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華裔Helen Ouyang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Irvin醫療中心的一位急診室醫生，處於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線。3月初，熱愛寫作的她開始記錄意大利同行們通過郵件和電話告訴她的疫情故事，卻沒想到在短短兩週後，新冠肺炎疫情就席捲紐約，她筆下遙遠的“故事”居然變成了“記錄”親身經歷。
圖源：推特
在重災區紐約的急診室裡，Helen目睹了一個接一個的病人死亡，也目睹了同事們因壓力、焦慮，恐懼而臨近崩潰。以下為日記實錄。
◢ 三月 | 第一週
3月1日紐約市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
“我們在扮演上帝，優先考慮那些生存機會最高的人”
3月2日，我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讀到這篇新聞：紐約市首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接受了住院治療。儘管我身在7000英里之外（另一起疾病暴發點），但作為城市裡的一名急診科醫生，我已經開始擔心自己兩天後回到紐約工作時將會面臨的問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急診室也會被淹沒，房間裡的患者會翻倍，監視器和床會供不應求。醫生和護士會持續在其極限範圍內進行多任務處理。我們稱之為“損害控制”。
為直接瞭解現況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從現在開始的幾天裡，我與一個名叫意大利重症監護的臨床流行病學家Guido Bertolini（吉多·貝託利尼）保持聯繫。他表示，當他看見同事發出的令人沮喪的消息，要求他加入意大利北部倫巴第的新冠病毒危機部門時，他看到了一些附有數據的文件。當打開文件時，他簡直不敢相信這些數字。
第二天，他與米蘭的一名急診室醫生一起開車去了倫巴第的洛迪市。他目睹了一切，並感到恐懼。他說：“每個角落都擠滿了病人。”他說：“我們無法言語。”他知道醫院已經超過了其最大承受能力。
貝託利尼醫生說：“在我的職位上，我可以看到整個情況。那是戲劇性的。”他解釋道，倫巴第是意大利最富有的地區之一，那裡“資源幾乎沒有限制”。然而，該地區所有的加護病房床位只能收納一半確診的重症患者。他知道醫生很快就要決定患者的生死。
貝託利尼開始通過聯繫生物倫理學家和I.C.U.醫生。其中包括現年45歲的加護病房醫生，皮埃蒙特省都靈的都靈博士，也是意大利強化主義者學會生物倫理學小組主席Marco Vergano（馬可·韋爾加諾）。那天晚上，他開始起草文件。第一版包括嚴格的標準。如果患者的年齡超過80歲，或一個器官功能不正常，或者痴呆症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那麼此位患者就不太可能在加護病房中找到呼吸管或床位。韋爾加諾醫生描述這種做法為“輕功利主義”。
此後不久，該小組決定刪除特定的臨界值，以便醫院可以根據每小時變化的情況調整其響應。他們希望醫生具有靈活性，但要使用這些原則來指導和證明他們的決策。
不過，該文件的基本目標是：優先考慮那些生存機會最高的人（年輕人和健康人）。他們強烈建議不要在先到先得的傳統基礎上分配寶貴的資源，如呼吸機和病床，這將減少醫院可以挽救的生命。
該文件發佈後，該組織及其建議遭到了迅速而強烈的譴責。韋爾加諾醫生說：“您無法想象我們要在多大程度上面對嚴厲的批評。” “從同事到記者再到生物倫理學家，這些天我們都處於停火狀態，”貝託利尼補充道。“他們說我們在扮演上帝。”
他注意到，批評他們的聲音大多來自還沒有像倫巴第一樣被疫情席捲的地區。“他們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貝托里尼醫生說，“除非你身處其中，否則你不可能理解我們所經歷的事情。”人們似乎很難把握未來事件的發展方式，無論是那些明天身處於鄰市的，還是幾周後穿越大西洋的人們。
回到紐約的我，已經在急診室值過幾次班了。雖然上面已經更新了對檢測新冠肺炎的標準（病人現在不需要有近期旅行史也可以獲得檢測資格了），但醫院好像還沒有特別大的變化，一切都像我離開前一樣忙碌而正常。
◢ 三月 | 第二週
3月8日紐約市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4
“這個病毒像風一樣自由，它想吹哪裡就吹哪裡，它想幹嘛就幹嘛。”
在紐約，我們開始用Zoom軟件召開關於新冠肺炎的視頻例會。參會的人對我們有多少檢測盒、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這類話題討論熱烈，卻似乎沒多少人關心意大利正在發生的事情。
意大利貝加莫市坐落於美麗的阿爾卑斯山腳下，距離米蘭25英里左右。雖然周圍省份約有100萬人口，但貝加莫市本身是一個擁有12萬人口的小城市。旅遊手冊裡，少不了關於城市地貌的描述——貝加莫有一半被高牆圍住，聳立於半山，居民要靠徒步或乘坐登山索道下山。市內建築都是中世紀風格，莊嚴而美麗。貝加莫市所處地區不僅是著名的聖沛黎洛氣泡水和F1賽車專用剎車的產地，還是個繁忙的交通樞紐，光是機場每年的吞吐量就超過1200萬人次。醫生們告訴我貝爾加莫省是意大利這次疫情的重災區。
有著900張病床的Papa Giovanni XXIII醫院是當地規模最大的醫院之一，擁有先進的醫療設備和完善的醫護體系。在這次疫情中，它也收治了最多的確診新冠肺炎的患者。
Andrea Duca（安傑亞·杜卡）是Papa Giovanni XXIII醫院的急診科醫生，從出現第一名確診病人開始，他已經連續幾周在醫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起初，這些病人的症狀只是喉嚨疼和輕微咳嗽，但在短短几天內，他們的症狀就迅速惡化。有些病人看上去完全沒事，卻有著嚴重肺感染和極低的血氧飽和度。有些病人完全沒有呼吸道感染的病症，只是不停拉肚子，讓醫生很難做出準確的診斷。感染同一個病毒的每個病人都有不一樣的臨床症狀，這是杜卡醫生和他的同事們從未遇見過的情況。
與杜卡醫生共事的麻醉科醫生Pietro Brambillasca（皮耶多·布蘭比拉斯卡）在電話裡是這樣給我描述的：“這個病毒像風一樣自由，它想吹哪裡就吹哪裡，它想幹嘛就幹嘛。”一個個病人被安排上病床，一臺臺呼吸機被徵用……一轉眼，病人越來越多，醫療物資就不夠用了。
醫生不夠了尚可緊急招聘，或是讓每個醫生比平常照看更多的病人，但醫療物資沒了就是沒了，怎麼辦呢？呼吸機是稀有資源，該分配給哪幾個病人？那些被認為“太老了”或者“病情太嚴重了”的病人要麼上不了呼吸機，要麼已經上了呼吸機卻要被中途拿走，給“更有可能活下來”的病人使用。
杜卡醫生清楚記得他不得不做出這種“計算”的第一位病人——那位68歲，做過肺部移植手術的男士。當時，他的血氧飽和度降低了，並且開始出現呼吸急促的症狀。“我知道他快不行了。”杜卡醫生說。但當時ICU病房的床位上，早就躺滿了比他更年輕、更健康，更有可能痊癒的病人。杜卡醫生不得不做出了艱難的決定，不給這位病人上呼吸管，將呼吸機留給更有可能活下來的病人。
照醫院規定來說，為防止交叉感染的發生，家人是不能來醫院探望病人的。但杜卡醫生特地向上級申請讓這名病人的妻子和女兒來醫院看他，哪怕就幾分鐘也好。“他的妻子進來病房的時候，我看到了他臉上的表情。”杜卡醫生回憶道：“有那麼一瞬間，我看見他笑了，他的笑容非常好看。但緊接著，我看見他將視線轉向了我。想必他是意識到了，如果只有他的親人來看他，別的病人卻沒有，那說明事情就糟糕了。”那位病人呼吸越來越急促，醫生為他注射了減少痛苦的嗎啡。12小時後，他離開了人世。
“今天的幸運兒是誰？” 布蘭比拉斯卡醫生這樣問道。他的專業是醫治剛做過器官移植手術的重病孩童，但在疫情期間，他一直在急救室和重症監護室值班。有天早上我沒排班，與他通了電話，他聽起來非常沮喪。
布蘭比拉斯卡醫生說，有天他有兩個鄰床的病人同時需要上呼吸機。第一個病人是一名65歲的男性，他已經使用呼吸機10天了。他有心臟問題，病情一直沒有好轉。他隔壁床的病人與他同齡，沒有其他健康問題，但他的呼吸正在逐漸變得又急又淺。布蘭比拉斯卡醫生用了兩分鐘思考，決定將第一名病人的呼吸機撤下，給他隔壁床的病人用。“如果你想做的是成功救活更多的人，這是你必須要做的。” 布蘭比拉斯卡醫生說道，“但如果我要一直做這種選擇，那我寧願去賣雪糕也不要做醫生了。”
我不禁想到，我是不是很快也會有這種想法了？我們的醫院已經開始收治確診病人了，但完全沒有意大利醫生們描述得那麼誇張。他們提醒我，現在的意大利就是兩週後的紐約，現在的他們就是兩週後的我。他們說得對嗎？我們的情況真的會在短短兩週內惡化嗎？（紐約時報）
系列連載，未完待續...
【編譯】呂虹 鄒非序
【作者】 呂虹
【來源】 觀天下南方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