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代，專靠遊說的縱橫家張儀曾和蘇秦一起投師於精通捭闔之術的鬼谷子。學成之後，張儀便到各國遊說。一次，在陪楚相喝酒時，楚相的一塊玉璧不見了。眾人懷疑張儀，說他貧窮，又德行不好，一定是他偷的。於是便不問青紅皂白，捆起張儀，打了他幾百鞭子。事後，張儀的妻子看到他那狼狽相，不禁嘆息道：“你如果不去遊說，哪能招來這場羞辱？”但張儀卻對妻子說：“我的舌頭還在嗎？”他的妻子沒好氣地說：“在呢！”張儀這才如釋重負道：“那就行了！”重視舌頭就是重視論辯，其時論辯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
詭辯就產生於古代的論辯中。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並立，列國紛爭，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革時代。
隨著古代奴隸制的崩潰和新興封建制的出現，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經濟關係的誕生，興盛了數百年的周朝典章制度，已無法挽回。以往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局面，已名存實亡。“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左傳·昭公三十二年》）的事實，被《詩經》形象地比喻為“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為了重新實現中國社會的有效管理，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們紛紛“思以其道易天下”。這樣，現實的政治活動、軍事活動、外交活動的需要，決定了這個時代是一個需要論辯、產生論辯的時代。為了政治、軍事、外交、倫理等的需要，各種論辯者都在通過自己的談說論辯來播其聲、揚其道、釋其理。通過談說論辯的形式來辯明一定的道理，闡述一定的思想。
因此，諸子蜂起，百家爭鳴，論辯成風，雄辯家層出不窮。他們或“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或單槍匹馬，縱橫捭闔，在時代所賦予他們的舞臺上，展現著自己的辯詰雄風。
於是，辯論的藝術在這種政治鬥爭和學術爭鳴中，便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史書所記載的許多故事來看，當時一場論辯的勝負，往往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榮辱、一個決策的成敗。
我國成語寶庫中就有許多成語是這種論辯典故的結晶，如“完璧歸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等，不一而足。
但在這講究論辯藝術的年代，有一些論辯家為了播己之聲、揚己之道、釋己之理，不惜採用各種遊說手段，正理歪理一齊上，只要能說服就行。
例如，張儀在秦國推行連橫策略，蘇秦則遊說其他國家合縱抗秦。“蘇張之口”成為後人對能言善辯者的形容詞。
當時的社會大變革也造成一定的“名實是非相淆”，這也迫使思想家們開始圍繞表述事物之“名”的性質、內容、相互關係等問題展開了辯論，並形成了專以辯論“名實”問題而著稱的一個學派——名家。其代表人物有鄧析、惠施、公孫龍。但在他們關於“名實”問題的論辯中，為了顯示論辯技巧，他們經常進行一些奇特的論辯，如上述鄧析的“兩可之說”。
惠施更是在對事物“名實”關係的分析中，提出了分析事物道理的十個命題，這就是“歷物十事”：“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裡”；“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這些辯題在當時的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是地地道道的詭辯，而惠施卻“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啟發，引導）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莊子·天下》）。
同時，惠施還與當時的“辯者”就二十一個辯題展開了激烈的論辯，這就是著名的“辯者二十一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青蛙）有尾”；“火不熱”；“山出（有）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對於這些奇談怪論，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莊子·天下》）。這些辯題，曾在當時社會引起很大轟動。惠施自命不凡地宣稱：“天地其壯乎！”表明別人“辯”不倒他；雖然這些辯題用現在的眼光看，不乏一些真理性的東西，是在對常識的否定中，以奇談怪論的形式曲折地表達了點滴的真理；雖然黑格爾也曾說過，常識是一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其中包含著這個時代的一切偏見”[1]；雖然這些論辯也從反面刺激了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研究；但是，當惠施“日以其智與人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的時候，這些論辯顯然也背離了討論真理的論辯目的，故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點滴的真理被詭辯掩蓋了。
因此，莊子說這些論辯是“弱於德，強於物”，只能“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認為這些“辯者”是“存雄（雄心）而無術（道術）”（《莊子·天下》）。漢代陳亮則更批評他們說：“戰國群談聚議，妄為無類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為戲玩一也。”（《習學記言序目》）再以後的人乾脆把這些“辯者”的才智和辯術稱為“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語），“千古奸邪之術”（盧紹弓語）。這些“戲玩”的“無類之言”的評價，很好地說明了這些辯題的性質。
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也可嘆為千古奇談。至於莊子，雖然他的思想閃爍著辯證思維的睿智光芒，使他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位大思想家。但他的許多辯題，其論證奇特，言辭詭異，縱橫捭闔。就連他的學生也說莊子好為“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涯之辭，時恣縱而不儻”。所謂“無端涯之辭”，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沒邊沒沿”，可見其論辯中也有許多荒誕無稽、“ 詭可觀”的詭辯。
可見，“詭辯”在中國可謂是源遠流長。對於這些詭辯，我們將在以後對詭辯的分析中具體談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