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策劇照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疆域遼闊，對外交往頻繁，其中尤以同印度之間的交流最引人矚目。身為唐朝敕使的王玄策曾四度出使印度，把大唐帝國和五天竺諸國的交通和文化推向一個新階段，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建立了不朽的業績。
（一）從印度帶回大量佛經，對中國佛教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佛經
王玄策幾次出使帶回了大量佛經，一點兒也不比他的洛陽同鄉玄奘大師帶回的少，只是他不是善男信女，也沒功夫研究那些佛教經典，故此，人們逐漸忘記了他對佛教做出的貢獻。他回國後，著有《中天竺國行記》十卷、圖三卷，是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齊名的著作。後來，唐政府以這兩部書為底本，編寫《西國志》一百卷，這是唐代有關西域、絲綢之路，乃至於中亞、印度最權威的參考書。可惜的是《中天竺國行記》後來散佚，現在僅存片斷文字，分散於《法苑珠林》、《諸經要集》、《釋迦方誌》等典籍中。
王玄策的相關事蹟主要分為中印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大唐境內的崇佛活動，這對大唐佛教影響深遠。他帶回了許多佛教聖物，為長安成為"東方佛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維護了佛法正統，傳播了大乘思想；他促進了大唐佛教交流，為長安成為國際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奠定了基礎，把大唐佛教文化交流推向了更新的高度。
（二）多次負責造佛像工作，把印度佛教藝術風格融入其中，為大唐佛教藝術引入了新的表現素材，對中國石窟藝術的創新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
王玄策身為唐朝政府官吏，對佛教有著深厚的感情，彌勒信仰尤為篤誠，人們稱他為優婆塞。根據史料記載，麟德二年，王玄策曾在洛陽敬愛寺指揮塑造了彌勒佛像。後來，王玄策負責多項造佛像工作，他把印度佛教藝術風格融入其中，為大唐佛教藝術引入了新的表現素材，對中國石窟藝術的創新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洛陽龍門石窟發現了王玄策的造佛像題記。在龍門賓陽南洞西壁20號龕有王玄策的造像一鋪及造像銘，【王玄策】之名及後面的紀年清晰可見，具有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這些遺存和記載，記錄了王玄策三次出訪印度的輝煌歷史，給今人留下了寶貴的中印外交史資料。
（三）把迦畢試國佛頂舍利請回國內供奉
阿育王塔中的佛頂骨舍利
佛頂舍利從印度到中國，既是佛教向東方傳播的一個必然結果，也符合《雜阿含經》中所說的佛滅度後佛牙佛頂和佛缽安置東方的預言。公元657年，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取道吐蕃、 泥婆羅，到婆慄闍國。公元660年十月一日啟程返回，走迦畢試道，並從迦畢試古王寺取佛頂骨一片，於公元661年春回到長安，把佛頂骨供養在宮內。根據唐代《法苑珠林》的記載，“又此東南往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發孔分明。至大唐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可見，供奉在迦畢試國的佛頂舍利在唐代的龍朔元年初春王玄策從印度帶回了國內，並供奉在皇宮之中。此為唐天使取迦畢試國佛頂骨來東土的記錄。據記載，佛頂舍利在唐代分兩次從印度傳到中國，一塊兩寸，一塊四寸，大小不一，但都屬於比較小的佛頂舍利。其中兩寸的那塊佛頂舍利來自迦畢試國，為王玄策帶回；四寸的那塊佛頂舍利為四位印度水華的怪羅門所獻。這兩塊佛頂舍利當時都供奉在唐朝皇宮之中，唐代皇宮中供奉的佛項舍利後來流落何處則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來到中國的兩塊佛頂舍利應該繼續為中國佛教場所供奉。
（四）佛教寺廟住持稱“方丈”二字，則因王玄策而起
寺廟
維摩詰居士有佛陀時代第一居士之稱的美譽。公元657年，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他此次曾專程送佛袈裟，途經過維摩詰居士故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遂稱“方丈室”，從此留下“方丈”一詞用來稱謂寺廟住持。王玄策等人經過此次維摩詰故居時進去觀瞻時，發現維摩詰居士當年的臥室並不是很大，僅僅只有一間房子，並且還是用石頭堆起而成。王玄策很好奇，就拿出了他上朝時所用的笏板，細細的從這房舍的東頭量到了西頭，算下來一數共計十笏；再接著又從南量到北，亦是十笏。因為方方正正，且在大唐十笏為一丈，故而隨口就答道：“果真是一個方丈室呀！” 聽聞這方丈室的稱呼，管理維摩詰故居的僧人就對他們說道：“這維摩詰居士當年的臥室，至今日我們依舊是這般稱呼，並不曾有一個雅緻的名號，不曾想王長史隨口就說到這乃方丈室，不僅大小合適，名字也頗為文雅，我看不如以後就喚做這方丈室，你們看如何？” 聽得他的這番提議，王玄策也是頗為開心，看著眾人也都點頭同意與連連誇讚，於是這方丈室在唐代開始僅代稱的就是這維摩詰居士的臥室。
寺廟方丈
然而，歷史就是這麼有趣，隨著時間的發展，事情的推移，再加上這維摩詰居士又是如此的品行高雅之士，且這方丈之中，有包羅萬象，包容萬物。於是不少寺院之中寺主的居室就也喚做方丈室，再後來，隨著名字的推廣開來，就將一寺廟的寺主也稱呼為方丈。所以，這方丈二字，則是因王玄策而起，因王玄策而生。自此以後我華夏大地之上才出現了這方丈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