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人之后的除夕，一直是到婆婆家过的。一年又一年，看着公公、婆婆从健壮变成老迈，家庭角色也从一言九鼎边缘到了对我们言听计从，除了慨叹岁月无情外，心里也慢慢慢慢装满了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精彩、坎坷、蹉跎、无奈、遗憾、悲喜交加、毁誉交集。情感复杂、滋味繁复，是因为他们经历独特。像我公公、婆婆，1949年大学毕业，好好地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教书，1956年，国家一声令下他们就义无反顾地支内去了安徽，因为反右、文革等等，他们在安徽境内腾挪了数个地方，50岁以后总算安居在苏州得以安度晚年——这其中拈出任何一小段，都会令人或者唏嘘或者感伤或者欢喜或者……
为长者讳，我从没有用文字记录过他们的故事，可是，今年过年在家庭饭桌上听到的故事以及饭桌下读到的一封信，让我为他们疼痛不已。
很多年前，我们在异地伯伯、阿姨的家里拜见过他们夫妇，彼时，在我们的眼里他们相亲相爱，夫唱妇随地给我们做了一顿颇具地方色彩的晚餐后，伯伯还从冰箱里捧出一个铝饭盒一定要我们尝尝他自制的冰激凌。甚至，在看到我们买了一个瓷做的小房子而不是餐具时，伯伯还笑着批评我们年轻不会过日子。可见，“过日子”这个词在彼时的伯伯那里，是能够掌控的岁月。
突然间，就听说伯伯和阿姨分居了。我推算了一下，当时他们都已经年过七旬了。不要说10年前了，哪怕今天，“分居”都是一个只适用于中青年夫妻的词，他们夫妻做了40余年分居了，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次新年里在婆婆家读到的一封伯伯来信，我才明白，他们的分居不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而是纠结于一个“爱”字。
信里，伯伯说他被所有的人误解了，老同学、老朋友、儿女。这些人因为他搬离了家而错怪他在残破的婚姻中起了始作俑者的作用，于是纷纷要求他向阿姨下跪道歉。可是，又有谁能懂得他才是一个受害者。因为对方是个女人，会用眼泪和诉说赢得别人的同情，事实上，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许多人与她站在了一起，“你（我公公），我的老同学和多年的老朋友，千里迢迢到我这里来看我，就是因为听了她的诉说，竟然不辞而别，害得我三天三夜不能入眠，想她到底跟你说了什么竟然让你弃我这个老朋友不顾。”
伯伯的文字形式非常古典内容非常现代，让我不明白：多少对夫妻不是在凑合中打发年月的？等到白发苍苍的时候以亲人的模式兑现着一句民间俗语“老伴老伴老来伴”。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年过七旬后不得不劳燕分飞？谁都揣度不到他们婚姻触礁的实质，采用我公公、婆婆的理解，就是伯伯一辈子主宰着与阿姨的婚姻生活，等到退休的那一天，阿姨凭借自己的资历赢得了离休的身份，而伯伯只能光荣退休，这种差异，从工资到身份认同，让伯伯体验着天上人间的差别，于是，他开始在家里寻衅。
阿姨喜欢唱歌，离休后加入了社区的合唱团。既然是合唱团，就会有演出，有演出，自然会被要求穿得漂亮些，脸上敷些薄彩唇上涂些口红。这就成了家庭纷争的导火索。我却以为这是他们婚姻爆发危机的一个触点，而之所以会在这个触点上爆发，是因为他们之间长年矛盾积累形成的“势能”达到顶点。
公公和婆婆当然不能接受我的分析，他们是同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伯伯是怎样爱恋阿姨的，并被不知道怎么向阿姨表白的苦恼折磨着。公公、婆婆还为伯伯出谋划策过，“我们好不容易想出一个好办法要传授给他，没有想到他们已经暗地里好上了。”说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段往事，婆婆脸上的笑容怡然又动人。
可不是吗？1949年就完成了高等学校教育的他们，是彼时的天之骄子，因此，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自由恋爱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婚姻状况。当然，不是所有的自由恋爱都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自由恋爱的婚姻也有出岔子的，这时可以选择离婚，可是，过于革命的教育，让他们即便是苦不堪言也要将婚姻维持到底。就是伯伯和阿姨，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衣不蔽体的地步，谁要是跟他们提“离婚”这个词，他们一定会瞪你一眼。
过于革命的教育，伤害他们的，不仅仅在婚姻上，而是遍布他们生活的角角落落。像我公公、婆婆，一辈子为响应号召在路上迁徙，直到70岁以后才有了现在这个装饰了地板和厨具、卫浴的家，家里才有了成套的家具。表面的东西是可以武断地推广给他们的，可他们内心固有意识形态，却是无法改变的， 比如，他们不讲究衣着，饮食随便，可以将黄瓜、黑木耳、鸡蛋、肉片等等手边能拿到的食材混成大锅炒，可以将排骨汤煮成清汤寡水，更可以将粥烧成米和水分离着。以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在1940年代考上闻名遐迩的大学，就打扮不了自己喂好自己的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年逾80都不能接受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努力工作是为了好好生活，这好好生活包含靓丽的衣装、可口的美食、舒适的住所，以及看遍世界美景的希冀。
由此，本文的标题确切的解释，是过于革命的教育歪曲了他们的生活道路，又怎么会教他们将爱情进行到底变成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