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北洋政府与晚清政府一样，几乎就是腐败无能、专制独裁、祸国殃民的代名词。当然，北洋政府不可能是一个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政府，但也绝不可能一无是处，只不过经过后人特别是国民党多年的宣传（不把北洋政府搞臭，怎么打倒北洋政府？不打倒北洋政府，国民党怎么上台？），很多人就以为历史上北洋政府真的很无能了。
以中学历史教师经常引用的一段话为例：“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事实真的这样么？以袁世凯为例，通常都说是他为了让日本支持他称帝而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有研究表明，中日两国于1915年签署的《中日民四条约》并非日本“二十一条”原案，“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至最低程度”。历史学家蒋廷黻更称“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不仅中国学者，英国也有学者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表现，给予了颇高的评价，认为完全压倒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更有学者指出袁世施行帝制失败之主因，就是因为日本政府决心倒袁。
再比如1915年签订的《中华智利通好条约》，首开未明文让予领事裁判权之先河，被誉为第一个平等条约。1919年中国与玻利维亚签订完全平等互惠的友好条约，1921年与德国签订《中德协约》，这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虽未签署《凡尔赛各约》，却完全享受到和约中的利益，避免受和约中山东条款的约束，甚至于还得到协约国所无之俘虏收容费。战事赔偿方面，中国若加入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必定拿不到赔偿；单独议约则取得巨额赔偿，使法、比等国眼红。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德国订定了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新箱包，德国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尊重中国完全主权。甚至于中国可比照《凡尔赛和约》规定，在德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德国却无法在中国享有此权利，可说是对德国‘不平等’的一款。”
关于战争赔偿，作者唐启华考证德国赔偿总额约8400万元。“此外宣战期间，中国所捕获之德国船只，均作为战利品，不予发还或赔偿；收回天津、汉口德国租界；德国部分庚子赔款，不再支付。该项庚子赔款，喧嚣同船只估价，租界代价及此次所得赔款，共合约2.5亿元之多。”如果将之与二战后国民政府未获一毛钱战争赔偿相比较，真的可以说明北洋政府的外交实在是太“屈辱”了！“相比之下，韩国虽小，与日本在文化上更接近、国家关系也不错，但是在历史问题上不受当前政治因素的左右，寸步不让，官民齐上，锲而不舍，终于迫使日本认错，并在慰安妇问题上给予赔偿。”
还有，1926年由于比利时不愿意与中国缔结新约，“北洋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最终迫使比利时同意与中国修订新约，并“主动宣布归还天津租界，表达善意”。1927年，因西班牙否认中国有权废约，北洋政府又毅然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甚至在北洋政府即将灭亡前夕的1928年，北洋政府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你有见过这样“跪在地上办”的“屈辱”的外交不？
真实的北洋外交如此，真实的北洋政治又是如何呢？一般人们提到北洋政府，总是以“北洋军阀”来代替，似乎北洋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军阀，而军阀则不是什么好东西。比如吴佩孚，五四运动期间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一再声明支持学生。正是吴佩孚为首的这些“军阀”的声援，才最终使北京政府释放学生，并非传统所说北京政府害怕工人罢工才被迫释放学生的——中国历史有哪个政府会怕工人呢？
就是这个吴佩孚，登上了1924年9月8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时代》称其为“中国最强者”。不仅美国人看重吴，苏联人也看重吴，打算与吴合作。1922年8月19日，苏联派往中国的外交代表越飞致函吴佩孚：“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关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家的老练果敢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智慧集于一身。”其谀美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吴佩孚拒绝与苏联合作。苏联人于是转而南下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多年来求助外国人援助而不得，如今苏联人愿意“干涉中国内政”，孙中山自然是求之不得，双方遂进行合作，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国民党也就此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同样是这个吴佩孚，后来当日本人侵略中国，想拉他作汉奸时，他誓死不从，最后终于被日本人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