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贤礼
四十年前的一九七八,给我们这一辈人留下了太多的记忆。祖国科学的春天的到来，禁锢思想的樊篱的冲破，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昭示着一九七八，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辉煌年代，祖国这艘巨轮从这里扬帆起航，改革开放，大潮涌起。这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民族的记忆！
一九七八，给了我个人太深的记忆，七月十七，十八日的中专考试，使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天气似乎比往年的七月更加酷热，我们正在遂川中学考场上参加中专考试。整个考室就是一个热气腾腾的蒸笼。手中的毛巾汗湿漉漉，第二堂数学考试，最后两道数学难题做不出来，让我紧张得汗流夹背。监考老师热乎乎地摇着蒲扇，走过来，晃过去。我心烦意乱，思索了很久，题意都还没弄清椘，结束铃就响了，只好交白题啦！
最后那堂理化合卷的考试，我考得最糟糕，初中高中没学好，理化知识很薄弱，复习之前，连氯化钠的分子式都写不准确了，考试了，试卷上几个分值很高的题目却无从下笔，估计及格都成问题。第一堂的政治考得较好，时事政治的内容居多，复习时着重围绕“抓纲治国”、“新时期的总任务”、“四个现代化”等主题深入复习过。第三堂的语文考试较轻松，基础题也不难，作文题《在学习新时期总任务的热潮中》，复习时也拟过这方面命题的作文提纲，写起来如行云流水，自然通畅，写的是廖坊小学在学习总任务的热潮中的先进事迹，还用了三个小标题：学习总任务，宣传总任务，贯彻总任务。这文章自我感觉写得很不错。两天的考试，在炎热和紧张的气氛中结束了。接下来是耐心的等待，希望渺茫的等待是难挨的，一日如三秋嗬！
图片来自网络
我是一九七五年夏天读完高中的，毕业后怀着“滚一身泥巴，洒一身汗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的豪迈之情，当了回乡知青，在山穷水瘦的故乡“修理地球”。七五年九月，通过公社的统一考试，我被招为民办教师，在本大队廖坊小学当“孩子王”。每月国家拨给十四元工资，其余由大队向各小队统筹，年终发给一个正劳力的平均工分值。虽然待遇很低，比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好得多。本大队的几位高中同学对我既羡慕又有点妒嫉。我对上级组织的关怀也心存感激，决心努力工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尽心尽责培养好革命事业接班人。由于工作努力，表现好，七五年十二月，经大队党支部的推荐，公社团委批准我担任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工作多了，担子重了，自已认为这是锻炼的机会，青年人应该不怕苦，不怕累，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自已也总是满腔热情去工作。七六年五四青年节，大队团支部被评为西溪公社先进团支部。
遂川县大汾中学高二（1）班全体同学毕业留影 1975/6/27
七六年八月，大中专招生的推荐工作开始了，本大队的廖命生与我是小学的同学，小学毕业后去读“共大”，半年后一辍学在家，后来当生产队长，一年后当大队会计，这年被推荐录取在井冈山师范遂川分校读书，两年后，他将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公办教师，成了“国家的人”。他的“运气”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当时的政策，知青在农村要干满两年后，才有被推荐的资格。我要好好地再干一年，又是大队干部和民办教师，起码是高中毕业，很有资格被推荐到大中专学校去读书。当时，这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征。当年，能推荐上大学是思想好的表现，是知识青年应有的理想和追求，当然，靠拉关系，走后门，投机取巧却另当别论了。那年代,想跳出“农门”,追求上进,是没有错，是无可非议的,人心从高水从低吗,那时，青年人连作梦都想找工作。那年代，人们对“劳动”和“工作”有相当朴素而又简单现实的认识：“搞劳动”就是种田干活当农民，是最没出息的，“搞工作”就是当工人当干部，拿国家工资，是最让人羡慕的。村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单身汉，被大队抽调去吉安造井岡山大桥，到天远的地方去当苦力，谁也不愿去。大桥竣工后，这些劳工都分配了工作,我大队那位单身汉被分配在安福某煤矿当采煤工人，竟成了“国家的人”，他的“运气”让那些当年不愿去造桥的后生们后悔极了！后来单身汉还娶回了漂亮的老婆，每次休假回家，穿着皮鞋，戴着手表，真让人羡慕极了。
到了七七年九月，大中专招生的推荐工作还没点动静，招生要通过严格的文化考试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直到十月十二日，恢复高考的官方消息才正式公布，一声春雷响遍神州大地，尘封了十一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重新开启，千百万知识青年欢欣鼓舞，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特别是“老三届”们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报考条件十分宽松，婚否不限，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甚至三十开外。共和国没有忘记我们，更没有忘记“老三届”他们，只不过是迟到的春天罢了。
学生证上的照片
我们在初中高中都没有较系统较完整地学过数理化知识，初中学的是什么《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高中虽有数理化课本，但上课很不正常，读报刊，学政治，走出校外去学工学农，请老农进校讲乡村农事，加上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评《水浒》，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在“教育要革命”的形势下，根本没好好学科学文化知识。如今要恢复高考了，我们都慌了神，紧张了，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了，最要命的是没有复习资料和课本，再是在乡下自已不懂的，当地就没人可问了。我去过本村廖惠栋老师家里找过资料，他是读大学期间参加抗美援朝的，回囯后分配在山东平度县一所中学当教导主任，五七年错划为右派，遣回家乡劳动改造，书本资料早被“运动”完了。问他数学难题，也解决不了。也是的，二十年的劳动改造，那些知识早被化为汗水洒在了家乡的山岗田野里了。在公社当电影放映员的高中同学廖名爱告诉我，县城某中学有老师在翻印数理化复习资料，我让他给我买了一套，二十元，拿回来的是一捆杂乱的油印散页，还要自已动手分科按页码整理后装订成册，但质量差，赶工赶时以赚钱为目的的油印资料，模糊不清，错处连连，内容也偏深，对复习起不了什么作用。后来，在西溪中学听过两天复习课，讲课的是县文教局组织的一批老师，他们分组分片下去，一个公社两三天，复习虽是提纲挈领，由于时间关糸，缺乏细节和例证，但还是有点作用。后来，一个在中学当老师的远房亲戚，帮我找到几本书。那时，我和廖名爱经常在一起，他白天复习，晚上放电影;我白天教书，晚上复习，难隔三两天，我们总会抽空在一起，探讨难题，互相交流，互换资料。紧张的一个多月的复习就结束了，高考来临了！
毕业留影 1975年6月
七七年的十二月三日，我们走进了考场，虽然是严冬，但都说那是“暖冬”，那恢复高考的一片阳光温暖着我们。我报考的是文科，政治考得还可以，题目全做完了。数学难度大，几个大题做不出，只好套句电影里的台词来自我解嘲：“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对手太狡猾了”！史地合卷这两门也不太容易做，语文倒容易些，总共两题，一是直译古文《自相矛盾》2O分，一是作文《难忘的时刻》8O分，略一思索：去年毛主席逝世那一刻是最难忘的，不就是廖坊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在操场上集体收听广播的那天的事吗？九月十八日，也是我母亲的生日，我记得清楚，于是叙事抒情，洋洋洒洒六七百字，颂扬功德，寄托哀思，写得如泣如诉，写完后，自已觉得很满意。走出考场，听见议论后，我吓懵了：“……九月九日逝世”，……“九月十八日追悼会”，完了！日期记反了，说是“最难忘”，怎就记错呢？忘了呢？这样混淆日子，忘记了“最难忘”的事，文章能给分吗？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残酷的现实让我伤心了，我恨我自已。
恢复高考第一年，西溪公社百十号考生参加考试，无一人中榜，大专一个“光头”，中专“光头”一个。奖连知青队高夏生，考取在江西医学院，他属于县城下放的知青，非属本土。
轰轰烈烈的七七高考，在西溪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落下了帷幕。
偶然听到大汾的高中同学黎抒材和草林的同学黄少峰、黄少荷兄妹七七年报考中专，三人都录取在井冈山师范遂川分校，他们给了我促动和启发，有些后悔当初自已报考大专那自不量力的选择。
转眼到了七八年暮春，我和廖名爱在一起商讨七八年的报考打算。他说要背水一战，再考大专，他将辞去放映员的工作，到他伯父的工作单位--大汾供销社住下来复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数理化”。大汾有高中班，有难题可直接请教高中老师。我很佩服他的胆识和精明。我也跟他说出了我心里的纠结：要考大专，必须“脱产”复习，才有较大的把握。但是，“民师”的微薄收入对我那个贫病交加的大家庭来说，还真是特别需要，如放弃“民师”工作去复习，又没考上的话，那将是“饭甑脱底两头空”，不敢冒这个险，再过一年就超龄了，因此，七八年必须从实际出发，稳抓稳打，以“考取”为目的，以跳出“农门”为目标，决意报考中专，题目较容易，把握较大，要知道“过了这村就没那个店”啦！他说我相当现实。
目标已定，虽没有破釜沉舟，那复习也必须分秒珍惜。在那古庙改成的小学里，白天粉笔课本教书匠，晚上青灯黄卷苦行僧。煤油灯下熬红了眼睛，熏黒了鼻孔，经常复习到凌晨一二点，有时还通宵达旦。复习任务未完成，眯糊着眼晴想睡觉时，耳边又会响起“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问窗前吟”的诗句，偶尔还会以“......黄金屋，......颜如玉”来激励自已。
七八年七月十七、十八日为全省中专考试时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为全国高考时间。全公社报考中专的有四十多人，由公社文教干事张光仕带队，西溪中学会计黄谦慈为联络员。七月十六日，考生在公社集中，公社的两辆拖拉机，先把考生交来的两三百斤大米，近两千斤柴片和考生的被单席子，炊事用具等运到县城，再返回装我们考生，别看是拖拉机，安全系数还是较高，那时极少出车祸。一路上拖拖拉拉，摇摇晃晃，晃得大家头昏脑胀，几个小时才到县城。借住的是泉江大桥南端右侧的一栋土砖楼房，门前有个大禾坪，大厅楼上安排睡男生，席子挨着席子。蒸大甑饭，煮大锅菜，睡大通舗。七月火烧天，天气热，人气热，瓦栋上的热气往下压，禾坪的热气往屋里灌，到处热浪滚滚。好在屋后是河岸，几颗大树是巨大的遮阳伞，水边有个小码头，看书复习还有个去处，只有到下半夜热气才逐渐减退，勉强可以睡觉。在这酷热的暑气中熬过了这场难忘的中专考试。
图片来源网络，当年高考的场景
九月初，我和冲下的罗治中，暖水的骆传桂，黄源知青队的廖晓明四人接到了中专体检通知书，廖名爱接到大专体检通知书。
十月中旬，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录取在井岡山师范遂川分校，还附有考试成绩单：政治83，语文79，数学68，理化56，总分286分。后来才知道离中专最低录取分数线（247）高出39分。廖晓明录取在省交通学校，廖名爱录取在江西中医学院。
在那贫穷落后的乡村里，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在大中专录取率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也考出了大专.中专生，实现了零的突破。这件幸事发生在四十前，也曾轰动一时。放在今天，不值一提，即使考个重点，一本，在乡村也不稀罕了。
十月二十四日，学校开始报到，我挑着棉被草席，衣物木箱等行李，步行十里小路，去西溪街上赶乘大汾至县城唯一一趟班车，谁知班车已满座，车子从身边一溜就过去了。后来，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大汾来的拖拉机，跟司机好说歹说，才乘着拖拉机下县城。别说我好象就跟拖拉机很有缘似的，其实，那时附近几个公社连四轮汽车都没有。到县城后，在遂川饭店吃了一碗九分钱的光面，稍作休息后，挑起行李，沿泉江河岸顺江而下，从老铁桥头桥孔下穿过，一直从卜村走到螺潭，十里有余，一路不断打听，最后走进了既无校门，也看不见校牌的井岡山师范遂川分校，从此要实现由民办教师到师范学生的角色换位，这里成了我求知的新起点。
报考时，我填的志愿都是省城和地市的中专学校，没成想录入这所师范学校。在学生中一打听，我的成绩占中上，很多人比我高，有六七个是三百多分的。后来传闻说是地市某领导很重视教育，很有发展眼光，对井岡山师范在各县的分校的招生工作，作了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当过民办教师和代课老师的高分考生，又服从志愿调节的，都招进本县分校;虽没填师范学校，但服从志愿调节的高分考生，也要招进本县分校。这样就保证了师范的优质生源，过几年，各县都能打造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后来教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规定富有远见。
井岡山师范遂川分校新办才两三年，地点设在瑶厦公社螺溪大队的队部旁边的河滩上，又称螺潭沙壩里，它曾经是林业局办的一个苗木基地，两栋破旧的平房是基地留下的，做了老师的办公室和宿舎，学生宿舎是借住在螺溪大队队部的旧土砖楼房里，只有四个教室是新做的火砖平房，这里环境条件都很差。本想跳出“农门”，远走高飞，可连县城都没走出去。但终究是挤过了“独木桥”的幸运儿，不管学校环境条件再差，都是一所国办的中专学校，学生一进校门就成了“国家的人”，吃商品粮，学费书费全免，生活费国家财政拨付。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按月发工资，捧上“铁饭碗”，旱涝保收。一旦成了“国家的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国家全包了。当年所追求的就是要怎样才能跳出“农门”，成为“国家的人”，大中专考试是农村知青的唯一途征。恢复高考后那些年，不少青年怀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一年又一年地补习，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考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其实，内心只有一个梦想：就是屡败屡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是高考考场上曾有过四年的“本科生”，有过六年的“留学生”，甚至还有八年抗战的“老兵”呢！
中师毕业后，我一直在中学当老师，拿了大专文凭，评了高级职称，当过校领导，干过行政，但从没离开过教学，直到前年退休。不谈贡献，不谈成绩，教龄四十年，在这平凡的岗位上，我无怨无悔，安贫乐教，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已感到很知足，虽然极平凡，极普通，极渺小。
今天的学子们，考大中专早已不是挤独木桥了，录取率已相当高了，展现在高中毕业生面前的人生之路，四通八达，考上的继续深造，毕业后早已不包分配，就业自主选择;落榜的务工，创业，个体户、“老板”、“老总”满地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大进步。
岁月荏苒，往事如烟。一九七八中专考试过去四十年了，那一年的难忘历程，却永远留在我记忆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