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夕，英國首相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可謂二戰外交史中最具爭議，也最遭後人抨擊的一個政策。
世人由於知道了歷史的結局，所以往往自認為高明地指責張伯倫內閣的愚蠢，甚至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大肆批判張伯倫，將其描述成一個通過犧牲小國利益換取自身安全的損人終害己者。
更深一層思考，就會發現，這些觀點都忽視了兩個基本事實：
其一，大英帝國的外交傳統向來不以道德準繩作繭自縛。英國的遠東鴉片貿易道德嗎？然而，這絲毫不妨礙其20年內連續兩次打敗清王朝。英國在印度的紡織品政策道德嗎？這同樣不妨礙帝國因此掃清障礙，成為全球性的紡織品出口大國。由此可見，道德本身不能解釋大英帝國的政策選擇，更不能解釋其成敗結果。
其二，張伯倫雖然在公開場合喜歡扮演一種忠厚有餘的紳士形象，實則對現實主義外交熟稔於心。這一點，他留下的大量日記、信函、會議紀要可以證明。其倚重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綽號“聖狐”，同樣是權力外交的超級高手。兩人均把私德和事功分得一清二楚，往往在柔弱、高尚的外衣下，暗行力學外交的折衝樽俎。這樣一個二人組合所推行的政策，顯然不能等閒視之。
今日回顧歷史，最引發後人感嘆的其實在於，後人往往忘記前人進行政策選擇的基本環境。這就好比溺水的人和船上的人雖然處在同一水域，感受卻大不相同。所以，本文將首先還原張伯倫內閣所處的基本戰略環境，繼而闡明其對德政策的戰略實質，以明張伯倫、丘吉爾時代英國國家戰略之因革損益。
對張伯倫內閣而言，最頭痛的問題在於大英帝國的持續衰落。這種衰落與德國的挑戰可謂一體之兩面，而這也是理解兩次世界大戰的關鍵因素之一，更是檢討英國二戰大戰略的起點。
究其衰落之源，大致可分為遠、中、近三因：
遠因：陸權復興的衝擊。英國的崛起是海權的崛起。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受制於低下的技術手段，海洋在人類文明史中長期發揮的是障礙職能。地中海沿岸雖有早期海洋文明出現，但嚴格來講只能算是海文明，還稱不上洋文明。直到大航海時代，人類才算是真正進入海洋時代。
隨著海洋由交往障礙變成交通捷徑，一個全球的資源、貿易網絡浮出水面。在這個時代，誰能控制海洋，誰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場；誰能控制最多的市場，誰才能得到最大的財富。有了財富，再培養國力，就產生了一條由海而富，由富而強的新強國之路。葡萄牙、西班牙得風氣之先，荷蘭、英、法緊隨其後，最終由大英帝國集其大成。這首先得益於大英帝國是一個島國，無須像半島國家那樣，始終在陸海之間掙扎。其位置又恰好位於歐洲大陸與海外市場的交會點上。這令英國海軍不僅可以低成本捍衛國家安全，更可以輕易控制列強的命脈線。在此基礎上，英國在外交政策、產業革命、國內製度、金融建設等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其最終成為日不落帝國，操全球霸權之牛耳，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鐵路的出現宣告了陸權復興的福音。隨著陸上資源的整合，德意志的統一和日後蘇俄的崛起，均是把握這一時代機遇的結果。最終，終結這個時代的國家則是美國，它利用這一陸權復興的風潮崛起於北美大陸，進而依託其“東西為大洋，南北皆弱國”的地緣格局，組建強大的海軍向外擴張，從而形成了一條由陸向海的新強國之路，最終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既可以組建強大遠洋艦隊，又可以組建巨型陸軍的國家。這就終結了傳統的陸權、海權二元化格局，開啟了超級大國的新模式。
作為上一輪地緣革命的受益者，大英帝國不免相形見絀，其本土過於狹小的弊端日趨明顯，嚴重限制了其在大國棋局中的影響力。
中因：內部的離心力。大英帝國本土狹小，但海外領地廣大，如能將這些海外空間充分開發，英國仍不失為一個世界超強。可惜，在民族解放風潮的激盪下，帝國的離心力越來越大。到1939年，加拿大、南非、新西蘭、澳大利亞、愛爾蘭已成為完全的自治領，印度和緬甸則被允許成為自治領。不僅如此，澳大利亞汲汲於成為南太平洋上的戰略棋手，南非、愛爾蘭內部反英情緒日漸高漲，印度和緬甸則謀求徹底獨立。
即便是在帝國的核心——英倫三島上，形勢也不容樂觀。一戰的慘重代價，讓大多數國民將戰爭視為畏途。“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很大一部分精英（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還有政界和統治階層）已轉而確信大戰沒有勝利者，所有參戰國都失敗了。這一觀點的必然推論是在一場未來戰爭中也不會有勝利者——事實上任何原因、任何衝突都不能使得犧牲一國青年成為理由。1934年的‘牛津決議’（當時牛津大學學生拒絕在任何情況下為‘英王和國家’而戰）突出了英國的‘出類拔萃之輩’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於這種世界觀。”在這種烏托邦式的國際和平主義氾濫大潮中，一戰的原因被簡單歸結為秘密外交，推波助瀾者認為，只要讓外交公開透明，內受民意、外受國際輿論的制約，自可將戰爭消弭於無形。
事實證明，這是個一廂情願的幻想。希特勒巧妙利用了這一點，他充分煽動戰敗國民眾的復仇情緒，對內塑造好戰的民意，同時又高搖橄欖枝，專用和平攻勢瓦解敵對陣營的抵抗力量。這種宣傳是如此的成功，以至於英國內部輿情普遍同情德國，認為德國不過是要拿回不公平的《凡爾賽條約》剝奪的正當權利。各自治領更是一副作壁上觀的態度。當捷克危機一觸即發之際，南非總理赫佐格公開宣佈，如果英國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捲入對德戰爭的話，他不能擔保他的國家會給予支持。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對於又一場歐洲大戰絲毫不感興趣，後兩個國家更擔心的是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脅，為此，他們不惜向美國靠攏。這就極大削弱了英國一致對外的戰鬥力，甚至讓領導者不得不再三捫心自問，對外戰爭會否加速大英帝國的解體？
近因：中等強國的群起挑戰。國際政治有其殘酷的一面，霸主國在其強盛之時，往往賓客盈庭、供奉不絕。一旦衰落，則每每引發中等強國的紛起逐鹿。
一戰時，英國在遠東有日本為盟友，在歐洲則有法、俄、意為盟友，並最終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國相助，這才得以擊敗德奧聯盟。但是，就在一戰期間，陸權復興的影響已展示出來，英國對歐洲大陸均勢的維持、塑造能力已遭到質疑。日本趁機在遠東全面擴張，日漸扮演起英國遠東殖民體系掘墓人的角色。沙俄則變身蘇聯，擺出與整個西方世界對抗的姿態。德國雖淪為戰敗國，但國力和民眾素質不變，復仇情緒日強，再度挑戰英國霸權只是時間問題。美國雖與英國同用一種語言，卻一直標舉反英、反殖民的旗幟。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陸海軍仍在以英國為假想敵制訂戰爭預案。世人受日後美英特殊關係的影響，往往認為兩國之結盟為必然，實則只是諸多機緣聚合、外交努力的結果。
面對德、日、俄、美四強的紛起挑戰，英國的盟友只有一個半，一個是可靠但力量持續衰弱的法國，半個是力量更弱卻更不可靠的意大利。法國可靠，是因為法國更需要依靠英國去對抗德國。意大利算半個，是因為它既準備與英國為友，又準備與英國為敵。為友為敵，全看收益。此時的大英帝國可謂危機暗伏、強敵環伺，應對稍一不慎，內則樹倒猢猻散，外則牆危眾人推。這就是張伯倫面對希特勒崛起時的基本背景。
“綏靖”的戰略真相：
面對咄咄逼人的希特勒，張伯倫內閣顯然嗅到了新一輪大戰的氣息。此時，留給該內閣的選擇只有兩個：力爭避免新一輪大戰，或力爭贏得新一輪大戰。而這兩個選擇本身是針鋒相對的。稍一不慎，就會滿盤皆輸。
後人當然可以根據結果假定，二戰不可避免，只有儘早備戰，才能儘量降低損失。但是，就算有一兩個當事的戰略家看清這個結果，也很難讓當時的大眾接受這個判斷。
1938年3月21日，在德奧合併已成事實的情況下，英法均已意識到下一個目標將是捷克斯洛伐克。這一天，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將一份關於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評估報告送到了外交政策委員會。這份報告的結論引發了轟動，以至於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第二天的內閣會議上鄭重將之宣讀：“我們斷定，無論海上、陸上或空中，我們和我們盟國所能施加的壓力，既無法阻止德國侵略和蠶食波希米亞，也無法防止捷克軍隊不遭決定性的失敗。因此，我們必將為恢復捷克斯洛伐克已失去的領土完整而進行一場反德戰爭，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打敗德國，只有經過長期戰爭。我們認為，在當前世界形勢下，如果發生這樣一場戰爭，意大利和日本大有可能乘機向各自的目標推進，結果，我們必須面對的，不是一場有限的歐洲戰爭，而是一場世界大戰。”
這個結論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問題是大眾普遍厭戰，帝國又處在衰落期，如果英國率先鎖定德國為對手，必然將把選擇的主動權拱手讓出，令其他中等強國坐收漁利。因而，假如英國真的採取了報告開出的藥方，無疑等於變相踐行了俾斯麥的名言：因為害怕死亡而選擇自殺。
而不願意再打一次世界大戰的人，絕不僅僅只是處江湖之遠的人們。會議記錄顯示，“外交大臣提出並得到首相支持的政策，在當時情況下是最可行的政策，這一觀點隨著討論為多數人所同意，而且贊同的人數越來越多”。
無獨有偶。就在一週前，法國國防委員會也進行了一次聽證會。甘末林將軍就捷克問題進行了彙報，結論是法國陸軍遠未做好戰爭準備，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抗擊德國的成功率極低。
正是前述環境，極大限制了張伯倫內閣的選擇自由。而希特勒的高明就在於，他充分利用了一戰後英法內部的厭戰情緒和理想主義思潮，入室操戈，把德國打扮成“十四點建議”的棄兒、《凡爾賽條約》的受害人，進而樹起德語族裔大統一的旗幟，以實現不流血征服。假如英法過早備戰，只能強化希特勒的道德優勢，更進一步增強英法內部的裂痕。
張伯倫夾在好戰、狡黠的希特勒與厭戰、單純的大眾之間，竭力尋找政策的平衡點，其難度超乎後人想象。他最終的選擇是擺出“順應”民意、輿情的姿態，默認乃至協助希特勒拿回應得之物，從而將德國的擴張限定在一定範圍和一定方向上。這個策略如果成功，將規避新一輪大戰。但如果失敗，則等於以糧資敵，自掘墳墓。如果說，該政策的目標在於“一定範圍”，其保險措施就在於“一定方向上”。
任何政策都有風險，最高明的戰略，總是在陽謀中暗藏陰謀，預留下隨時轉向（乃至轉向反面）的彈性和暗中保險的措施。張伯倫內閣推行的“綏靖政策”，同樣要作如是觀。
1936年10月，德、意秘密簽訂了《德意議定書》，形成了“柏林-羅馬軸心”聯盟。11月，德日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一年後，意大利也加入這一協定，德、意、日三國軸心正式形成。對於這個三國陣營的出現，英國可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這個陣營至少按其綱領是針對共產主義陣營的，顯然對英國有利。但是，國際政治有其現實一面，理想、綱領、原則往往只是擋箭牌、遮羞布、迷魂湯。三國軸心可以對抗蘇聯，也隨時可以轉向對付其他國家。
張伯倫要做的就是“禍水東引”，讓德國的擴張方向不斷偏向東歐，加速與蘇聯形成面對面的地緣碰撞。大英帝國則作為平衡砝碼，坐觀德國在法、蘇之間重演兩線作戰的困局。不僅如此，張伯倫奉行“綏靖政策”的另一層含義還在於，他要極力避免英國在蘇聯參戰前先陷入戰火之中。
至於遠東，奉行的同樣是此種策略，只要日本還沒有直接對大英帝國圖窮匕見，英國應竭力剋制，爭取讓美日、蘇日矛盾先激化。英國在一戰後忽然斥巨資實現新加坡的要塞化，表面上是防禦日本南下，實則暗藏立足馬六甲海峽閉關自守之意。至於海峽以東的事務，就讓中、蘇、美、日四國去糾紛吧。其基本戰略構想，極其類似法國的馬其諾防線，本質上都是一種擠壓戰略，縮小對方的戰略空間，改變對方的擴張方向，從而擴大自己的選擇彈性。
從這個角度講，英國的“禍水策略”是囊括整個歐亞大陸的。
與馬其諾防線一樣，大英帝國的擠壓戰略同樣有其阿喀琉斯之踵。
將蘇聯作為制衡德國的砝碼是正確的，但問題在於，要想讓蘇聯按照英國需求發揮作用，則必須進行外交經營。可是，張伯倫半是出於害怕刺激希特勒，半是害怕開罪國內的反蘇派，在改善英蘇關係的問題上，始終表現得非常消極無為。
“綏靖政策”在慕尼黑達到頂峰。張伯倫刻意將美蘇兩國排斥在和會之外，從而形成了一種英國主導下的四強（英、法、德、意）協商機制。墨索里尼獲得了榮譽，希特勒得到了實利。張伯倫滿足於希特勒“在歐洲不會再提出領土要求”的表態，認為自己業已贏得了“我們時代的和平”。法國雖然將信將疑，卻仍希望希特勒能言而有信。
然而，事態迅速急轉直下。希特勒不顧自己畫下的紅線，公然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徹底破壞了之前十餘年德國苦心經營的和平崛起形象。當希特勒又將手伸向波蘭時，英法內部的民意、輿情終於發生了逆轉。
在這種逆轉下，張伯倫內閣急於在民眾面前改善形象，竟相繼對波蘭、羅馬尼亞、希臘的安全作出公開保證，這3個國家也相繼接受了英國的保證。其中，波蘭和羅馬尼亞是德、蘇的共同目標，希臘則是墨索里尼的目標。張伯倫對這3個國家的安全進行公開擔保，等於同時開罪德、蘇、意三國，尤其起到助推蘇、德合作的客觀作用。
張伯倫當然也在考慮與蘇聯合作的問題，卻又將合作基礎建立在蘇聯能公開保證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安全之上。這就等於既要藉助蘇聯的力量對付希特勒，又預先剝奪蘇聯的勝利果實。只有具備高度利他主義情懷的國家才會接受這樣的聯盟，蘇聯從來不是這樣的國家。它的外交繼承自老沙俄帝國，有著濃烈的強權政治基因。
丘吉爾看到了危險，在下院大聲疾呼：“……我請求英王陛下政府從這些嚴酷的真理中汲取一部分，牢記在頭腦中。沒有任何有效的東方防線，就不可能令人滿意地保衛我們在西方的利益，而離開俄國就不可能有有效的東方防線。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已經長時期地忽略了我們的防務，已經拋棄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它在軍事力量方面意味著的一切，已經使我們承擔了保衛波蘭和羅馬尼亞的義務，而未檢查在技術方面的困難，現在又排斥並摒棄了必不可少的俄國的援助，從而以最糟糕的方式引導我們陷入一場最糟糕的戰爭，那麼，這個政府就是辜負了同胞們所寄予的信任，我還要加一句，就是辜負了同胞們對它的寬大。”
相反，希特勒雖在《我的奮鬥》中，對蘇聯和斯拉夫人展示了刻骨銘心的仇恨，卻在最後時刻向現實低頭，以閃電般的速度改善蘇德關係，搶在德波戰爭爆發前與蘇聯結成同盟，並達成了瓜分波蘭，進而瓜分整個東歐的秘密協定。大英帝國作為最後保險栓的東方戰線，隨之灰飛煙滅，反而為納粹德國加持了一個巨大的資源後方。
今天回頭看去，張伯倫的悲劇就在於，過度為民意所裹挾，初則過於謹慎，坐失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終則過於冒進，因擔保波、羅、希三國而自我孤立。力量消長之關鍵，與其說是張伯倫高估了希特勒的善意，不如說是他低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理性與智慧。
在蘇德聯盟的保障下，希特勒火力全開，先是在28天內消滅了波蘭，接著又將死神的鐮刀揮向北歐和西歐。大英帝國的國運進入一個空前殘酷的寒冬期。
臨危受命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對西線展開全面進攻。同日，大英帝國內閣送走了張伯倫，迎來了一位新首相——溫斯頓·丘吉爾。
正如日後任丘吉爾秘書的約翰·科爾維爾指出的那樣，此時的丘吉爾“年過六十五歲，已有資格領取養老金了。他充沛的精力和雄辯的口才依然不減當年，但是他的許多同胞，不管其政見如何，都認為他聲名狼藉，而不是大名鼎鼎，對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好感大於對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好感”。總而言之，“在他就任首相之前的四十年中，有許多人是支持他的，然而反對他的人更多”。
但是，在此後的“二十五年餘生中”，“他卻譽滿全球，並得到世人的尊重和愛戴”，以至於今天的世人，已很少有人記住作為暢銷書作家、藝術家、砌磚愛好者的丘吉爾，記住的是作為大政治家、大戰略家的丘吉爾。
之所以會有這樣一個巨大的逆轉，留下這樣一段大器晚成的傳奇，緣於丘吉爾在恰當的時間遇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機遇。
如果將丘吉爾與張伯倫做一個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張伯倫處處高談理想、原則，實則卻是一個務實主義者。所以，他才會對民意輿情高度敏感，處處竭力維持內部團結，同時以有限的資源維護江河日下的老朽帝國。而丘吉爾則截然不同。在他的世界裡，凡人皆碌碌於當下的塵埃之中，英雄卻乘風於歷史的長河之上。他在外交領域雖然同樣務實，但在國內政治中卻有著十足的堂吉訶德氣質。他向來只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成敗利鈍則非其所論。對於女性主義、反精英論、虛無主義，更是一貫嗤之以鼻，不假顏色，因此為大眾所不喜。他又文從古風，好起高論，言必憂患，論必備戰，更不免逆時代之潮流，為輿情之公敵。所以，丘吉爾從來不是一個善於在和平年代說服大眾的政客，卻是一匹識途老馬，一個可以在危亡關頭臨危受命、力挽狂瀾的政治家。
平心而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即便由丘吉爾掌舵，亦不可能比張伯倫做得更好，反而可能激怒大眾，自亂陣腳。後人應當慶幸張伯倫有效地壓制了丘吉爾，讓其得以與當時的外交政策徹底撇清關係。 後人更應當慶幸，關鍵時刻，大英帝國還有這樣一個識途老馬堪當大任。
丘吉爾出任首相僅僅7周後，法荷比盧四國已悉數戰敗，只剩下英國一支孤軍，獨自面對如日中天的第三帝國。而這支孤軍的狀況實在是慘不忍睹。在外圍，它已然孤立無援（美國總統羅斯福雖然已決意變美國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但畢竟遠水不解近渴）；在內部，在經歷了敦刻爾克的大撤退後，裝備損失殆盡，國內只能保持一個師的完整武裝，且機械化運輸裝備奇缺。 該師師長蒙哥馬利為了保障自身的機動戰能力，被迫強徵當地的公交車充軍。因為此舉過於擾民，引發強烈的輿情彈劾，直到丘吉爾親自出面支持，才勉強保住了這個師的機動性。
而在海峽的另一邊，第三帝國可謂兵強馬壯，士氣如虹。尤其在法荷比盧四國全部戰敗後，德國徹底控制了大西洋沿岸地區，對英國本土安全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更將中西歐之工業區連成一片，其潛力之大，絕非經生腐儒所能想象。當時之德國根本無須征服大英帝國，只要迫其握手言和，則全球風雲盡在其叱吒之中。即便如此，希特勒仍迫不及待地發表了一個和平呼籲，給予英國極大的尊重，開出極其優渥的和平條件（與其對法國的苛刻形成強烈對比），大有雅利安-盎格魯共治天下之雅量。
說來耐人深思，早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就表達了一種強烈的親英情緒。取得政權後，希特勒又多次在公私場合表達其對大英帝國的敬意。他認為，西方世界的振興，端賴於海上強權英國與陸上強權德國的聯盟。這也是張伯倫對德政策的一個重要判斷前提。雖說張伯倫並不真想與希特勒聯盟，共治天下，卻很希望能利用此種心態，逐漸將德國變成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平衡器，從而在法俄之間維持一種對英國有利的均勢。
在英國經歷了1940年夏季大慘敗之後，希特勒居然仍不忘初衷，舊案重提，一時不免在英國內部引發出強烈的議和暗流。絕大多數主和者，都是被希特勒的赫赫武功嚇破了膽，先認定抗德不過是重蹈法國覆亡的舊路，擔心真等到本土淪陷再謀和局，結果必不如當下有利。
對這一類人，丘吉爾嗤之以鼻。
回顧大英帝國的歷史，不難發現，比起當年無敵艦隊來襲、拿破崙橫掃歐陸，目前這種局面尚稱不上最糟糕。何況希特勒的背後，也正如當年的拿破崙，都潛伏著一隻巨大而敵友不明的“北極熊”，以及一個志不在小的“老熊王”。而今日大英帝國的身後，卻即將多出一個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以及一個同樣志不在小的“羅廠長”（編注：北極熊指俄羅斯，老熊王指當年的沙皇亞歷山大和當時的斯大林；羅廠長指羅斯福，因其稱要把美國變成世界民主力量的兵工廠）。並且，英德之間尚有一道令無數英雄折腰的英吉利海峽，這道海峽一向被大英帝國當成天然的護城壕，退可划水而治，進可開關擊敵。陸上獅虎，其奈我何！
反之，若僅僅因為法國戰敗，就急不可耐地接受希特勒恩賜的和平，則大英帝國將自此淪為德意志的一個地區副官。如果大英帝國本來就是個副官，則在彼處為副官還是在此處為副官，本無可無不可。然而，大英帝國本是霸主，鐵甲成行，封疆萬里，廉頗未老，周郎猶在，反要屈尊以事新主，這才是辱沒了列祖列宗。丘吉爾又一向自詡馬爾伯勒（編注：英國曆史上偉大的軍事統帥）之後，有決勝疆場之志，自然是要振臂一呼，以背城借一。
相比之下，還有少部分主和者，如哈利法克斯，雖同樣不認為德國真能在短期內佔領英倫三島，但在經過了深思熟慮後，仍認為有必要與德國媾和。原因即在於，這一派人士認為，如堅持抵抗，必然形成英國孤軍作戰的不利局面，等於是為他人做嫁衣。再者，波蘭的亡國，雖說是同盟陣營的一大損失，卻因此讓德蘇兩強成為鄰國，爆發衝突的可能大大提升。如能利用希特勒的親英心態，謀得短暫的和局，則大大有利於國際形勢的轉圜。法國的淪陷和英國的妥協，可讓希特勒無後顧之憂，全力東進。這就等於仍回到“禍水東引”的老路上。不要忘記，當年拿破崙戰爭不也是打打和和，前後經歷了多次反法同盟才終於取得勝利嗎？在當下這種困窘局面下，哪怕只是用和談拖延下時間，對英國也是彌足珍貴的，又為何不談呢？
對這一類人，丘吉爾則哀其算路（編注：算路，圍棋術語）一間未達。
鄰近性大國間的地緣關係，無外乎4種：面對面、背對面、背靠背、手牽手。
面對面者，即擴張方向相對，獵物處於二者之間，如獵物過強，尚可結盟於一時；獵物一旦消失，二者早晚必起衝突。
背對面者，擴張方向相同，但一國在前，一國在後，為“背”之一國，往往在收穫戰利品時佔據重大優勢。但為“面”之一國，則佔有黃雀在後的優勢，可以伺機背上插刀。此種情形下很難形成對等的聯盟關係，而更多的是形成一主一從的關係，否則就會引發衝突。
背靠背者，擴張方向相離，又能互通有無，最易於形成互補性聯盟。
至於手牽手，則屬於擴張方向相平行，只要能協調一致，仍可形成競爭性聯盟。
德國與蘇聯，在東歐存在面對面的衝突隱患。但如背對面，則德國不放心，如背靠背，蘇聯又不甘心。德國不放心是害怕蘇聯做在後之黃雀，等德國與英美兩敗俱傷之時，突然襲擊。蘇聯不甘心則在於，德國西進消滅英國後，將實現工業化歐洲的大一統，而蘇聯在遠東的擴張只能收穫落後的農業地帶。只怕不等蘇聯發展起來，就要先被德國兔死狗烹了。故而，蘇德聯盟要想穩固長久，只有開拓出第三個戰略方向，形成戰略手牽手。
回顧前一階段的歷史，蘇德聯盟能夠形成，固然有張伯倫未能充分離間蘇德關係的因素，與此同時還有另一個重大誘因，即綏靖略暴露了帝國的虛弱和畏戰，從而讓蘇德看到了聯手瓜分大英帝國的美好前景。只要這個前景存在，蘇德關係就可以維持聯合。如按照哈利法克斯的策略，等於繼續示弱，只能引發更大範圍內的瓜分行動。到時候，不僅蘇德聯盟，日本、意大利也會加入，從而形成四強手牽手南下，全面瓜分大英帝國的災難性局面 。
事實上，這個危機已經出現。墨索里尼已經磨刀霍霍，準備在希臘、埃及、蘇丹全面擴張，一舉變地中海為內湖，進而控制蘇伊士運河-紅海出海口。日本則緊急調整戰略部署，一面緩和對蘇關係，一面謀求自中國戰場進行戰略收縮，削尖了腦袋擠進瓜分大英帝國的行列。
因此，此時言和就是言降，必致生不如死，最終死路一條。只有堅決主戰，方能死裡求生。一旦消除掉瓜分大英帝國的願景，蘇德都將被迫改變擴張方向，東歐將成為點燃蘇德戰爭的導火索，手牽手一轉為面對面，兩強開戰就只是個時間問題了。至於意大利，胃口雖大，然牙口不好，不足為慮。日本雖然胃口、牙口俱佳，但西有中國苦撐待變以掣其肘，東有美國虎視眈眈以逼其腹，亦不足為慮。所可慮者，唯蘇德耳。只要能促成蘇德開戰，則大局逆轉，指顧間事。全球格局，又開一大新局面也。
所以，丘吉爾堅決反對議和，力主抗戰到底，苦撐待變。他要變英吉利海峽為一道堅強而充滿彈性的防線，將德國的戰爭機器彈回東線。同時，他還要用孤軍奮戰來挽回綏靖政策在國際上造成的負面影響，重塑大英帝國的道德形象。正如他日後在下院的發言：
“兩年或三年，時間並不算長，即使在我們短暫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長。而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當我們在從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業，有幸成了整個歐洲自由的唯一捍衛者時，我們切不可因艱苦奮鬥度過這些歲月而有所抱怨或厭倦……通向勝利的道路或許不像我們所估計的那樣長。但是，我們沒有權利去指靠這一點。這條道路，長也罷，短也罷，崎嶇也罷，平坦也罷，我們一定要走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