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莫言的获奖想到曹禺的遗愿
周鲁
对于莫言先生的作品，除了《红高粱》之外，我是翻也没怎么翻过。这次传出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很快就有人问我有何感想，我只能说莫言还是有才华的，在文学上还是有一定成就的，其它的，我只能“莫言”。其实就是“言”的话，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这事儿还真有点复杂，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也就懒得说了。
虽然“感想”说不清，一个“联想”倒是可以说说，那就是由莫言先生的获奖，我联想到了曹禺先生的一个遗愿。曹禺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话剧家，晚年担任过中国文联的主席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主席，在其任职期间，曾经公开提出一个建议，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就是解散文联、作协一类的机构。曹禺先生是1993年提出这一建议的，1996年就去世了，故这一建议可以称为他的遗愿。当然，曹禺先生的这一愿望，在其生前与逝后都没有得以实现。
张耀杰先生是长期研究曹禺的戏剧学家，著有《曹禺：戏里戏外》一书，书的结尾曾有一段转述的文字，引用如下：
“王蒙在《永远的雷雨》一文中，还谈到曹禺晚年最为大胆也最为精彩的一个表现：“我爱他的剧作，但又实在不怎么理解他。例如他晚年的一次精彩就相当出人意料。我说的是一九九三年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时，他扶病前来与中央领导会见，他发言建议将（当时的）文联和一些协会解散，而他本人就是文联主席。这堪称振聋发聩。””
莫言先生的获奖，或许是了却了一些国人的愿望，而我看重的却是曹禺先生的遗愿，毕竟理顺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比一两个作家的成就得到“洋大人”的首肯要重要得多。对于曹禺先生的建议，张耀杰先生的评价是“最为大胆也最为精彩”，王蒙先生的评价是“精彩”、“相当出人意料”、“堪称振聋发聩”和“实在不怎么理解他。”对于王蒙先生的说法，我在这里不作评论。对于张耀杰先生的说法，我觉得有补充的必要。一个青年时代就崭露才华并取得成就的作家，后半生碌碌无为，写作只为迎合某种政治势力，这种时代的局限性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不能对其作过分的指责；对其晚年的“其言也善”，也没有必要作出过高的评价。曹禺先生的晚年，担任了不低的官职，并享受了正部级的待遇，能够在公开的场合说了几句表露内心的真话，而不仅仅是官场上的套话，一方面是显示了自己的良知未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种对得起纳税人的行为，本来就是应当做的，只不过相对于那些享受着高官厚禄，到老死也不肯在公开场合说几句真话的人来说，曹禺先生的言行就显得可贵了。
对于曹禺先生的这一遗愿，我的文字属于“转述的转述”，但我也的确感到了古话所说的“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当然这句话不是就所有人而言的。与曹禺先生的这种做法类似的，还有赵丹先生的所为。早在1980年，赵丹先生在去世前曾发表一篇题为《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的文章，与曹禺先生的建议，应该是相近的思路。文章中有句话说：“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我印象中似乎莫言先生也有过关于作品审查的言论，不过还没有查到原文。我也不知道莫言先生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是否知道曹禺先生关于解散文联、作协的建议，如果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在人生的晚年，曹禺先生和赵丹先生并没有选择“莫言”，也不是只说言不由衷的话，而是终于说了几句发自内心的真话，这些话无论对错与否，合不合时宜，总代表了一部分老一辈文艺家在经历了世事变迁和一生感悟之后的真实想法。莫言获奖引起的舆论热评，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而对于曹禺、赵丹这样的老一辈文艺家的遗愿，我们却应当持久性地关注和思考，因为这些真诚的愿望，实在是关乎我们这个民族在文明发展里程上的长久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