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穿越回大宋的改革家，宋朝官場唯一的“清流”，卻被他人汙衊為“泥石流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社會治理同樣是這個道理，只有源源不斷的給社會注入新鮮的、健康的“水”，社會才會有生機，才能不斷髮展。
王安石好似北宋的一股清流，一心想“治病救人、為民造福”，卻被汙衊千年。每讀《宋史王安石傳》，讓人扼腕憤慨，像王安石這樣心懷天下、道德高尚、文章千古、強國為民的能臣幹吏，竟然被《宋史》汙衊成一個專權亂政、攻訐同僚、不擇手段的小人，甚至把北宋的滅亡都安在他的頭上。
宋朝自趙匡胤立國至宋仁宗慶曆三年，已經走過82年，用歲幣換和平的恥辱感只存在於少數人心中，大多數人已欣然接受，“官多、兵多、費多”如壓在大宋身上的巨石，讓大宋難以大步向前，自宋真宗澶淵之盟以來社會上腐敗、奢侈、享樂之風盛行。一些有時之士，看在眼裡，急在心裡。
范仲淹、韓琦、富弼擼起袖子準備大幹一場，準備讓大宋的官員和社會“出出汗、洗洗澡”，可熱身運動還沒做完，短短的幾個月，朝堂上到處都是發對聲音，隨著范仲淹、韓琦的外放，改革也就不了了之。
范仲淹的改革僅涉及十項內容，不過是想加強對官員的考核、任免，對於農業、稅收、軍隊更談不上改革，但官員們便開始汙衊范仲淹借改革搞"朋黨"。
被趕超朝廷的范仲淹，懷著失落的心情寫下《岳陽樓記》，表達自己“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的心情。
改革太難，大多數人只是想著自己的日子，沒有人去考慮大宋的前途，但總要有人站出來。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來京述職時，寫下《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兩年後又寫下《上時政疏》，表達變法圖強的意願，這兩份奏章也是王安石後來主持變法的施政綱領，核心觀點如下：
一、依法治國，加強制度建設。
二、人民富裕國家才能富裕，發展國民經濟才能改善國家財政。
三、懲戒奢侈浮靡風氣，改造社會風氣，造就人才。
四、強軍才能強國。
仁宗皇帝年高體弱，沒有開拓進取的精神，只想安度晚年，王安石的主張沒有被採納。之後，王安石母親去世，他回南京守喪，宋仁宗去世了，宋英宗繼位，朝廷多次讓他出來當官，他都拒絕了。
1042年，年僅21歲的王安石金榜題名，位居二甲第四名，此後一直在基層為官，豐富的基層經歷讓王安石特別瞭解民間疾苦，他愛民勤政、政績斐然，按照宋朝慣例，進士出生的官員外放三年就可以回京任“館閣”之臣：就是坐辦公室，起草文件、寫寫調研報告、校對文字等，工作清閒，但職位高、待遇好。所以，古代人人都想做京官，外出做官就認為被貶了。
恰恰相反，王安石放棄回京當官的機會，願意繼續留在地方做事情。因為他幹得太好了，宰相文彥博就向皇帝舉薦他，想把王安石做個典型，提拔重用他，但王安石直接決絕了，他的理由是越級提拔會帶壞升職風氣。
宋英宗福大命不大，因為宋仁宗沒兒子，他好不容易撿了個皇位，坐了4年就去世了。1066年，20歲的神宗繼位，他是宋朝除太祖、太宗外，唯一有創業精神的皇帝，不甘心給遼國和西夏繳歲幣，想改變這積貧積弱的局面，想要變法，想要富國強兵。
神宗繼位後便設置了53個府庫，積攢錢糧，對宰相文彥博說：“國家養兵禦敵，不能沒有富餘的錢糧。”
王安石在仁宗朝想幹的事，在神宗朝有可能，兩個都想幹事創業的人遇到了一起，相見恨晚，一拍即合。王安石變法前再三對神宗強調：“不沉迷於聲色，不玩物喪志，然後才能集中精神；能集中精神，然後才能明白道理；能明白道理，然後才能對人有所瞭解。”希望神宗能初心不改，堅定的支持他。
想要圖強，必須要自律，必須要堅持。
王安石就是一個很自律的人，他不修邊幅，不思享樂，甚至有點刻板無趣。
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
王安石很節儉，不注重生活上的享受，不愛華衣貴服，甚至有點不講衛生，臉髒了、衣服髒了也不及時洗，不愛洗澡，身上都長蝨子了。有次，王安石面見宋神宗，正在畢恭畢敬地回答問題時，一隻蝨子從他內衣爬出來，爬到他的鬍鬚裡，蝨子隨著鬍鬚抖動，皇帝看到後忍俊不禁，王安石卻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的形象與文質彬彬、謙謙有禮的士大夫形象格格不入。
據《聞見前錄》記載：他的夫人吳氏，曾為他買了個小妾。安石見後，問她：“你是做什麼的女子？”小妾回答：“夫人讓我在您的身邊侍奉您。”安石又問：“你是誰家的女子？”小妾說：“我的丈夫運送軍糧出了差錯，家資全被沒收，還不夠償還，便又把我賣了來賠償。”安石神色嚴肅地問：“夫人用多少錢把你買來的？”小妾說：“九十萬。”於是，安石便派人去把她的丈夫叫來，讓他領回自己的妻子，那九十萬錢全賜給了他。
正是因為王安石為官的初心不是為了追求富貴的人生，神宗選擇了王安石變法，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他成為執政，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次年，他升任宰相，全面開始變法，1071年又改革科舉制度，注意學校對人才的培養，考公務員不再以文章優劣為準，而注重經世致用的學問。
現代任何國家都必須重視兩件事，一是財政，二是國防。王安石的改革目的就在於全面振興財政和國防。
制置三司條例司，實際上是領導辦法的總機構，負責制定制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個財政部門的管理條例。財政是一個國家的根本，王安石主持制置三司條例司具體工作，可見宋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與器重。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遏制土地兼併，幫助窮人致富，讓國家合理分配資源，實現國繁榮富強。
青苗法，就是春天農民以青苗做抵押，國家將錢糧貸給困難戶，讓苦難戶發展生產，到秋天將貸款收回，並收取兩分的利息，遇到荒年可以延續到下一年，國家在災年低價售糧，豐年又高價回收糧。青苗法避免了農民借高利貸、擼貸款，避免了地方豪強對農民的盤剝，就像現在的助農貸款一樣。
就是這樣一項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司馬光、範純仁、蘇澈等大部分朝中官員都反對，說王安石“與民奪利”，幫助皇帝搜刮民脂民膏，司馬光還三次寫信批評王安石。兩分的利息，是當時最低的利息，剛剛夠行政成本，可這項政策嚴重損害了大地主階級放高利的利益。
為了減輕財政壓力，王安石首創預算開支，裁剪各級政府不必要的開支約百分之四十，這百分之四十是各級官僚的小金庫，所以，他幾乎得罪了所有當官的。
北宋大量低素質的軍隊讓國家苦不堪言，英宗時擁兵一百一十六萬多，王安石一面積極裁撤軍隊，一面提高軍隊戰鬥力，到熙年間軍隊人員大概五十六萬多。王安石對軍隊的銳意改革換取河湟之戰的勝利，北宋收復了自唐中葉丟失的河湟地區，是宋代未曾有過的光輝。那些發對王安石的人，說他裁撤軍隊會引發兵變，司馬光執政後幾乎廢除了所有新法，甚至要放棄河湟之地。
隨著變法的深入權貴、官僚對王安石的痛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可他已久埋頭工作，不計榮辱得失，他就像一個孤獨的英雄，所做的事情與他的時代格格不入，除了年輕的皇帝其他人都不理解他。
他完全靠著一顆愛國憂民心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去變法，正如他在《遊褒禪山記》中所說：“做任何事都要儘自己最大的努力，無論成功與失敗，盡吾志才能無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