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院士评选是近些年颇受争议的一年，那一年许多知名科学家参选，如施一公、饶毅、舒红兵等，但评选结果是舒红兵当选，饶毅和施一公落选。
为此，饶毅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再也不参评院士！这可能是气话，但是也说明了饶毅的无奈。施一公2013年再次参评，终于如愿以偿。
在我国，院士是最高学术称号，但如果你以为院士只是学术称号，只是代表一种荣誉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我国各大高校，你去他们官网看下，在学校概况这一栏，无不突出说明了该校有多少名院士。当然了，这些院士的具体数字我们需要斟酌，很多学校真正全职的院士没几个，双聘的倒不少，但是大部分的全校不会明示其中有几个双聘院士，甚至有些学校一个全职院士都没有，也会写上有多少个院士。
为什么高校都热衷于追求院士呢？很简单，院士意味着学术权威，院士多少意味着办学实力，院士多少关乎学校的大学排名，院士多少意味着能吸收更多的优质生源，院士挂名申请项目能获得经费支持更多！……
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的利益，院士的评选才受到本人和所在学校的高度重视。我们翻看施一公和舒红兵的简历，看看他们在2011年都有哪些成就：
施一公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1984年从河南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因全国高中数学竞赛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年年成绩全年级第一，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1995年，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的时候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1997年，施一公还在做博士后，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后来成为该校的终身教授。2008年，已是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的施一公辞去美国的所有职务，全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施一公系统地揭示了哺乳动物、果蝇和线虫中细胞凋亡通路的分子机理，已有若干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研发。因为其在细胞凋亡和TGF-信号传导等领域的杰出工作，破解了这一类生命科学之谜，年仅36岁的施一公获得全球生物蛋白研究学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研究家奖”。
按道理来说，施一公的履历是很光鲜的，从学术角度来说达到了院士的评选标准。我们再来看看舒红兵的履历：
舒红兵出生于1967年，跟施一公是同岁，1987年舒红兵从兰州大学本科毕业，1990年从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硕士毕业，1995年获美国埃默里大学博士学位。在随后的五年内，舒红兵先是在美国Tularik公司David Goeddel实验室做博士后，后来在美国犹太医学研究中心及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做助理教授。2000年，舒红兵回到国内，就职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并成为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2005年后去了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为教授、院长，2013年起开始任武汉大学副校长。
2004年，舒红兵曾获得美国白细胞生物学学会Dolph Adams奖。舒红兵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2014年在Cell子刊Cell Host & Microbe发表其在抗病毒天然免疫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博士生周倩为第一作者，舒红兵和王延轶为通讯作者，那这是2011年之后的事情了。
对比来看，施一公的科研成果似乎比舒红兵的要强一些。那2011年舒红兵评上了院士，施一公为什么却没评上院士呢？
中科院院士每年最多评选60人，参与评选必须要推荐人，推荐人至少要3位老院士，各学部常务委员会组织院士对候选人进行评审和选举，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赞同的，按照分数由高到低，选出60位为止。我们发现施一公是2008年回国的，而舒红兵是2000年就回国的，舒红兵要比施一公早8年回国。因此，舒红兵在施一公回国之前就国内深耕多年，院士的资源远多于施一公，这点的优势是施一公没法比的，在我国讲究论资排辈的情况下，施一公的落选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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