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方面多的学者作传的方法
许多大学者有好几方面，而且各方面都很重要；对于这种人，亦应当平均叙述。譬如清儒记载戴东原的很多，段玉裁作《年谱》，洪滂作《行状》，王昶作《墓志铭》，钱大昕作《墓志铭》，阮元作《儒林传稿》，凌廷堪作《行状》，这些都是很了不得的人；我们把他们的作品来比较，可以看出哪一个作得好，如何才能把戴东原整个人格完全写出。
我们看，段玉裁虽是亲门生，但《东原年谱》是晚年所作，许多事迹，记不清楚。王、钱、阮、凌诸人，或者关系很浅，或者相知不深，大半是模糊影响的话，惟有洪滂的《行状》，作得很好。但现在所存的，已经不是原文，被人删去不少。原文全录东原《答彭进士允初书》，时人皆不谓然，朱筠且力主删去，东原家人只好删去了。其实此书，自述著《孟子字义疏证》之意，在建设一己哲学的基础，关系极其重要。洪滂能赏识而余人不能，这不是艺术的关系，乃是见识的关系。其余几家只在声音、训诂、天文、算术方面着眼，以为是东原的绝学。东原的哲学的见解，足以自树一帜，他们却不认识，并且认为东原的弱点。比较上凌廷堪还稍微说了几句，旁的人一句亦不讲。假使东原原文丧失，我们专看王、钱、段、阮诸人著作，根本上就不能了解东原了。所以列传真不易作，一方面要史识，一方面要史才。欲得篇篇都好，除非个个了解。
但是无论何人不能如此渊博，要我在《清史》中作《戴东原传》，把他所有著作看完，尚可作得清楚。要我作恽南田（大画家）传，我简直没有法子。因为我对于绘画一道，完全是外行。想把恽传作好，至少能够了解南田如像了解东原一样。所以作列传不可野心太大，篇篇都想作得好：顶好专作一门，学文学的人作文学家的列传，学哲学的人作哲学家的列传，再把前人作的拿来比较一下，可以知道为某种人作传应该注重哪几点，作时就不会太偏了。即如《戴东原传》，前两年北平开戴氏百年纪念会，我曾作过一篇，因为很匆忙，不算作得好，但可以作为研究的模范。我那篇传，就是根据段、洪、王、钱、阮、凌几家的作品。因为叙述平均，至少可以看出东原的真相以及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后来居上，自然比洪滂的《行状》还好一点。不过洪作虽非全璧，亦能看出东原一部分真相来，已经就很难了。作传要认清注重之点。不错，戴东原是一个学者；但是在学问方面，是他的声音训诂好呢，还是他的义理之学好，没有眼光的人一定分辨不出来。我以为东原方面虽多，义理之学是他的菁萃，不可不讲。王钱诸人的著作没有提到，这是他们失察的地方。
（五）为有关系的两人作传的方法
两个人同作一件事，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应当合传，不必强分。前面讲《贾生列传》，《汉书》比《史记》好。但是《韩信列传》，《汉书》实在不高明。班孟坚另外立一个《蒯通传》，把他游说韩信的话放在里边。蒯通本来只是配角，韩信才是主角。韩信的传，除了蒯通的话，旁的不见精彩。蒯通的传，除了韩信的话，旁的更无可说。《汉书》勉强把他二人分开，配角固然无所附丽，主角亦显得单调孤独了。这种眼光，孟坚未始不曾见到，或者因为他先作《韩信传》，后来才作《蒯通传》，既作《蒯通传》，不得不割裂《韩信传》，这样一来，便弄得两面不讨好了。两个人同作一件事，两人又都有独立作传的价值，这种地方，就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为适当。《明史》左光斗同史可法两个人都有列传，两人都有价值。史是左的门生，年轻时很受他的赏识；后来左光斗被魏忠贤所陷，系在狱中，史可法冒险去看他，他临死时又再去收他的尸。《明史》把这件事录在《史可法传》中，戴南山又把这件事录在《左光斗传》中。分在两书，并录无妨。同在一书，不应重见。比较起来以录在《左传》中为是。史可法人格伟大，不因为这件事情而加重。左光斗关系较轻，如无此事，不足以见其知人之明。所以在《史传》中，无大关系；在《左传》中，可以增加许多光彩。
（六）为许多人作传的方法 上次讲作专传以一个伟大人物作中心，许多有关系的人附属在里面。不必专传如此，列传亦可。因一个主要的，可以见许多次要的。这种作法，《史记》《汉书》都很多。作正史上的列传，篇数愈少愈好，可以归纳的最好就归纳起来。《史记》的《项羽本纪》，前半篇讲的项梁，中间讲的范增，后半篇才讲项羽自己。若是文章技术劣点，分为三篇传，三篇都作不好。太史公把他们混合起来，只作一篇，文章又省，事情又很清楚。这种地方，很可取法。还有许多人，不可以不见，可是又没有独立作传的价值，就可以附录在有关系的大人物传中。因为他们本来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衬主角；没有配角形容不出主角，写配角正是写主角。
这种技术，《史记》最是擅长。例如信陵君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觉得费力而且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这种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墨，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以外，别的人能够做到的很少。
