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被砍傷84天后陶勇醫生出院，“現在想起來還是後怕”
北京青年報
視頻中的陶勇，穿著睡衣，左手帶著復健支具坐在沙發上，頭髮短短的，看上去精神狀態不錯。4月13日，在傷害事件發生整整84天后，陶勇終於出院了。
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的時候，陶勇一直在用右手活動著左手上的復健支具。目前他的左手還沒知覺，日常生活也非常不便，全天24小時、無論做任何事情都要戴著支具，“一開始有點不太適應，但是很快就過渡過來了。”
這是陶勇出院後，首次接受媒體的採訪，他也首次公開袒露了受傷後的心路歷程。陶勇告訴北青報記者，他的左手很難恢復到原來那樣，三個月是最佳康復期，現在主要恢復期已經過去了。
陶勇，北京朝陽醫院眼科副主任，從江西考入北大醫學部，師從眼科權威黎曉新教授，35歲即升任副主任醫師，多年來專攻葡萄膜炎的治療。
2020年1月20日，陶勇醫生在出門診時，被診治過的患者崔某砍傷，造成左手骨折、神經肌肉血管斷裂、顱骨外傷、枕骨骨折、失血 1500 毫升。
在近3個月的時間中，陶勇自稱“經歷了人生當中最黑暗、最沮喪的時刻” ，儘管他清醒後得知兇手身份時“很驚訝”，也想不通是為什麼。
時間過去這麼久，也沒有等到崔某或其家人的道歉，陶勇直言，從法律層面來說，他要求嚴懲兇手，“不把自己埋在仇恨之中，不代表我可以寬容他、諒解他。否則這也是對其他醫務工作者的道德綁架。”
陶勇告訴北青報記者，如果能再次見到崔某，他會告訴其在治療他的過程中，大家付出了很多。“我覺得我有義務讓他知道，我們在給他治療的整個過程中沒有害他，希望他能良心發現，從醫生的角度來講，我希望能傳遞更多的正能量。”
受傷前的陶勇被患者稱為“萬里挑一的人”，因為他熱情、有技術，又經常為患者著想，他和曾經的很多病人都成為了朋友，至今還有聯繫。
在得知他受傷後，這些病人和家屬都在第一時間給他發來了微信，甚至有病人家屬要將自己的手捐給他，這所有的善意都讓他心懷感激，“人的一生有時候會遇到打擊、災難和坎坷，但是也會有很多陽光、雨露和支持，所以我很感恩。”
此次的傷害，讓陶勇心有餘悸，也很後怕，因為差一點就“命喪黃泉”。他說如果還能再次返回手術檯，那麼首先要做的是學會保護自己，這樣才能更好地去幫助病人，“對於醫生來說，既要有菩薩心腸，也要有金剛護法。”
傷醫事件的頻繁發生，讓立法加快了進程。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對《北京市醫院安全秩序管理規定（草案）》進行一審。草案中提出，醫務人員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脅時，可以採取避險保護措施，迴避對就診人員的診療。在陶勇看來，安檢的確可能是目前降低惡性傷醫事件最可行的辦法。
關於康復 重回手術檯並不樂觀
北青報：您身體恢復的情況如何？大家都很期望您能重回手術檯。
陶勇：現在我的手在被動狀態的時候還算柔軟，如果拿右手去掰左手，是可以掰開的，可以說關節的僵硬程度改變了不少，一開始左手就像“雞爪子”一樣，硬邦邦的。
但是目前來說，主動的運動狀態下還是不太行，左手幾乎沒有任何知覺。
是否能重回手術檯，以現在的情況來看並不樂觀。因為當時左手的神經兩處被砍斷，重新長起來是非常困難的。比較麻煩的是，我現在正常生活非常不方便，比如自己沒辦法穿衣服，沒辦法擰毛巾洗臉，因為這些事情靠一隻手是沒辦法完成的。在醫院的時候有護工來幫忙做這些事情，回家之後只能家人幫忙了。
北青報：您曾經說，這段時間，是您人生中最黑暗、最沮喪的時候。從醫生變成了患者，您是如何適應這種變化的？
陶勇：我其實不是一個喜歡抱怨的人。本身我遇到事情的時候，就喜歡往好處想，不喜歡往壞處想。之前我出診看病人的時候，也會盡量引導病人往好的方面去想。
當然每個人在面臨疾病和打擊的時候，表現是不盡相同的。比如得癌症這件事情，很多人會怨天尤人，總是在想，這麼小概率的事件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我又沒做過壞事，為什麼會是我呢，然後情緒上就是各種焦慮和擔憂。
但也有人會樂觀面對，覺得病了就病了。我曾經看到過一則新聞，兩個人都得了癌症，第一個人心裡沒負擔，覺得面對就好，情緒好，該吃吃、該喝喝，很長時間之後也沒事；另一個人就不行，心情不好，整天埋怨來、埋怨去，天天吵鬧，結果腫瘤沒把他殺死，自己把自己吵死了。
所以說，心態很重要。我覺得在面對疾病和傷痛的時候，一定要有好心態。我當大夫這麼多年，勸別人勸了無數次，輪到自己的時候，我就覺得，或許是勸人把自己的內心也勸強大了。
現在事情既然發生了，就樂觀面對吧。反正手術成功了，神經肌肉血管都接上了，最終能長成什麼樣就什麼樣吧。今後做不了手術也沒關係，傷的是左手，我的右手還可以，還能拿筷子吃飯，還能夠做很多事情。
北青報：在這段時間裡，您心情最灰暗的是什麼時候？會有覺得無法忍受的時候嗎？
陶勇：應該是事情發生後的第一個星期。因為那幾天是最難受的，怎麼待著都不舒服，當時還有腦水腫、腦出血，頭也特別疼，怎麼都不舒服。加上要輸很多液體，手上，胳膊上，來回扎針。
這一個星期是肉體上最痛苦的時候。痛苦到我都顧不上心裡的想法。每天在病床上翻來覆去，難受，難受，就是難受，頭也疼，身體也不舒服，手上還打著石膏，左手又沒有知覺，哪裡都難受。
無法忍受的時候倒沒有，一般情況下還是忍一忍就能過去。忍不了如何，也不能咬舌自盡，人總是要能忍受得了倒黴的。不過這一個星期之後，就慢慢沒那麼難受了，腦水腫下去了，腦部出血也被吸收了。
關於工作 每個人內心中都有自己牽掛的東西
北青報：在您清醒過來後，您曾經口述一首詩——《心中的夢》，說即使以後不能再重返手術檯了，也想組織一群盲童進行巡演，讓他們賺錢養家。這是否是您對於未來的規劃？或者是您情緒的一種宣洩？
陶勇：在這段時間，我確實沒有天天想著受傷這件事，也沒有整天擔心最終我能恢復成什麼樣，說實話，我想的更多的還是沒受傷之前的事情。
原來我治好的那些失明兒童，在我受傷後，他們的家長都通過微信向我表達了關心。這些盲童，包括他們的家長，我們都交往了多年，有家長給我發微信說，要把他的手捐給我。還有一些給我轉錢，但其實他們的家中條件特別差，1000塊錢對於我們來說，可能沒什麼，但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很大的一筆錢。錢我肯定不要，但我真的很感動。
我花了這麼多精力和時間，我的青春全都放在了眼科事業上，但他們的舉動讓我覺得值得。他們把我當成家人，所以我也想能幫助他們做些什麼，對於這些視力不好的孩子來說，醫療技術可能已經幫不了他們什麼了。我很擔心孩子們，所以就寫過這首《心中的夢》。
我想，如果自己的手今後不能做手術了，就做一些公益活動。比如組織這些孩子去巡演，講一些奮發激勵、與病魔勇敢做鬥爭的故事。用故事去賣錢，然後養活他們自己。我覺得人得病其實不可怕，怕的是失去社會屬性，如果未來他們能像正常孩子一樣，去工作，有生活來源，他們的父母就可以放心了。
就是說，每個人內心中都有自己牽掛的一些東西。
北青報：您剛才提到的這群兒童，有沒有令您印象最深刻的孩子？
陶勇：有一個跟我接觸時間最長的盲童，他的本名跟香港富商一樣，叫李嘉誠，後來他改名叫李天賜。他的眼睛長了惡性腫瘤，就去了我原來的單位北大人民醫院治療。
那是2003年吧，當時他的一隻眼睛就摘除了，那時候他才不到三歲。後來另一隻眼睛也發現有惡性腫瘤，當時想盡量保住他的眼睛，制定了各種治療方案。我們也一直在儘量給他家省錢，大家還自發給他壓歲錢，給他買奶粉等。
現在過去十幾年了，這名盲童的家長一直和我保持聯繫。他家很窮，但是知道我被砍傷的事情之後，從微信上給我轉1000塊錢。我知道這些錢對不少人來說，可能並不算什麼。但對於這名盲童的家庭來說，可能就是兩個月的生活費。
這1000塊，我沒有收。在我看來，很多真摯的感情，跟錢無關，它就是一種表達。我覺得在他們內心深處，可能已經把我當成他們生命中的一份子。現在這個孩子很陽光，因為當初醫護人員沒有因為他家貧窮而放棄治療他，也沒有歧視他，所以儘管窮，但孩子很開朗，也不自卑。
人的一生有時候會遇到打擊、災難和坎坷，但是也會有很多陽光、雨露和支持，所以我很感恩。
北青報：如果按照時間點來看的話，您那會應該剛成為一名醫生，這件事情是否對您的從醫之路有比較積極的影響？
陶勇：其實那個時候我還只是研究生，但也從事了部分臨床工作，因為我們已經有醫師證了。我經常說患者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因為從患者身上能學到很多人性的堅強，所以儘管這個疾病是慢性病且折磨人，但從他們不屈不撓的精神上，就會受到很大的鼓舞。
北青報：您曾經最高一天做86臺手術，能和大家說一下那是怎樣一個工作節奏嗎？為什麼要那麼拼？
陶勇：這是七八年前，在河南南陽“健康快車”基地的時候，當年的患者都是當地比較窮困的，好不容易有這樣一次做手術機會，我就想能多做一臺是一臺，也能讓更多的人復明。對於眼科手術來說，配合的好，一天上百臺手術還是能完成的。
關於受傷 現在仍後怕 但已經能正視它了
北青報：關於您受傷的事情，您現在是否能夠平靜的回憶這件事情？當時您正在做什麼？
陶勇：很恐怖，現在想起來還是後怕，因為確實差一點點，我就命喪黃泉了。但是這麼多天過去了，我已經能夠正視這件事了。
當天是我出門診，正在給病人看病。我給病人看病的時候比較專心，因為來找我的都是那種病情比較複雜的疑難病人，所以每次我的注意力都會高度集中。
現在回想，我當時眼角的餘光注意到有個人偷偷走到了我的身後，但我沒想太多，也沒在意，更不用說提高警惕性了。突然，我感覺我的頭上被砸了一下，我下意識用左手去擋了一下，然後趕緊往樓下跑。之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情況了。
北青報：當時是完全沒有想到會是這種情況，對嗎？
陶勇：對，其實有時候醫院病人多的時候，就醫秩序不是很好，所以有時候你很難注意到某一個人，也很難注意到某一個人想要幹什麼。
北青報：您是大概什麼時候知道行兇這個人是他？內心中會不會覺得有點不公平？
陶勇：過了兩天才知道，那會兒的情況很混亂，我只記得他一直在我背後。知道他是兇手後，我很驚訝。也不明白為什麼，因為手術沒做壞，眼睛也保住了，我感慨說世事無常，如果沒有盡心盡力替他保住眼睛，保住視力，他不也就沒視力來殺我了嗎？就覺得有點滑稽，有點荒誕。
不公平倒沒覺得，我一直認為這個世界上什麼人都有。忘恩負義的人很多，只不過他比較極端。在這一點我真沒什麼想不開的。
北青報：作為病人，您印象當中的崔某是什麼樣的人？
陶勇：他比較內向，不怎麼愛說話。就是你和他說手術成功了，他也很漠然，沒有任何話，沒有表情，也沒有什麼回應。
我記得，手術之後，第二天覆查完，他問“能完全恢復正常嗎？”我說情況這麼嚴重，完全恢復正常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保住眼睛，也能保住一定的視力。當時他已經在我們科別的大夫那邊，治療了一年，做過兩三次手術了。我們當時知道他是懷柔的農民，考慮到這個情況，別的大夫帶他過來找我複查的時候，也沒讓他掛號，也沒收費，然後打激光也沒收錢。
即使如此，他見到我之後也還是沒有一句話。你問我對他的印象，我就覺得他是一個沒什麼話的人。
北青報：您在給他做手術時，自己的身體好像也不是太好。當時是什麼情況？
陶勇：三年前，我的腰受傷做過手術，當時打了釘子，後來釘子取出來了。我坐久了，其實很難受，但他眼睛的情況特別複雜，我覺得來找我的病人，大多還是抱著最後一線希望的，所以我輕易不會放棄。他的手術做了兩個多小時，最後成功了。
北青報：崔某和他的家人後來給您道過歉嗎？
陶勇：沒有，他沒有，他的家人也沒有。沒有通過任何渠道來給我道歉。不知道他有沒有家人，我聽同事說，最初他看病的時候，還有人陪，後來也沒人陪他了。其實，如果他通情達理，就會有愧疚的心，那他肯定幹不出這事來。
北青報：如果再見到崔某，你會對他說什麼？
陶勇：作為一名醫生，如果真的有機會見到他，我會讓他看一下我腰上的傷，然後告訴他，我們在救治他的過程中，付出了很多。包括我個人的努力，包括我們幫他減少費用等，至於能不能感動他，那是我無法把握的。
但我覺得我有義務讓他知道，我們在給他治療的整個過程中沒有害他，希望他能良心發現，畢竟從醫生的角度來講，我希望能傳遞更多的正能量。
但從法律層面來說，我要求嚴懲兇手。我不把自己埋仇恨之中，不代表我可以寬容他、可以諒解他。否則這也是對其他醫務工作者的道德綁架。
關於心態 家人的堅強和鼓勵 讓我更加樂觀包容
陶勇：我覺得這跟幾點因素有關係。有一句古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個人比較喜歡看勵志或者正能量的作品。例如北大學者季羨林教授，他就有本書叫《牛棚雜藝》，講述了他自己的苦難史。我常常會想，如果我是季羨林教授，我能挺過那段日子嗎？
我是從江西南城建昌鎮出來的，我一直認為，如果接受信息少，很可能會變得狹隘和偏執。剛來北京的時候，我的寬容度和理解力沒有現在好。但我在北京上學生活工作，又去過世界上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在我看來，行萬里路，對提升一個人的包容度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世界是多樣性的。
當然和原生家庭的環境也有關。這次受傷，我爸為了鼓勵我，講了一件他小時候的事情。有一次，他去砍柴，不小心傷到了小腿，當時骨頭都露了出來。周圍沒有能幫助他的人和東西，於是他自己就簡單包紮一下，忍著疼，一瘸一拐地走30里路回了家。
聽完之後，我就覺得跟我爸小時候比，我是不是還好點？我在醫院受了傷，馬上有人搶救，不像我爸，是自己一個人走30里路回的家。所以說，家人的堅強和鼓勵，也是讓我更加樂觀、更加包容的重要原因。
北青報：受傷之後，您爸爸第一時間趕到醫院，當時就提出了應該在醫院設立安檢。3月26號，北京市的第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的審議了《北京市醫院安全秩序管理規定（草案）》，裡面特別提到了醫院要建立安檢制度，並明確了醫生迴避原則，對此，您怎麼看？
陶勇：我覺得安檢可能是目前降低惡性傷醫事件最可行的辦法。至於後面要怎麼去改善醫患關係，確實需要長期的過程。
現在有少部分患者，會利用醫院息事寧人的心態，把投訴和醫患糾紛當成牟利的手段。如果我們能建立社會信用評價體系，讓這種想從事破壞規則並謀取利益的少部分人，在未來就業或者在他們檔案上有相關記錄，在他們的信用評分中也能夠得到體現，那這些人可能就不會再去破壞規則。
社會環境好了，就醫環境也會好。比如醫院裡，如果嚷嚷的聲高就能插隊，剩下沒有一個人會好好排隊，為什麼？誰嚷嚷聲大誰得利益。那麼如果有相關評價體系，那就意味著，他出了門，就有人知道他是誰。
當然這需要長期的過程。眼下亟待解決就是，減少惡性傷醫事件發生，安檢的確是目前解決問題比較好的方法。我覺得如果能夠讓大家看到傷醫是會受到嚴懲的，才可能會起到震懾作用，否則整個醫療秩序會更混亂。
對於醫生來說，既要有菩薩心腸，也要有金剛護法。如果我還能再次返回手術檯，那麼我首先要做的是學會保護自己，只有保護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幫助病人。
北青報：您有過放棄醫生這份職業的想法嗎？或者說放棄公立醫院，去私立醫院工作？
陶勇：我覺得在現有醫療投入不夠的情況下，醫生護士的待遇普遍偏低，所以國家已經開始推行多點執業，像我們就可以“兩條腿”走路。能去私立醫院為一些人服務，收入也主要在這一部分體現，在公立醫院更多的就是奉獻，因為不掙錢，我覺得這是合理和平衡的。
但完全放棄公立，我沒想過，因為我覺得人生的選擇沒有標準答案，在私立醫院工作，可能環境好，會比較安逸，但我覺得就失去了人生追求的高度和學醫的意義。
在私立醫院，給患者做手術或者看病掙錢，更多的是一份職業，而不是一份事業。
但如果在公立醫院能夠看好疑難的、複雜的，本來都要放棄自己眼睛治療的患者，就會特別有成就感，你會覺得你有社會價值。
北青報：醫療界有句著名的話，“有時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但是作為患者，每一次就醫，都會希望自己以最快速度痊癒。那麼，這句話你作為一名醫生時怎麼理解的，當角色發生改變時，你作為患者，又是怎麼理解的？
陶勇：在這個事上，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錢的問題。從本質上來說，醫療本身確實具備著不可預知性，這點我認為跟上學很像。就像老師沒法保證你的孩子最好能上什麼大學，因為中間的可變因素太多。
但是涉及了錢，病人就就容易把這個事看成一件商品。也因為他花了很多錢，所以就轉不過這個彎。但我覺得可以讓真正的良心企業、一些好的民營醫院作為公立醫療的補充。
大夫可以出私家門診，這樣也能達到一個平衡。
北青報：家人對於這件事情是什麼態度，如果有一天孩子問起發生您身上的這件事情，您會怎麼和他說？
陶勇：家人對我還是鼓勵和安慰居多。至於孩子，現在才二年級，對這些事情還沒有概念，家裡人只告訴他爸爸生病住院了，他也沒有想太多。
如果他問我這件事情，那要看他當時的年齡，如果成年了，那就正常說。我覺得這個社會既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惡，善惡都在人心之中。就看你怎麼去引導。對於孩子來說，我會告訴他這個世界，不是那麼單純美好，但也不是那麼的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