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生前长期默默无名，死后却备受推崇。然到1818年时，叔本华的哲学就初具雏形，但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都还没有引起多少关注。然而，1850年以后，它走到了欧洲学术生活的中心，与其说是走进了职业哲学家之中，不如说是走到了艺术家、作家、史学家和政治评论人之中，即那些兴趣近乎哲学或者觉得自己正在做的工作需要某种形式的哲学体系作为基础的知识分子当中。
在1850年以后的25年中，叔本华的世界观特别适合知识分子的需要。它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决定论的；它允许人们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术语，也谈到“精神”、“美”等等，但它并不要求将这些观念视为具有超自然的地位。此外，它在道德上是极其玩世不恭的。它允许人们把从自己现在的处境中获得的任何愉悦都当作合理的，是一颗憔悴心灵必需的安慰，但是，它承认其他人的痛苦和苦难看上去既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这样就不需要对他们进行特别照顾或关注。它使人们甘心接受中上阶层的存在的倦怠无聊，以及下层的痛苦。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利己主义。
叔本华的哲学对于这个世纪最后25年的许多青年作家和思想家来说，既构成了起点，也成为需要克服的障碍。尼采、瓦格纳、弗洛伊德、托马斯·曼和布克哈特从中都有所收获，并且在叔本华哲学中找到了老师，他解释了对生活的厌倦，这是他们作为创造性的艺术家和人类苦难的学生每个人都感觉到的。这五人中，有两人到最后都是叔本华的信奉者，即瓦格纳和布克哈特。
瓦格纳
叔本华并没有一种社会理论或是历史哲学。但是，他的整个体系一直试图表明，为什么社会关怀和历史兴趣都不必要。因而他有一种有关这二者的否定性理论。他为任何形式的历史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
叔本华也是资产阶级价值观无情的批评者，也就是说，他批评对实际行为的兴趣、对安逸的热情追求，以及只是在形式上坚持基督教的道德。他拒斥一切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理论口号和兰克那种虔诚的历史主义口号，拒斥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实现一种普遍利益、法治下的竞争事实上能产生协作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相反，他表示要揭示出真正的生活，它是可怕地、愚蠢地追求着不朽声名以及人与人之间极度孤立，可怕地屈从于欲望，没有目的、决心或者任何真正的机会来获取成功。但最后，叔本华总的世界观完全没有触及到在任一特定时间碰巧发生的任何事情，它消损了出于任何动机采取行动的冲动，而不管那种动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
叔本华的哲学体系吸引19世纪晚期知识分子的地方在于，它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达尔文主义关于自然的图画相适应。达尔文的自然是无目的的，叔本华的亦如此。拓展以后，人类也是无目的的了。叔本华的社会世界是一种原子个体的聚合，每一个体都局限在自己的欲望之中，个体任意运动、相互碰撞，每一个体都不过表现为可能是任何他人的自我满足的手段。
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基于一种意志—行动的循环，它完全没有目的和意义、永不满足，还驱使着人们，直到死亡将个人释放到一切个性化意志都从中成形的那个共同的自然根基。雄心和渴望的感觉，在费尔巴哈看来那是被人们成功地拥有，而构成了人道，并成其为人类自豪的理由，叔本华发现它既是基本的事实，亦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负担。他并没有把人类的理性和知识解释成一种工具，用来调节通过合作行为和爱的行动促成的人类成长过程。理性只能把你确定的品质告诉你；它将意志定位在时空中，安置在完全确定的范畴内，由此而摧毁了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意志作为的任何感觉。
依赖这样的论证，叔本华不得不思考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以此作为超脱生命的方式，因为生命不过是落空了的愿望。然而，他排除了这种可以选择的方式，在他看来，这与其说是人类存在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不如说是人们太过严肃地看待生命的证据。自杀者热爱生命，却不能承受生命必须经受的处境。他并没有放弃生命的意愿，而只是放弃了生命。“自杀者否定的是个体，而不是人类。”
叔本华的哲学最终完全是自恋式的。一个人在思索自己关于由现象表明的形式的概念时，就达到了佛教高人期望的境界——涅槃。在由于对自身所投射的形式的永恒不变的领域进行沉思而带来的纯粹愉悦之中，人们等待着自己最后返回到曾将他抛入苦难的个性化状态的那个盲目自然中。因而叔本华超越了卢梭哀叹的那种历史和社会存在的痛苦。对他而言，实在论者在其由自然、意识和社会构成的三重世界的概念中确立的张力被完全超越了。整体散落成了一种混沌状态。叔本华通过否认人道，同时也否认自然，从而消解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