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超過100萬，累計死亡病例將會逼破數十萬，雖然從整個人類種群來講，所佔的比例似乎微乎其微，然而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及表現出的致死率，足以摧毀全球對此病毒的樂觀態度，站在自然界來看，人類只是這個星球存在的一個物種，雖然在其它物種面前，我們有絕對的主導權，但是在大自然面前，和其它物種一樣卑微，自從工業革命之後，人類享受了技術變革帶來的巨大紅利，讓我們有了上帝的視角，去決定每一個生活在低維度世界的“芸芸眾生”。然自然界可並不認同這種“上帝”，因緣際會總會保持這種應有的平衡。
自然界對待各物種如此，人類數百年形成的階層，亦如此正在打破。
在全球化的今天，其實任何事件都關聯著每個國家和地區，在安穩的環境中，大家各行其道，彼此合作，分工，有競爭，有輿論對戰，亦有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但整體來講，趨於和諧，平穩，矛盾並不像如今那麼尖銳。
近百年的世界秩序，我們似乎認同了歐美屬於高度發達經濟體，是自由，繁榮，民主的代表，是資本主義政治體系的優越表現，並且這些國家自認為是優等人種或民族的結果。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總有一大波人員趨之若鶩，想成為其中的一員。毋庸置疑，向更高層級的“躍龍門”，本身就沒有錯，然而錯在歐美是否就是真的“龍門”，抑或是一種長期以假亂真的假象。此次疫情我們可以管中窺豹。
一、歐美政府對待疫情的反應，遠遠不如中國，但是民眾對待政府的作為，並無多少問責和譴責，究其原因有三。
1）在資本主義的政治體系中，政府並不完全是民眾的依靠，並不象徵或者完全代表國家人民的意志，更多是一個辦事機構，在市場經濟為主體下，更多依靠自身，民眾也並未在政府身上給予厚望，你若按照憲法體系流程，機械地完成每個工序，無論結果如何，政府並無罪責，這與中國不一樣，在任何公共事件面前，13億眼睛都盯住政府，不管政府使用什麼方法，民眾要的只是結果，一個對大多數人都滿意的結果，在中國人的眼裡“條條大路通羅馬”，在西方眼裡，你必須走規定的道路，哪怕前方萬丈深淵。
2）歐美官員和中國官員，同是官員，但意義並不相同，所以我們常說西方政客，更貼切的叫具有鼓動性的演說家或表演天才，在公共事件面前，反而成為了他們的表演的舞臺，合適的時機、合適的地點、說合適的話，就會起到意想不到的結果，就如特朗普的支持率不降反升，輿論場上的千錘百煉，任何干練的手，還不如一張“靈巧的嘴”。就如紐約州的疫情實際上一團糟，然而幾條推特就可以讓人們的情緒得到釋放和照料。在中國卻截然不同，在公共事件面前官員害怕輿論，不敢直麵人們的關切和焦慮，寄希望通過實幹解除或淡化疫情，害怕言多必失造成的集體性恐慌，習慣念稿子應對公眾，然而當沒有足夠能力解決時，必然會造成雪崩。
3）無處不在的“自由”和“人權”，17世紀，匈牙利詩人裴多菲這首百多年來在全世界廣為傳誦的詩篇“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貼切地解讀了歐美人對待疫情的態度。從某個角度來講，生命為縱慾犧牲是一件偉大的事。我們從歐美各種大片都能看到這些理念，盡情釋放人的天性，便可以得到靈性層的幸福感，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人認可這種價值觀。
二、這個世界沒有標準去衡量對錯。
1）中國式的應對決策，用在中國再好不過，起到的效果立竿見影，在此次世界疫情中可以算作奇蹟和表率，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不可複製，也並不被傲嬌的歐美國家完全接受。
2）即使歐美在疫情面前，我們認為一塌糊塗，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過去的100年裡，無論經濟，軍事，科技等任何一個方面都遙遙領先東方，當然這種領先一方面是攫取和掠奪積累的資本，不斷形成的質變，例如兩次世界大戰，歐美各國幾乎攫取了世界上的大部分財富，奠定了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持續領先的基礎。另一方面是工業革命的爆發讓有了其凌駕於其他國家的魔法權杖。
3）技術的創新，為何偏愛在歐美的土地，正如此次疫情給她帶來的短板相輔相成，盡情地釋放天性，或許是縱慾，或許是創新。
面對疫情，我想很多人看到了東方與西方意識形態差異原來如此巨大，影響著方方面面，但是我們始終保持著包容的心態去對待和理解每一個體制和民族，然而一個欺凌了你上百年，瞧不起你了上百年，領先了你上百年，即使你如何仁至義盡，又怎麼能讓他對你心生敬佩和尊重，就如中國封建王朝巔峰時刻對待其它種族的態度相仿，如有一天讓他高看你一眼，唯有你足夠強大，強大到對你不僅僅是焦慮，恐懼，而是心悅誠服，願我們收起不必要的道義，因為有些道義必將是徒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