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特納教授指出：“文化研究的動力部分地來自對學科的挑戰，正因為這樣，它總是不願意成為學科之一。”文化研究源於並聯系文學、歷史、馬克思主義哲學、精神分析、女權主義、人種論、後現代理論等，同時又形成了批評話語的更大的開放性，從而成為一個沒有學科邊界的領域。文化研究興起的跨學科視角引發了過去建立於單一學科路徑上的文學研究範式的式微。對比較文學學科而言，文化研究使其進入了全新階段。
原文 ：《文化研究促使比較文學進入新階段》
作者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湖南科技學院特聘教授 易曉明
圖片 |網絡
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形成路徑分離
文化研究正式確立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英國，以霍加特建立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為標誌。以威廉斯的“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為代表的論題擴大了之前的文化定義，即“理想的”文化定義與“文獻式”的文化定義。
雷蒙·威廉斯
威廉斯認為，“理想的”文化定義視文化為永遠的自我完善狀態與光明的目標，是對與永恆秩序或普遍人類狀態永久關聯的價值的發現與描繪。“文獻式”的文化定義視文化為知性與想象作品的整體，文學藝術是其主要構成。威廉斯的文化定義則在上述兩種文化定義的基礎上，將文化擴大為不僅包含文本、想象作品，也包括實踐、實物、制度的整體生活方式。
文化研究在上世紀80年代影響了文學研究，使其重新回到外部研究。19世紀，成為主導話語的社會歷史批評是一種文學的外部研究，但它已被20世紀上半期的新批評、結構主義、形式主義的內部研究置換。到20世紀後半期，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生態批評等出現，興起了新一輪文化研究的外部轉向。
同為外部研究的文化研究與社會歷史批評有何異同？兩者都側重於社會，但社會歷史批評視域中的社會是緊扣階級定性與歷史進步定向的總體社會，所形成的是由階級代表的歷史方向的、宏大的社會歷史總體論的批評話語；而文化研究視角中的社會是局部視域，因所跨學科領域不同，所興起的批評話語紛繁，社會不是作為總體出現的。“文化研究的旨趣涉及文化研究自身的歷史、性別問題、民族性與民主認同問題、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族裔問題、大眾文化問題、身份政治、美學政治學、文化機構、文化政策、學科政治學、話語與文本性、重讀歷史、後現代時期的全球文化等，並認為旨趣角度難以限定文化研究未來的主題。”（L.格羅斯伯格）這體現了文化研究的眾多視域與各類話語，而且對未來形成無盡的開放性。
文化研究和社會歷史批評都具有政治視角，只是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不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框架中的整體政治性，而是轉向對複雜的社會生活的網格化呈現，傾向於研究整體生活方式中各種因素之間的關係。文化研究聚焦各個領域中的中心與邊緣、壓迫與反抗，揭示社會關係、文化關係中隱藏的權力關係。
威廉斯之後，霍爾、葛蘭西、福柯、阿爾都塞的理論代表新的文化研究階段，它們致力於社會文本與文化文本的分析，解讀社會分化的合理化、等級秩序的自然化中所包含的權力不平等。社會文本與文化文本的範圍擴大，不僅使文學文本的地位與影響受到排擠，而且使文化研究的政治性“表明了文化研究與審美化的、道德化的或形式主義的文化分析的區別”（託尼·本奈特）。文化研究與原有的立足於文學自身的審美、道德與社會教化及藝術形式的文學研究形成路徑分離。
文化研究的跨學科視域、社會文本的擴大、網格化關係本身的多樣使文化研究充滿生機與活力，快速佔據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中心地位。女性主義理論、後殖民理論、性別理論等都被帶入文學研究，威脅到文學的獨立本位價值，引發諸如文學研究審美學派的代表人物哈羅德·布魯姆的不滿。
哈羅德·布魯姆
布魯姆堅持文學是對心靈的影響，中心是自我。希利斯·米勒也看到了文學的道德價值與教化的社會性價值被衝擊。文化研究對文學研究的強力滲透既激活了文學研究，但也因忽略文學的自主，無視藝術性、人文價值等，而擠壓了文學研究。
比較文學新範式的轉換與設想
文化研究對比較文學的影響同樣不容小覷。文化研究導致比較文學進入了學科新階段，這也造成了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合。
比較文學的第一個階段是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時期。20世紀30年代，梵·第根的《比較文學》確立了比較文學是兩種國別文學關係的研究，且將比較文學定位為文學史的分支，形成一對一的、注重史料影響的研究範式，被稱為法國學派。
雷內·韋勒克
1958年，韋勒克發表《比較文學的危機》，代表美國學派興起，所形成的與文學批評、文藝理論打通的理論化的比較文學打破了之前的文學史分支定位，強調各國文學間的比較建立在文學性上，並對其進行類似性的平行研究。
文化研究興起使包括電影在內的大眾文化備受關注，過去在精英文學尺度下居於邊緣的電影躍居顯要位置。北美的大學的一些比較文學學科將電影納入比較文學。電影走的是技術市場化而非民族古老語言的道路，因而先天具有技術市場帶來的跨文化性，這也就意味著美國電影與法國電影等都具有連接世界各國的運作模式，不僅具有跨國技術合作的製作團隊與演員陣營等，還有國際市場。這樣，電影研究被納入比較文學就帶來了批評話語的更新，形成了與文化研究相通的跨文化話語。由於電影本身是文學、戲劇、攝影、音樂、美術等跨界綜合藝術，所以文化研究中的跨媒介研究也進入比較文學，從而超越了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的基礎範式。
比較文學逐步形成了文化比較的格局。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學者們就在預測比較文學的新範式。大衛·達姆羅什指出：“比較文學學科於19世紀作為語言歷史學的分支而出現，20世紀成為文學理論的交流中心，而21世紀的今天，該學科正經歷著一次重要的範式轉換。”新範式的轉換與文化研究的影響也有關，就如斯皮瓦克所說，1992年“比較文學學科已經開始尋求自我更新”，並指明“這大概是為了回應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研究的興起”。
跨文化、多元文化主義、區域與區域關係研究等都開始與比較文學關聯。斯皮瓦克認為，重新激活區域研究就意味著文學變得並不重要，因此比較文學就有了與文化研究/多元文化主義對接的要求。這意味著比較文學在尋求擴大自己的出路。而這些新的開放視域都與文化研究有所重合。
除跨文化視域之外，文化研究中的媒介研究也進入比較文學的視野。美國學者蘇源熙明確提到：“有人認為比較文學的未來……，學科最綜合的名稱將是‘媒體’比較。”這就意味著跨媒介研究也進入了比較文學的視野。
文化研究更新了比較文學的路徑與方法
比較文學這些新範式的轉換與設想是文化研究影響的結果，甚至形成兩者的交合。兩者的交合不僅體現在文化研究的對象與視域進入了比較文學，還體現在文化研究的方法與路徑也進入了比較文學。
就最早的比較文學而言，無論是英國波斯奈特《比較文學》一書確立的友愛思想，還是法國的影響研究或美國的平行研究確立的影響與類同，它們確立的都是各民族間文化關係的和諧框架，也就是友愛政治的框架，從不涉及反抗與鬥爭話語。
然而，文化研究具有邊緣與中心對抗的審視路徑和話語結構，它致力於對反抗的揭示。這與比較文學既有的民族間文學文化的和諧框架對立。但文化研究的邊緣與中心的博弈視角已經進入比較文學研究，改變了原有的和諧關係，這類研究的代表著作有帕斯卡爾·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共和國》（1999年）。他將“世界文學”轉換為“文學世界”加以考察，將世界文學看作一個變化發展的文學空間，關注這個空間裡所存在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所上演的邊緣與中心的對抗，以及所激起的文學自身的鬥爭、反抗與競爭，強調文學市場中“文學資本”積累與運作的過程和方式。這涉及文學世界整體空間內來自小國家的作家對文學首都的民族身份的認同，而身份認同涉及中心與邊緣的互動，它打破了比較文學研究大國對小國的影響與接受的模式，一改比較文學的和諧框架與友愛政治，全盤採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與路徑，體現了文化研究對比較文學範式的介入。因此，文化研究更新了比較文學的範式與視域，甚至路徑與方法。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3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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