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春天出現在唐朝，與“科舉制度”的施行與培育有最大最緊密的關係，也與唐朝的穩定繁榮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秦漢的歷史地位，屬於大一統帝國的創始和實驗階段，而唐，則是帝國體制成熟階段。
秦朝統一後，由於帝國體制都還處於摸索階段，特別是帝國的基層管理基本處於空白階段，屬於“空心化”帝國，上層建築很好很完整，但基層失去統治力，導致出現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應者雲集”的現在。
漢朝直接就是秦帝國的延續。帝國體制及落實，都處於試驗當中，特別是帝國統治所需要的專業的官僚人員，一直處於嚴重的“缺貨”狀態，所以漢朝施行“舉孝廉”、“徵辟制度”，“太學”教育制度等，但都不能滿足管理需要。東漢末曹操甚至用了“唯才是舉令”。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卻又使政治走上豪門政治體制，嚴重製約了寒門士族政治的可能。
等到了隋朝，煬帝開始的“科舉選拔制度”，開創性地解決了帝國官僚體制人才的選拔制度、流程、和人員需求問題。
而“科舉制度”在給學子們一個光明的前程的過程中，還設置了諸多的福利制度等待著他們去拿。比如考中秀才免除徭役，可入公學免費學習；中舉人可免除賦稅，中進士可做官，自然家屬也就免除徭役賦稅了。
所以，“科舉制度”不是一定都能做官的，但中舉人後，做個富家翁，也是可以的。所以正是因為有諸多的“科舉福利”，“科舉制度”才具有那麼大的吸引力！
但一項制度的推行，到基層人民都接受，並且獲得生根發芽，直至開花結果，是需要用時間去灌溉的。從隋煬帝開始施行，到唐朝建立一個富強的帝國，給人民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以及少數文化人的出現，並獲得政治上成功作為典範，進而帶動更多的人投身到“科舉制度”的學習中去，都需要時間。
所以，初唐時期，出現的詩人很少，而且還限於貴族身份，如“房玄齡魏徵”等人，包括李世民李淵都是。
等初唐四傑出現的時候，他們的身份都是底層人民的代表，也就意味著，詩歌的春天即將到來，因為他們背後將會有無窮無盡的寒門世子出現在詩歌的盛會上。
初唐只出現了“四傑”，繼而，到盛唐時期，詩人如雨後春筍般地噴薄而出，這個時間是唐朝建國90年左右。
這也意味著，經過百年時間左右的灌溉，文化已經成為基層人民群眾樂意接受並引以為豪的事業了。而且，“科舉制度福利”也已經兌現，“士族政治”已經成為明確的政治方向。所以，成為文化人就幾乎成了所有人的追求。而詩歌，則是文化人的一種外在表現而已。
而且政府的倡導，高層文化人的身體力行，也使詩歌成為當時最流行的文化符號。
而在漢樂府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詩歌，則呈現出多樣化，繼而將魏晉時期的質樸渾厚風格多樣化，也是春天的一種象徵意義。
所以，詩歌的春天出現在唐朝，是“科舉制度”的花結出來的一種果實，是時間和制度相結合的產物。恰好也由此而奠定了“儒學+政治”的並軌路線，使中國封建社會“皇權與士族共天下”成為慣例，並由此將“宗教政治”的可能性徹底消除（這是另外的話題，在這裡可以省略不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