卷，他倆大概是漢代寫書最多之人。撰寫書籍，可以自己動手，也可以僱人代勞。代人抄書，稱傭書。班固之弟班超，就在東漢初年做過代人抄書的傭書者。
由於西漢中央政府廣開獻書之路，秦代私人秘籍重新面世，國家藏書不斷增加，到漢武帝時又在宮內增闢“延閣”、“廣內”等殿閣專供藏書，宮外則有太常、太史、太學三處官署藏書。漢哀帝時，皇家藏書已達3.3萬餘卷。
三、西漢開啟公眾傳播時代
在“除挾書律”後的一百來年間，書籍事業領域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書籍真正步入了一個面向公眾傳播的新時代。其重要標誌是：先秦時期韻官書可以在公眾間自由流通。
西漢中央政府在全國“大收篇籍”，大獲成功。西漢初年的漢文帝就從戰國時魏國姓竇的老樂工那裡得到了其中的一章。後來，河間獻王劉德又從民間訪得了該書六篇中的五篇。這說明《周官》在戰國年閭已經流到了民間。在私家藏書方面，淮南王劉安與河間王劉德成為中國第一批藏書家，其中劉德的私家藏書數量甚至與當時朝廷差不多。
淮南王劉安
喜歡藏書亦擅長創作的淮南王劉安（公元前179-公元前122年），是高祖劉邦之孫。劉安此時十六歲左右，喜歡讀書，擅長彈琴。他以王者之尊招致文人、方士達幾千人，作了《內書》21篇，許多篇《外書》。《中篇》八卷則專談黃老神仙之術，篇幅竟至20多萬字。後世稱為《淮南鴻烈》或《淮南子》。可惜，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十一月，劉安因謀反與弟弟衡山王劉賜一起被誅，受牽連同時受誅者達幾萬人之多。劉安的著述多有散佚，傳到今天的只有《淮南鴻烈》21篇。這是一部體大思精的哲學著作。它融各派思想為一體，與秦代的《呂氏春秋》一樣，被列為“雜家”。
司馬遷寫出了我國第一部面向公眾的經典之作——《史記》。司馬遷是漢武帝時太史令，其祖先是周王室的史官，世奉史職。司馬遷的願望就是要將《史記》“傳之其人”，公開面世。遺憾的是，司馬遷在世時《史記》沒能公之於世，但他死後不久，他的外甥楊惲就實現了他的願望。《漢書·司馬遷傳》：“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史記》約完稿於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公諸於世是在漢宣帝初年，距完禱約數十年。
可以說，西漢“除挾書律”決不僅僅是廢除了秦代的一條法律條文，而是正式廢止了一項延續九個世紀的社會文化傳統。
東漢皇帝崇儒尚文，也重視圖書的收藏和利用。當時的圖書一般都藏在“東觀”、“蘭臺”、“仁壽隔”、“宣明殿”和太學等處。為此，漢桓帝時特設“秘書監”一職，專管收藏藝文圖書，這便是我國曆史上最早設立的專職國家圖書館館長，以後歷代相沿此職。藏書不易，皆因編撰的紙張及其潰泛，直到東漢中葉造紙術發明推廣後，書籍的傳抄才變得比較方便，私藏才可能起步發展，如漢末蔡邕才能夠家藏萬卷。
東漢末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又因戰亂頻繁，皇家藏書屢遭厄運，往往一遭戰亂或是政權的更迭，這些文化瑰寶便被焚搶一空。梁武帝就曾在宮中藏有大批圖書，遭“侯景之亂”，全部被焚燬。他的兒子梁元帝平定叛亂後，積得各種圖書14萬餘卷，但他在被西魏軍隊俘虜之前，竟下令把所有藏書付之一炬。事後問他為何焚書？他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總之，自漢惠帝以來，有目共睹的兩漢政權大力發展文化事業，也為中華民族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歷史典籍。從而使我們跨越數千年仍能看到璀璨奪目的中華民族史。
文/大國海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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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國製度史》呂思勉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11.文中插圖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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