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請見《西亞非洲》2019年第5期
http://www.xyfzqk.org/UploadFile/Issue/kkywa3u5.pdf
內容提要 1994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後，持續推進包容性社會建設。隨著大量外國移民湧入南非，南非的排外行為增多且持續不斷。南非排外的對象主要是外籍非洲黑人，排外的參與群體範圍相對較廣，排外行為持續發生且頻次較高，排外方式較為極端。經濟問題的社會化是導致南非發生排外行為的根本原因，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是南非排外的重要思想來源，長期的種族隔離是南非排外的歷史緣由，“相對剝奪感”是排外情緒的主要來源，媒體的輿論導向是南非排外思潮的催化劑。排外行為是南非政治經濟轉型時期出現的集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暴力文化和社會分層等為一體的複雜問題，給南非造成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為此，南非需要制定整體性的長期解決方案，通過促進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崗位和商業機會、完善制度建設、加強社會治理、打擊犯罪等多種路徑解決這一問題。
關鍵詞 移民問題 南非 排外行為 政治經濟轉型
作者簡介 梁益堅，雲南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昆明650091）；劉國強，雲南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昆明650091）。
1994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後，曼德拉總統曾充滿希望並富有詩意地期待南非成為多元包容的“彩虹之國”。相對較好的政治經濟環境吸引了大量外國移民湧入南非，在造成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的同時，也引發了南非持續不斷的排外行為。1994年以來，針對移民的暴力排外事件多達數百起，對南非造成多重負面影響。其中，2008年和2015年爆發的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情形更為嚴重，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批評。南非也一度被列為世界上對移民不友好的國家之一。因此，我們在看到新南非過去25年發展中不斷推進包容性社會建設的同時，也要正視該國存在的排外行為。本文擬從分析南非排外行為的主要特點入手，對南非排外行為產生的原因進行理論和現實層面的解析，進而論述排外行為對南非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領域所造成的影響。
南非排外行為的主要特點
排外行為在非洲既非新鮮事物，也非南非獨有，部分非洲國家歷史上也曾發生過較大規模的排外行為。例如，1972年加納發生針對尼日利亞人的排外攻擊；1972年烏干達政府驅趕至少6萬印度和巴基斯坦後裔；1983年和1984年尼日利亞政府為了報復加納政府，命令所有加納人離開尼日利亞；2000年津巴布韋政府為加快土地改革進程，曾大規模驅趕白人農場主。但是，南非由於其獨特的歷史進程，其排外行為也表現出一些顯著的特點。
（一）排外行為持續不斷且頻次較高
在1994年民主選舉之前，南非排外情緒已經顯現，並且出現有記錄的排外暴力活動。1949年，南非曾發生過一次規模較大的暴力騷亂，因種族隔離制度被迫遷移、警察搜查和失業等原因，祖魯人的怒火引發騷亂，其矛頭主要針對商人和外國人，即他們眼中的“剝削者”。一些失去理智的祖魯人在騷亂中放火、搶劫甚至殺人，造成至少147人死亡。在新南非成立後的25年中，南非的排外行為一直持續不斷，每年均會發生相關事件，其中在2008年和2015年爆發了兩次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
2008年5月11日，南非第一次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在約翰內斯堡亞歷山德拉鎮被點燃。自1912年南非聯邦成立以來，亞歷山德拉鎮一直是南非國內民眾和國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這裡生活著來自南非各地和非洲各國的人。暴力事件迅速從亞歷山德拉鎮蔓延到南非各地。一些南非排外者在城市附近的貧民區手持武器到處尋找外國人，對來自津巴布韋、莫桑比克、馬拉維等非洲國家的移民實施了搶劫、強姦和燒殺，襲擊一直持續到5月底6月初。短時間內發生了135起以上的排外事件（其中一半發生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豪登省），造成至少62人死亡、近700人受傷、數十人被強姦、342家商店被搶劫（其中213家被洗劫一空），十多萬人流離失所。這些襲擊針對的是外籍非洲黑人，但有1/3的受害者是南非人，主要是由於這些人與外籍黑人結婚或拒絕參加暴力活動等原因。2008年5月的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因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非洲國家）的廣泛關注和強烈譴責，南非的排外形勢有所緩和，但還是持續發生針對外籍黑人的排外事件。
2015年4月，南非爆發第二次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2015年1月，約翰內斯堡索韋託的索馬里店主開槍打死了一名涉嫌搶劫的14歲南非少年。此後不久，南非傳統領袖祖魯王古德維爾·茲維利蒂尼（Goodwill Zwelithini）在社區講話時，發表了“外國人應該捲鋪蓋回家”的排外言論。一些民眾追隨祖魯王的號召，第二次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在德班、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等城市爆發，一些南非排外者搶奪財物、肆意毀壞私人房屋、商鋪，並對外國人施暴，造成15人死亡、307人被捕、2 000多人流離失所，並引發周邊國家的恐慌和不滿。隨後，南非政府發起了名為“清掃行動”（Operation Fiela）的軍事行動，共逮捕889名外國人，其中745名是非法移民。
近年來，南非的排外行為依然持續不斷。2016年3月，豪登省卡特勒洪鎮爆發暴力排外事件。儘管暴力事件一度集中在大城市周圍的城鎮，但迅速蔓延至9個省份和周邊農村地區。受影響最嚴重的省份仍然是西開普省、豪登省、誇祖魯-納塔爾省、自由邦省、林波波省、姆普馬蘭加省和東開普省，這些省已經成為排外行為的多發地。自2017年2月開始，南非各地陸續爆發當地民眾與外國移民的衝突事件。比勒陀利亞發生當地民眾與外國移民的暴力衝突，隨後當地民眾到內政部門前示威遊行，要求控制移民數量。2019年3月，德班發生嚴重的暴力排外事件，多家外國商鋪被搶，導致至少6人死亡、多人重傷，林波波省一些地區也相繼發生排外騷亂。南非外長西蘇魯女士緊急召見多國大使通報情況，並發表聲明呼籲執法人員採取最強有力的手段打擊排外暴行。2019年9月初，南非多地再次發生搶劫外國人商鋪的暴力排外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拉馬福薩總統對暴力行為進行了遣責。目前，南非排外行為未得到根治，加之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因此還有再次爆發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的可能。
（二）排外行為方式較為極端
一些南非民眾常常通過暴力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訴求，認為只有通過暴力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並使問題得到解決。南非“暴力文化”的形成與種族隔離的歷史有較大關係。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黑人遭受任意逮捕、毆打、酷刑和暗殺，而他們通過非暴力方式表達訴求卻得不到南非政府的重視，暴力遂成為南非黑人爭取自由鬥爭的重要方式，儘管最終的自由不是通過暴力方式而是通過談判實現的，但是南非已經逐漸形成“暴力文化”。當2008年5月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表現出集體使用暴力程度高、持續時間長、蔓延速度快等特點時，世人才會感到如此震驚，並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一些南非人認為暴力是有效表達訴求和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雖然暴力的具體表現形式不斷變化，但它仍然是南非人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之一。
暴力成為南非排外情緒的重要宣洩方式。根據使用暴力的程度，南非的暴力排外行為主要分為以下兩類：一是採用驅趕、搶劫和毀壞財物的方式。即使來自津巴布韋、莫桑比克、馬拉維和贊比亞等南部非洲國家的移民和難民在南非城鎮中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很長時間，一些南非人對待外國移民仍有或多或少的敵意。1994年12月至1995年1月，作為移民聚集地的亞歷山德拉鎮，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選舉期間爆發了一次排外攻擊事件，一些居民認為非法移民是犯罪率和失業率上升、性侵案增多的罪魁禍首。他們組織了“回家行動”(Operation Buyelekhaya，意為返回家園)，試圖武裝“清理”鎮上的外國人，襲擊看起來像外國人的人並毀壞其財物，強行將其趕出城鎮。1997年，約翰內斯堡市中心的本地小販連續兩天襲擊外國小販，搶劫外國人的財物。2001年，贊德斯普魯特的居民放火焚燒了數百名津巴布韋移民的房子，迫使他們逃離定居點。2006年，開普敦周邊城鎮的暴徒搶劫索馬里店主的商鋪。2007年，普馬蘭加省的41家外國人商店被搶；豪登省的津巴布韋人與南非人發生衝突後，當地居民搶劫了111家商店。2008年1月，豪登省60家商鋪被搶；2月，西開普省的居民強行驅趕至少5名索馬里店主，自由邦省80家商鋪被搶；3月，豪登省有150個棚屋和商鋪被燒燬或破壞，比勒陀利亞有外國商鋪被燒。2009年年中至2010年末，至少有200家外國商鋪被搶、4 000人流離失所。2011年，在排外行為的影響下，至少1 000人流離失所、120家商鋪或企業因此永久或暫時性關閉。2014年1～3月，約有200家商店被搶，900人流離失所。
二是採用毆打甚至強力攻擊致人死亡的方式。持續出現的暴力排外行為，造成大量外國人被攻擊甚至殺害。1998年，1名來自莫桑比克和2名來自塞內加爾的小販在約翰內斯堡和比勒陀利亞之間的一列火車上兜售糖果，被從失業抗議集會上回來的一群人從行駛的火車上拋下並致死。1999年，外籍難民遭受襲擊，造成30名難民死亡； 6名外國人在約翰內斯堡郊區的象牙公園被一群南非人毆打，其中2人被施以“胎刑”（Necklacing，把一個浸過汽油的輪胎套在受害人脖子上點燃）致死，3人受重傷，1人設法逃離。2000年，2名莫桑比克籍的農場工人在被指控偷竊後，遭到1名南非治安隊員的襲擊，其中1名工人死亡；由於害怕外國人索取當地人的財物，7名外國人在開普敦的開普平原被殺害。2001年，1名蘇丹難民在列車上被武裝人員毆打致死。2005年，津巴布韋和索馬里難民在博塔維爾遭到毆打。2006年，開普敦周邊城鎮有29名索馬里人被殺。2007年，開普敦的索馬里商鋪受到暴力攻擊，13名索馬里人死在店內；豪登省的津巴布韋人與南非人發生衝突後，當地居民襲擊移民社區造成2人死亡、18人受重傷。2008年1月，東開普省2名索馬里店主被燒死，豪登省發生要求外國人離開的襲擊事件，造成4人死亡、10人重傷；3月，豪登省發生一系列襲擊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比勒陀利亞有11名外國人遇害。2008年下半年，幾乎每月都有至少一起針對外國人的襲擊事件。2009年年中至2010年末，至少有20人死亡、40人重傷。2011年，至少120名外國人被殺（其中5人被燒死）、100人重傷。2012年南非暴力事件數量有所增加，至少有250起暴力事件導致140人死亡、250人重傷。2013年平均每週有3起重大暴力事件。據統計，僅2014年1～3月就估計發生了300起排外暴力事件。
（三）排外的對象主要是外籍黑人
新南非成立後，境內的外籍黑人越來越多，並主要是來自其他非洲國家的尋求庇護者和非法移民。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95年南非境內的移民總數為100.4萬人（佔南非人口總數的2.4%），2000年為100.2萬人（佔2.2%），2005年121.1萬人（佔2.5%），2010年為194.3萬人（佔3.8%），2015年為314.3萬人（佔5.8%）。，2019-07-22。南非境內的移民主要包括永久居留移民、臨時居留移民、尋求庇護者和非法移民，其中絕大多數是尋求庇護者和非法移民。（1）尋求庇護者。隨著2000年《難民法》的生效，每年都有大量尋求庇護者通過各種渠道湧入南非，主要來自剛果（金）、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索馬里和津巴布韋等國。截至2015年5月，南非政府已向尋求庇護者發放106萬份“臨時許可證”和11.9萬份“難民身份許可證”。此外，還有大量尋求庇護者滯留在南非境內一邊工作學習一邊不斷嘗試申請相關證件。（2）非法移民。每年都有大量周邊鄰國的公民進入南非尋找工作或做生意。1994年以來，南非每年都要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遣返這些非法移民出境。據統計，1994～2015年南非共遣返334.2萬人，其中1994年遣返9.1萬人，1995～2004年每年在15萬～19萬人之間，2005～2008年每年都超過20萬人（其中2007年為31.3萬，2008年為28.1萬）被遣返。而2008年以後遣返人數快速下降，導致南非境內的移民數量快速上升。非法移民絕大部分來自莫桑比克、津巴布韋和萊索托等周邊鄰國。某些人被遣返之後，又越過管理鬆散的邊境線再次進入南非，甚至出現同一人在一年內被數次遣返的“旋轉門”（Revolving Door）現象。遣返非法移民也給南非政府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
南非排外行為主要針對來自非洲大陸其他國家的移民，特別是黑人移民。普通民眾和警察常通過身體特徵和語言來區分南非黑人和外籍黑人，即南非警察利用膚色、著裝、語言、身高、髮型、口音（某些詞的發音）、氣味或接種疫苗的標誌等特徵來識別和拘留可疑的外國人。南非人的排外程度也因黑人移民的國籍而不同。南非人認為來自博茨瓦納、萊索托和斯威士蘭的移民比來自津巴布韋、莫桑比克的移民更受歡迎，也比來自更遠地方的非洲人更受歡迎。當排外行為發生的時候，受害者不僅只是外籍黑人，事實上南非一些少數民族由於“看起來很陌生”“長得太黑”“不像南非人”等原因也常被視為外國人，他們在城市社區裡也常常受到祖魯人或科薩人的排擠。白人和其他有色人一般不會成為暴力排外行為的對象，這是因為南非白人和其他有色人大多生活在城市，與底層黑人的直接利益衝突相對少。但南非白人掌握著南非大量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南非黑人無力改變現狀，因而常使用非暴力手段來表達心中的憤怒。
（四）參與排外行為的群體範圍相對較廣
南非排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排外情緒無處不在，下至普通民眾、上至政治精英，他們均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
普通民眾的排外行為發生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現為侮辱、歧視、搶劫、毆打甚至殺害外國人。主要起因是普通民眾認為南非有太多的外國人與當地人競爭有限的公共資源和就業崗位。南非民眾認為外國人（特別是外籍黑人）不屬於南非，“他們應該回去，因為我們沒有工作。作為一名公民，我想要每天150蘭特的工資，但外國人每天只要70蘭特。他們在廚房和工廠接替我們的工作崗位。他們擁有較好的勞動技能，而我們的教育不佳，因而缺乏勞動技能”；“這些外國人到處做生意，他們取代了我們的生意……他們正在摧毀我們自己的企業和生活，索馬里人使得我們的生意做不下去。他們必須回到自己的國家，這樣南非的情況才會變好”。因此，南非人見到外籍黑人常會問三個問題，“你是哪裡人？”“你為什麼來這裡？”“你什麼時候回去？”，這讓一些外籍黑人感覺不舒適。
政府官員和政府部門的排外言論和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南非排外情緒高漲的催化劑。政府官員的表現是很矛盾的，一方面通過發表對外國人的貶損言論來表達對外國人的看法並獲得選民支持，另一方面又否認國內排外情緒和排外行為的存在，認為許多外國人被殺只是普通的犯罪行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部分南非議員和政府官員都在傳遞一種暗示：非法移民正在威脅著國家的穩定、發展、社會服務和社會結構。非國大發言人曾在聲明中指出，人權在很大程度上不適用於外國人，特別是移民。非國大議員洛克（Desmond Lockey）也曾說過“世界上很少有國家將人權擴大到非公民的範圍”。南非政府的一些高官也會發表具有暗示性、煽動性的言論，比如“大量移民”造成政府資金短缺、經濟增速放緩、《重建和發展計劃》（RDP）實施成效不明顯、失業率增加、犯罪率上升、疾病蔓延等一系列問題，並表示政府願意通過幫助外籍移民“回家”來應對南非持續出現的排外行為。官員們在言語中暗示，本來南非人可以獲得政府承諾的經濟繁榮和更好的公共資源，但隨著大量移民的到來而難以實現，“來自非洲其他國家的外國人應該為南非糟糕的現狀負責”。這些言論足以進一步煽動南非人的排外情緒和排外行為，並使生活在南非的一些外國人感到恐懼和焦慮。
南非內政部、警察局等移民執法部門在打擊非法移民的同時，也存在濫用職權和反移民的傾向。南非內政部作為主管移民和難民事務的部門，負責審核發放外國人合法身份證件（臨時、永久或難民身份），以及遣返或驅逐非法移民和外籍罪犯。內政部因濫用職權和反移民的傾向而備受批評，也常常被抱怨故意刁難外籍黑人並拖延其合法身份證件的辦理進度。南非法官在處理案件時，也經常批評內政部官員在履行職責時沒有遵守正當程序和相關法規。這種故意拖延行為對尋求庇護者的生活產生負面影響，不僅延誤其尋找工作，也使他們可能被內政部官員或警察逮捕。而且大多數人會被拒絕難民身份，隨後如果被內政部官員或警察抓住，他們將被遣返出境。南非警察部門負責逮捕和拘留非法移民，調查參與犯罪活動的外國人，並與其他移民執法機構通力合作開展行動。一些研究者發現，非法移民被遣返時，有時存在虐待、毆打和索賄等情況。
總體而言，新南非成立後，針對外籍黑人的排外問題長期存在，久拖不決。但這並不意味著南非是一個排外的國家，排外行為僅代表少部分南非人對外來移民的負面態度。事實上，當下約有220萬非洲移民和世界其他國家移民在南非生活、學習和工作，他們已成為南非的一部分，而非法移民數量大約在50萬~100萬之間。
南非排外行為產生的原因
南非排外是一個涉及較多因素的複雜問題，在排外事件持續發生之後，學者、政治家、新聞記者和普通民眾等都對產生的原因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本文嘗試從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面對其進行多維解析。
（一）理論層面的解釋
1.社會認同理論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個人自我形象源於其認為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對社群表達積極態度的一種方式是民族主義。在民族主義框架內，一個人對國家內部的積極情緒也可能導致對外部群體的拒絕和敵意。因此，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常常也是一個充滿著敵視、排斥和暴力的過程。
南非由眾多不同膚色、語言和民族的人構成，在歷史上也經歷過多次社會身份認同的變化。南非區分“我群”（us）和“他群”（them）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荷蘭和英國定居者進入南非的殖民時期。在殖民時期和種族隔離時期，為了便於統治，南非白人制造和灌輸“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使南非黑人在心理上低人一等，並建立起“我群”與“他群”的社會分層，“我群”是指南非白人，而“他群”是指南非黑人。1994年後，南非人逐漸對新南非形成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認同。社會認同不再基於種族、膚色或文化，而是更多地基於國籍和公民身份。政府也通過制定新的移民政策重新區分了“我群”與“他群”，在某種意義上，“我群”指的是南非人，而“他群”指的是外籍黑人。在一些南非人看來，外籍黑人“破壞經濟發展、阻礙資源分配、增加犯罪率，破壞了南非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物質基礎和社會認同”，對南非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構成了威脅。因此，新南非成立後，正在形成中的強烈的南非民族主義國家認同是南非排外的重要原因，南非排外並不完全是“對陌生人的恐懼”，而是基於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
2.相對剝奪理論
相對剝奪理論認為，社會動盪來源於一個人獲得少於另一個人的觀念。當一個人將個人處境與某個參照物或某種預期相比較而發現自己獲得較少時所產生的受剝奪感，這種感覺會產生消極情緒，進而產生不滿、怨恨或憤怒。如果認為造成這一問題的是外國人，就可能會產生排外情緒和排外行為。
1994年之後，南非黑人對新南非有較高預期，並希望獲得多年來所期望的公共資源。但實際情況是，政治民主化確實帶給黑人一些政治權利，少數黑人成為新的精英階層，而絕大多數黑人依然貧窮，不平等現象還在加劇。南非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超過50％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2018年失業率為27%（世界平均為5%）。這激發了窮人對資源的激烈爭奪，並將外國人視為一種對其生存的嚴重威脅。眾多南非人認為，移民佔用了本來屬於他們的住房、教育和就業等有限的資源，這導致了南非黑人針對外來移民的怨恨和憤怒。正是源於主觀上的不滿情緒，人們認為他們有權表達自己不滿。因此，“相對剝奪感”是南非排外的消極情緒來源。
3.替罪羊理論
替罪羊理論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自我防禦機制，又可稱為目標轉移。目標轉移是指個體無法對挫折製造者進行還擊時，將其攻擊轉移到另一個更弱目標上的行為。例如，被父母毆打的孩子可能會將侵犯行為轉移到年幼的兄弟姐妹身上。替罪羊往往是一個弱者，他們可能本不應為某事負責，但他們則成了受害者。當事情逐漸惡化時，尋找替罪羊就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這對於政治領導人和普通民眾來說都是如此。
在種族隔離期間，許多南非人將他們的不幸歸咎於種族隔離政府。種族隔離制度結束以後，新政府承諾為南非黑人提供以前被排斥的教育、住房、醫療衛生和其他服務，但受經濟條件限制政府難以完全兌現其承諾，民眾因此產生強烈的不滿和失落感。人們將憤怒和不滿發洩出來，從而掩飾他們焦慮的真正原因。非法外籍黑人移民就成了替罪羊，因為他們是弱勢群體，容易觸及，容易攻擊，被指責為南非的各類問題負責，而且外籍黑人被侵犯之後一般也不敢報警，害怕被警察作為非法移民而遣返。因此，外籍黑人成為南非一系列問題的替罪羊。
4.社會隔離理論
按照社會隔離理論的解釋，南非排外是該國與國際社會長時間隔離所造成的結果。排外情緒和行為是社會轉型的產物，它源於對未知的恐懼，是對未知所引發的焦慮的一種防禦。該理論部分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非洲移民會受到南非人的排斥，而來自歐美和亞洲國家的移民卻受到較好的對待。
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關閉邊境，幾乎不接受來自其他非洲國家的黑人獲得其公民身份，而對於來自歐美國家和其他非洲國家的白人則是持歡迎的態度。即使有少數週邊鄰國的黑人進入南非，也大多在南非的農場和礦場工作生活，不與南非人混居，絕大多數南非人與他們幾乎沒有接觸。南非人長期與其他非洲國家（特別南部非洲國家以外的非洲國家）形成一種事實上的隔離狀態，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很少。長期的種族隔離使得南非人非常強調群體邊界的維護，而造成對差異的忍耐力較低。1994年以後南非開放邊境，大量的外籍黑人湧入南非，並與南非人混居和工作在一起，這使得南非人直接接觸了未知的外國人。與完全陌生的外國人進行空間和資源的共享，使得南非人越來越難以接受，排外情緒不斷積蓄。一部分南非人的認識還停留於種族隔離時期，認為白人能夠帶來就業機會和經濟繁榮，而外籍黑人對於南非來說是一種威脅。根據社會隔離理論的解釋，受隔離影響的南非人和外國人之間容易因為相互不瞭解而產生敵意。該理論不僅能解釋南非人對外籍黑人的排外行為，而且還能解釋由於種族隔離歷史所導致的南非內部各民族或部族之間的歧視和排斥。
5.生物文化理論
生物文化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外籍黑人有別於南非黑人而使其被攻擊成為可能。按照生物文化理論的解釋，外籍黑人會成為主要的排外目標，是因為通過生物特徵和文化差異比較容易區分南非黑人和外籍黑人。例如，尼日利亞人由於身體特徵、服飾風格、髮型以及不會說某種南非土著語言等，在生物文化特徵上與南非黑人明顯不同，使得他們很容易被識別為排外的對象。南非警察內部也有一套識別的方法：一是通過語言中的口音來區分。例如使用祖魯語裡一些特定單詞的發音，通過不同國家的人在說一些特定詞彙時的口音等來區分南非黑人與外籍黑人；二是通過身體、髮型和服飾等外觀特徵來區分。例如莫桑比克人的手臂上有疫苗接種標記，萊索托人往往穿靴子、攜帶柺杖或披著傳統特色的毯子等。一些研究顯示，被警察逮捕的人中至少有10%是基於生物文化特徵逮捕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南非人有時也被拘留或驅逐出境，因為他們說祖魯語，而逮捕他們的官員是索托人”。生物文化理論可以解釋外國人如何被區分出來，卻沒有說明這些特徵差異的含義以及這些含義是如何產生的，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斯威士蘭人較少成為排外的目標，而南非的一些少數民族卻時常成為攻擊的目標。
上述多種理論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於南非排外行為的發生給予理論支撐，但是新南非成立後，本土黑人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身份發生了質的變化，種族隔離的社會環境不復存在，那麼排外情緒與行為為什麼在南非長期存在？由此，需要我們走近新南非的發展現實，從現實層面探尋具體的原因所在。
（二）現實原因
1.經濟長期低迷和失業率居高不下使得經濟問題社會化。
雖然南非實現了舉世矚目的政治轉型，但經濟轉型進展緩慢，經濟長期低迷、增長乏力，併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失業問題。1994年之前，南非以採礦業和農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不平等和醫療、教育等公共體系方面的問題。1994年之後，南非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產業結構發生較大變化，農業、採礦業和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金融、商業等服務業的比重快速上升。這種變化產生的一個結果：經濟發展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不斷下降、對高技術工人的需求不斷增加。由此，南非陷入高技術領域人才短缺和低技術領域大量失業的兩難境地，導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保持在20％以上，其中2018年為27％。更為嚴重的是，青年（15～24歲）失業率偏高（在50%以上），其中2018年為52.8%。
1994年以後，大批南非白人移民到歐美國家，大量的資金和技術人員也移出南非，與此同時，大量的外籍黑人湧入南非。由於南非正處於經濟轉型時期，政府支出的不斷增加和製造業的不斷萎縮使得南非出現了經濟上的“雙赤字”（政府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南非政府既沒能通過實施“黑人經濟賦權法案”（BEE）來較好地促進黑人中小企業發展和提高本國黑人就業率，也沒能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將大量外來廉價勞動力轉化為南非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反而任由失業的低技術南非人與移民直接競爭，許多外籍移民擁有一定的勞動技能，因而移民的就業率比南非人的就業率要高。許多南非人（特別是青年人）由於長期失業導致財務焦慮、對未來缺乏安全感和未能獲得預期的社會地位，感覺自己遭受到經濟上和心理上的雙重傷害，產生了較為嚴重的挫折感和強烈的排外情緒。持續發生的暴力排外行為，特別是2008年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的發生使得南非經濟更加雪上加霜。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94～2007年南非經濟年均增長率為3.6%，2008～2017年下降為1.6%；1994～2007年南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2%，2008～2017年下降為0.47%（其中有三年為負增長）；基尼係數從1993年的0.59上升到2014年的0.63；製造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94年的19.3%下降到2017年11.9%。經濟增長乏力使得民生問題惡化，政府既創造不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又無法提供更多的公共資源，底層民眾被迫與外籍黑人爭奪有限的就業崗位和公共資源，使得經濟問題社會化，造成雙方直接的利益衝突，引發排外事件此起彼伏、持續不斷。
2.南非政府對移民問題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使該國排外行為長期存在。
任何國家都有可能出現排外情緒和排外行為，政府需要通過抑制和引導措施來發揮積極作用。但南非政府沒有對國內外國人遭受襲擊的問題表現出足夠的重視。移民一直是南非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南非的移民政策都受到“雙門政策”（“前門”歡迎那些符合種族隔離政策的永久居留移民，主要是白人；“後門”則用於促進採礦業和農業所需的臨時廉價勞動力的穩定流動，主要是來自周邊鄰國的黑人）的影響。1994年之後，新的移民法一直在起草之中，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沿用了種族隔離時期的《外國人控制法》，除了剔除其中種族主義的內容之外，基本使用的是以往的移民政策。在南非致力於保護人權和重返“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以下簡稱“南共體”）的背景下，南非政府必須在保護國內就業的內部壓力與妥善處理外國移民的外部壓力之間尋求平衡。經過近8年的協商談判，南非於2002年出臺了《移民法》。雖然新南非政府成立後已經認識到需要面對全新的移民問題，但是其似乎一直沒有預料到會有大量低技術移民湧入南非，顯示出其對移民問題的重視程度明顯不足：其一，政府沒有從戰略層面對移民問題進行治理。南非政府只是將移民管理視為國家日常行政事務的一部分，交由內政部作為唯一的部門進行管理，移民事務的國家預算不到10億蘭特。1999年，南非政府發佈的移民問題白皮書僅是靜態地看待移民問題，缺乏從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的角度進行積極治理。其二，政府缺乏基於風險管控的移民管理辦法。南非沒能採用將風險置於境外的基本管理原則。在大量移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南非之後，政府相關部門一方面缺乏必要的統計數據和情況評估，另一方面又需要基於憲法精神保障移民權益而投入相應的公共資源，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並使國民面臨治安環境惡化的風險。其三，南非缺少移民融入社會的管理程序。一些外國人也在努力適應並融入當地社區，但政府和社區並沒有做好相關的準備和配套工作，使得一些移民聚居區變得日益孤立，並逐漸成為當地人眼中的“禁區”。由此可以看出，南非政府長期缺乏針對此問題的系統性法律和相關舉措。2011年 “非洲相互審查機制”（APRM）的監測項目給南非打了“紅色”分數，原因是南非未能很好地解決排外問題。
3.南非政府失當的移民政策導致移民問題複雜化。
南非政府所採取的移民政策存在一些失當之處。其一，2002年的《移民法》部分內容不夠細緻，實施時隨意性較大。《移民法》降低了技術移民的限制，同時對非法移民採取更嚴格的管控，但法案中一些內容模稜兩可，將重點幾乎完全集中在吸引高技術移民上，忽視對現有非法移民問題的處理細則，沒有正視移民人口結構的複雜狀況，未能制定較為全面的配套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使得新法發揮的作用有限，幾乎沒有得到政府、企業和民眾的認可和支持。南非內政部在具體實施該法案時也存在較大的隨意性，例如“公司內部轉讓許可證”在各行業中的配額分配和技能要求等沒有與商業部門進行溝通協商，造成業務管理與實際情況脫節；政府部門之間也缺乏基本的溝通，各類移民許可證的配額分配幾乎全部由內政部相關負責人自行決定，勞工部在2012年也承認在移民問題上與內政部的溝通有限。
其二，對大赦的預期讓更多的非法移民進入或滯留在南非。1994年以後，南非對外國人進行了5次大赦或者特別豁免，分別是：1995年對礦工的大赦；1996年對南共體公民的大赦；1999～2000年對莫桑比克人的大赦；2009～2010年對津巴布韋人的特別豁免；2016年對萊索托人的特別豁免。在前三次大赦中獲得永久居留權的人數分別是5.1萬人、12.4萬人和8.2萬人。在對津巴布韋人的特別豁免中，27.5萬份申請中有20.3萬份獲得批准，但並非所有申請人都獲得了永久居留權，有許多人獲得的是三年期的工作或學習簽證。在對萊索托人的特別豁免中，截至2016年9月已批准40萬份申請中的4.8萬份申請。事實上，許多南共體國家的公民已經以非法移民或尋求庇護者的身份在南非生活，有些人已經通過欺詐性文件獲得了相關身份在南非工作、學習或做生意。大赦和特別豁免為南共體（特別是津巴布韋人和萊索托人）獲得南非永久居留權或者臨時簽證提供了一個機會，這也使得更多的南共體公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南非或滯留在南非。
其三，1998年《難民法》存在嚴重的制度漏洞。1998年《難民法》制定之初是基於一種認識，認為南共體國家相對穩定以及南非與傳統難民輸出國的距離較遠，因而尋求庇護者的人數不會太多。南非在批准相關國際難民公約之後，通過了《難民法》，並確定了難民在南非享有的基本待遇，包括：不遣返；不以非法進入為由進行起訴；除非對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威脅，否則不驅逐出境；保障基本人權和基本的自給自足權利，包括在南非境內工作和教育的權利。南非為了節省建設和維護難民營的費用，採用了非營地化的管理政策，允許等待審批期間的尋求庇護者在南非境內自由流動。2000年以後，數十萬申請庇護的南共體公民湧入南非，特別是在津巴布韋經濟危機時期大量津巴布韋人以尋求庇護者的身份進入南非。而非洲其他國家和部分亞洲國家的人也大量以尋求庇護者的身份進入南非。更為推波助瀾的是，根據法院判決，南非難民事務常設委員會（SCRA）依據《難民法》第22條的規定，允許尋求庇護者在等待其難民身份申請的審批期間為了解決生存問題可以在南非境內工作和學習。這相當於給等待審批的尋求庇護者簽發了一份工作、商業和學習簽證，進一步導致尋求庇護者蜂擁而至。隨著尋求庇護者的人數不斷增加，系統不堪重負，審批週期越來越長，許多審批時間長達數年，而政府也沒有采取措施來改善這一狀況。自2006年以來，獲得難民身份的人有權獲得向南非公民提供的所有社會補助金。即使尋求庇護者的難民申請被拒絕之後，他們依然可以通過上訴程序、欺詐性婚姻、使用虛假身份和欺詐性文件等手段來繼續滯留在南非。這相當於尋求庇護者利用《難民法》的制度漏洞繞過了《移民法》的相關規定，並導致大量外國人進入南非申請庇護，而又沒有任何形式的文件可以驗證他們的身份甚至國籍。這一漏洞又經常被諸如人口走私者和販運者等犯罪集團所利用，併產生權力尋租、社會不穩定和國家安全等一系列問題。南非是世界上接收尋求庇護者最多的5個國家之一，實際上大約90％的申請人沒有資格成為難民，他們只是來尋找工作或商業機會，他們中許多人擁有一定的勞動技能，因此《難民法》的漏洞其實是新時期南非為了獲得臨時廉價勞動力而有意打開的一個後門。
4.南非媒體營造排外輿論氛圍，使得民眾的排外情緒有增無減。
大多數南非民眾與外國人的直接接觸較少，其排外情緒主要是通過紙質媒體所傳達的信息逐漸形成的。南非的媒體（尤其是紙質媒體）在報道南非外國人情況時，大多持有反移民的態度，往往將其置於負面的角色。報紙報道非法移民時常使用工作竊取者、罪犯、販毒者、疾病或瘟疫攜帶者等帶有明顯貶義的標籤式詞彙，並將某些國家的人與某種犯罪行為等同起來。例如，一些媒體在報道時，稱尼日利亞人和摩洛哥人為毒販，剛果人制造假護照和走私鑽石，萊索托人走私黃金和銅，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韋婦女從事賣淫活動，莫桑比克人是偷車賊。在2008年爆發的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中，媒體在其中推波助瀾，在“加劇緊張局勢、促使暴力蔓延”中扮演了“毫不含糊的惡意角色”。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經濟問題的社會化是南非排外的根本原因，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是南非排外的重要思想來源，長期的種族隔離是南非排外的歷史緣由，“相對剝奪感”是排外情緒的主要來源，政府的重視不足和政策失當是移民越來越多的直接成因，一些媒體的偏頗報道是南非湧動排外情緒的催化劑。另外，由於屬於非法移民群體的外籍黑人容易從生物特徵和文化差異上被識別，並且是不受保護的弱勢群體，因而其成為南非一系列問題的替罪羊。
南非持續排外事件的影響
以負面的心態來看待移民，也會使自身受到負面因素的影響。持續的暴力排外已經使南非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方面面臨多重現實困境。
（一）政治上出現“新南非”的政治理想與“鴕鳥政策”的客觀現實之間的較大落差
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後，南非政府為了突顯與種族隔離政府的區別，提出了建設“新南非”的政治理想。“新南非”的理想包含了民主、和解和團結的政治願望，體現了重建、發展和持續上升的發展方向。在實際應用中，“彩虹之國”與“新南非”兩個詞經常互換使用。與此同時，為了突顯建設“彩虹之國”的美好意願和感謝周邊鄰國為幫助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權所做的貢獻，南非制定了被譽為“世界上最進步憲法之一”的新憲法，該憲法保障南非公民和非公民的權利，保護居住在南非境內的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和法律權利，禁止基於種族、民族、宗教或語言背景的歧視。“新南非”的理想是實現種族平等和種族和解，建設一個和平、多元、包容和公正的“彩虹之國”。
但是隨著南非持續排外事件的發生，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現了較大差距。在提出建設“新南非”的理想和制定新憲法的時候，南非並沒有預見到會從其他非洲國家湧入大量的非法外籍黑人移民，這使得後來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失控狀態。南非排外情緒和行為不斷升級，政府在其中沒能發揮有效治理作用。南非不斷出現的排外行為，實際上已經破壞了“新南非”的政治理想和新憲法所規定的非公民應該享有的基本人權。南非林德拉遣返中心位於約翰內斯堡郊區，旨在拘留等待遣返和驅逐出境的外國人。那些被捕後無法支付相關費用的非法移民被送到林德拉遣返中心。該中心管理混亂、條件惡劣、餐飲和醫療條件不足，存在著虐待、毆打、索賄、敲詐勒索、非法拘禁和延期拘禁等問題。在“新南非”的話語下，政府不願意承認暴力事件的排外性質，而是採取不願正視現實的“鴕鳥政策”，因為承認南非排外將有損“彩虹之國”的形象。但現實情況則是，暴力排外在“新南非”多次出現。
（二）經濟上出現排外行為與外源性增長動力缺失的惡性循環
南非的發展離不開外部資源的支持，只有外資、技術和其他生產要素的持續引進才能獲得經濟的外源性增長動力。然而，持續排外導致南非的投資環境惡化，外國投資急劇下降，難以獲得發展急需的外部資源，使得經濟長期低迷、增長乏力。南非的旅遊業受到較為嚴重的影響。2008年南非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之後，歐美、亞洲和非洲等地的眾多國家都發出了旅行安全警告，讓其民眾謹慎前往南非。在2008年之前，南非的入境人數和旅遊收入分別從1994年的449萬人和26.5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909萬人和102.3億美元；在2008年之後，南非的入境人數和旅遊收入長期在1 000萬人和100億美元左右徘徊不前。此外，該國的經濟發展還離不開境內外投資者的支持。相關研究顯示，南非一些外國投資者缺乏社區安全感，並對保護他們的警察和司法機構存疑。排外行為既破壞了南非的投資環境，使得南非難以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外國直接投資從2008年的98.9億美元一路下滑至2017年的13.7億美元），又破壞了南非跨國公司在其他非洲國家的投資努力。目前，南非公司在非洲各國有大量的投資，排外行為使得這些國家的國民抵制南非的產品和服務。例如，南非暴力排外事件發生之後，許多尼日利亞民眾前往所在城市南非電信巨頭（MTN）辦事處進行抗議，還有人威脅要攻擊該公司的營業網點。南非排外行為的持續發生使南非跨國公司面臨失去非洲大陸投資機會和市場份額的風險。
（三）文化上出現“泛非主義”與“非洲恐懼症”“南非例外論”的認同矛盾
南非政府在新南非成立後不久提出了體現泛非主義的非洲復興思想，試圖體現南非的非洲身份，併成為非洲發展的領頭羊。1996年5月8日姆貝基副總統在開普敦通過南非憲法法案時發表了“我是非洲人”演講，強調了南非人的非洲身份和非洲認同。非洲復興思想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各個方面，強調非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融合，是泛非主義的延續和傳承。南非對泛非主義的支持體現在其對非統向非盟過渡的承諾和對“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NEPAD）、“非洲相互審查機制”的支持（以上兩個機制的秘書處都設在南非米德蘭）。
但是，一些南非民眾對其非洲身份的認同度並不高。長期種族隔離制度的影響和南非作為非洲最發達經濟體的地位，使得很多南非人有一種明顯的心理優越感，並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出現“非洲恐懼症”（Afrophobia）。一些研究者認為，後種族隔離時期南非對外籍黑人的暴力排斥可以描述為“非洲恐懼症”。種族隔離時期，南非政府長期封鎖邊境，許多南非人從未離開過南非，缺乏與其他非洲人的接觸，缺乏對其他非洲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在南非反種族隔離鬥爭中所起作用的認識，缺乏對非洲各國民族解放歷程和目前發展狀況的瞭解。這就造成了南非人缺乏對其非洲身份、黑人種族屬性和泛非主義的認同，進而產生了“非洲恐懼症”。區域組織“南部非洲移民計劃”的調查顯示，一些南非人對南部非洲國家的公民也缺乏親近感，他們對南部非洲國家公民的歧視與對其他非洲國家公民的歧視差別不大。二是出現“南非例外論”（South African Exceptionalism）。“南非例外論”的核心觀點是“南非不是非洲國家”“我們不是非洲人”，雖然南非在地理上位於非洲大陸，但其作為非洲最發達的經濟體，似乎不能與其他非洲國家相提並論。雖然姆貝基總統表現出對“泛非主義”的高度熱情，但有不少南非人（包括政治家）不認同其“泛非主義”的政治主張。甚至姆貝基的繼任者祖馬總統也無意中表露出“南非例外論”的思想。祖馬總統在2013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們不能像在非洲的非洲人一樣思考。我們在約翰內斯堡。這是約翰內斯堡。這不是馬拉維的一條國道”，這次演講也因此被社交媒體稱為“我不是非洲人”的演講。南非的媒體也經常將“非洲”一詞指代南非以北的國家，其潛臺詞就是南非不屬於非洲。在一些南非民眾的眼裡，南非是一個經濟發達、政治民主的國家，而其他非洲國家是貧窮落後、戰亂不斷的國家，如果讓大量外籍黑人生活在南非，就有可能把南非變成另一個非洲國家。南非在譴責排外行為時使用了“我是非洲人”“非洲團結”的宣傳口，但是這也從某個側面反映出一些南非民眾不認同非洲身份和泛非主義的客觀現實。
（四）外交上出現政策構想與實施效果的明顯偏差
南非實現民主過渡之後，重新進入國際社會，對外交政策進行了根本性改革，並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以南部非洲、非洲大陸為外交政策的重心。利用非洲最發達經濟體的地位積極在非洲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參與非洲議程，推動非洲和平、穩定和發展，力圖創造更多經濟投資機會，鼓勵南非公司到其他非洲國家投資，進而助力南非經濟發展。南非將自身定位為非洲利益的支持者和非洲和平的捍衛者，推動建立或長期資助許多區域合作與安全機制，例如“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非洲相互審查機制”、南共體、非洲和平與安全框架（APSA）、非洲快速反應部隊(ACIRC)等。二是利用其憲法和外交原則所體現的價值觀來提升南非軟實力。2011年的南非外交政策白皮書指出，南非最大的財富是其作為榜樣的力量，在一個以價值觀競爭為主要特徵的不確定的世界中，“Ubuntu”（南非恩古尼語詞彙，含義包括“人性對待他人、幫助他人就是幫助自己”，在哲學上的含義是“人類共同分享、彼此聯繫的信念”）精神是南非外交政策的重要價值觀，“當我們肯定自己人性的時候，我們也肯定他人的人性，並重申人權、民主、和解以及消除貧困和不發達等價值觀是南非外交政策的核心”。南非外交部還在國內外推出了“Ubuntu”廣播和“Ubuntu”雜誌，以此來宣介南非價值觀。
但是，南非排外行為對其外交工作造成了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南非暴力排外事件接連發生，世界各國媒體跟蹤報道，南非國際形象和旅遊業受到重創，並受到諸多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強烈譴責。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和埃塞俄比亞前總理海爾馬里亞姆嚴厲地批評南非暴力排外行為，認為這對非洲一體化進程已經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津巴布韋前總統穆加貝也嚴厲批評了南非人的排外做法，惡化了兩國關係。馬拉維、津巴布韋和莫桑比克等國從南非撤離其公民。津巴布韋、贊比亞、馬拉維、莫桑比克、尼日利亞和博茨瓦納等國的民眾對南非採取報復行動，包括抵制南非的商品、餐廳、商店和公司，停止播放南非音樂等。眾多非洲國家的民眾到南非大使館門前遊行，部分國家還爆發了由抗議南非排外行為而引發的騷亂。另外，雖然尼日利亞在南非排外事件中受到的影響不大，但尼日利亞還是以召回駐南非高級外交官的方式表達了對南非排外行為的嚴厲譴責，突顯其作為非洲大國的態度，尼日利亞與南非的外交關係長期較為緊張，兩國為了爭奪地區領導權展開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方位競爭。隨著2013年尼日利亞國內生產總值超過南非成為非洲最大的經濟體，尼日利亞也重燃其成為非洲領導者的雄心壯志。因此，尼日利亞積極以地區領導者和其他非洲國家代言人的姿態發言，利用南非排外這個機會來削弱南非的地區影響力和軟實力。
結語
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都不應走自我封閉的老路。雖然排外事件不斷，但南非實際上是一個迫切需要外國技術工人和勞動力的國家，從南非僱主更願意僱傭外國移民就可以看出這一點，而且一些研究表明，移民已經在創造就業機會、增加稅收和提高人均收入等方面為南非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1994年南非民主過渡之後，大量白人技術工人遷往歐美國家，種族隔離時期的教育制度使得黑人技術工人數量較少，國家經濟也因此受到長期制約。在迫切需要外國技術工人和外資的情況下，排外事件的負面影響使得很多外國技術工人和外資對南非望而卻步。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南非政府沒有充分認識到移民也是經濟發展的機遇有一定關係。移民問題具有兩面性，既是一個重大挑戰，也潛藏著發展的機遇。南非政府更多地將其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挑戰加以限制和排斥，沒有通過政策措施來利用大量移民湧入帶來的發展機遇，沒有把移民與南非社會經濟轉型聯繫起來，沒有將其納入《重建和發展計劃》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計劃》（GEAR）等國家發展戰略。政府、媒體和公眾在這個問題上簡單地將犯罪、失業和住房等一系列問題歸咎於移民，這不是一個整體性的長期解決方案，最終只會對經濟、社會、文化和國際形象產生不利影響。2019年9月初南非多地爆發嚴重排外事件後，非盟、埃塞俄比亞、贊比亞、尼日利亞等區域組織和國家表示強烈譴責，非洲多國民眾舉行抗議示威活動，並報復性衝擊來自南非的外資企業。
南非排外是集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暴力文化和社會分層等為一體的複雜問題，不是簡單地通過呼籲社區寬容就能解決的。南非排外最直接的現實動因是經濟發展緩慢、資源競爭激烈和外國人犯罪等問題，因此需要在打擊犯罪、完善制度的基礎上通過發展經濟來解決，依靠制度的約束力來實現彼此的和平共處。為此，南非需要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來採取相應的措施。其一，從短期看，政府需要承認並正視南非排外的客觀現實，甄別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制止並譴責暴力排外行為，依法懲處暴力犯罪，對發表排外言論的官員、政治家進行追責；嚴厲打擊移民官員、警察的受賄索賄行為，杜絕其在相關過程中對移民的歧視、虐待和毆打，加強對基層警察（特別是移民聚居區警察）的培訓；在政府官員、警察和民眾中宣傳移民和難民應該享有的合法權利，確保南非憲法賦予所有人的基本權利落到實處；修改和完善移民政策，在保障其合法權利的同時，加強對非法移民的正規化管理，開設一站式辦事中心，加強辦理移民事務的現代化程度，加快移民事務的審核速度，建立移民積分系統，這有助於降低警察和移民官員處理移民事務的隨意性，減少其尋租和隨意執法的可能；在邊境附近建立尋求庇護者處理中心，並按照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對難民身份的申請實施“毫不拖延”的審批原則，對低風險的尋求庇護者允許其進入指定的安置區域，並提供相應的基本保障，只允許獲得難民身份的人在境內工作、就學和融入社區；設立報警熱線，及時向受害者提供幫助，依法加強對犯罪行為的管控力度，確保所有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依照憲法精神來規範媒體的行為，停止發佈有關移民和難民的惡意言論和不準確的統計數據，客觀公正地報道移民在南非的情況，適當宣傳移民在南非經濟中的作用；組建一個部際工作委員會，協調內政部、勞工部、警察和軍隊等部門的相關工作，加強邊境管控，提高移民入境登記和後期管理的現代化程度，增加偽造證件的難度，減少非法移民進入南非的機會和人數，對可能發生的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做出快速應急響應，避免歷史悲劇重演。
其二，從長期看，政府需要促進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崗位和商業機會，向公眾提供他們自種族隔離結束以來一直渴望的公共產品來減少他們的抱怨情緒，適當減免貧困學生的學費，積極培養熟練的技術工人，加快土地和住房分配的改革進程，採取切實措施幫助底層貧困人口逐漸實現脫貧，避免其長期處於貧困、失業和無助之中；通過學校教育、社區宣傳、大眾媒體和傳統領導人等渠道向南非民眾宣傳移民對南非經濟的重要作用，同時告之民眾排外行為對南非造成的惡劣影響，教育當地居民瞭解不同類型的移民，尤其是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增加彼此之間的交流對話，鼓勵將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告訴政府，由政府通過恰當的方式來解決；由政府適當提供資金，發揮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民間團體的積極作用，為移民提供短期和長期幫助，推進社區融合，消除彼此的恐懼和歧視。目前，索馬里、剛果（金）、盧旺達等國的非洲移民已經自發在南非成立了移民組織，為移民提供幫助，與政府加強溝通協調，並組織起來進行自我保護，下一步南非政府要加強與移民組織的合作，通過對話的方式來發現和解決問題。此外，南非要加強與區域組織和區域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合作，積極參與非洲大陸自貿區建設，加強與非洲國家的人員流動和物資往來，採取更務實的行動來促進非洲大陸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在帶動其他非洲國家發展的同時實現南非經濟復甦，通過不斷髮展來解決發展中出現的排外問題，同時也避免其他非洲國家出現南非排外的類似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